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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对过渡时代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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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对过渡时代总路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进展顺利。至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确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在扩展合营的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根据中央批示和会议的精神,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953年李维汉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

内容摘要:毛泽东结合我国的时代背景,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创造了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其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仍具有借鉴意义。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首先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并在全国人民中取得广泛的理解和拥护,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全面转向动员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阶段。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工业方面,上海市在进行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的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等方式,创造了工业企业合并和合营的经验。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市轻工业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工业有13个行业按行业或按产品实行公私合营。商业方面,1955年8月,北京市选择棉布业、百货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先后在绸布、百货等26个行业中对1019家商店实行联营并店,大大加快了改造进度。

○武汉私营工商业的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当时是“内忧外患”

关键词: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1953年6月至8月,党中央举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高岗、李富春分别作的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指出:我们在各个方面执行任务、检查工作和批判错误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毛泽东到会作了团结全党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的讲话。这次为期两个月的会议,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贯彻总路线的一次动员大会。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从全国情况看,到1955年6月底,全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家,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的58%。在商业方面,全国32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52%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占22%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就是说,已有3/4的商业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鉴于工业方面结合合并、淘汰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已获得经验,商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全行业统一合营的新经验,中央对资改造主管部门建议在工业和商业两方面都采用基本上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方针,以便为下一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基础。

○上海的同志反映,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向他们解释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应该明确起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9月8日至1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第四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和总结讲话。针对工商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疑虑,周恩来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步骤。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投机不垄断,以企业产品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他们的任务就是光荣的。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党中央一向把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部署。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专门论述了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明确提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跟着加快,争取早一些完成,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把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段,则更加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尤其是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毛泽东集中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过渡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把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外部联系推进到内部联系,从而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此加以学习和研究,对指导当前的改革发展仍具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谈话和周恩来的报告,减少了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思想疑虑。他们中间有的对“资本家现在有利润可得、将来有工作可做”表示满意;有的则形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表示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这种态度,代表了靠近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的工商界代表人物的进步倾向。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邀请工商界政治代表人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认清社会发展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针对工商界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的不安情绪,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申国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将给予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安排,继续实行逐步赎买政策,这样大家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勉励说,将来资本家的阶级成分要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毛泽东的讲话,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工商界人士不安的情绪,促使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公开宣传

  一、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10月23日,第一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根据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精神,大会主席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要为实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李维汉到会发表讲话,阐述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有关政策,尤其对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了具体说明。他指出: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就是他们的光明大道。大会于11月12日通过决议,郑重宣告接受和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会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工商界开展了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活动。由于过去几年来,多数私营工商业者从国家政策的扶植中得到利益,也经受了反对唯利是图行为的守法经营的教育,对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基本上是配合的,这是积极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最终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很多工商业者内心深处又是很矛盾的,多数中小资本家的态度是“随大流”。总之,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是在复杂的心态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但他们大都看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为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地参加到改造的高潮中来,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致开幕词,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改造,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会议听取了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以在旧社会的经历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的《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会议,是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动工商界人士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黄铸,时为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1957年至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国际反动势力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历史局面,毛泽东未雨绸缪,深入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出路问题。在认真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基础上,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不能一步到位,必须通过和平赎买,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引导他们进入社会主义。同时,毛泽东还学习借鉴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列宁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没收”和“赎买”两种策略,①这些做法为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1953年底开始,在工矿企业和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对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活动。11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学习、宣传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示》,要求务必使每一个职工和家属懂得,只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才能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工人阶级对实现这一伟大艰巨的历史任务,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响应总工会的号召,全国职工发扬工人阶级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忘我劳动把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努力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按照总工会的要求,私营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并协助其改善经营管理,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对资本家实行监督,使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引导资本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经过毛泽东出面做思想工作,以及全国工商联的全面动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将继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转变、逐步赎买的方针政策,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予政治上、工作上的妥善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民族资本家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促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采取较积极配合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改造的形势。

我从1957年到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在此之前,我于1948年到西柏坡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1950年我到西安调查工商联问题,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提出利用工商联对私营工商业发挥列宁所说的统计和监督作用,受到李维汉同志的重视。其后我多次协助李维汉同志工作。如跟随他进行工商联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参加起草中央关于工商联问题的指示、工商联组织通则及其说明。我还多次参加李维汉同志对其他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其中1953年到上海等地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调查,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次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是李维汉同志对党的历史的一大贡献。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1949年3月毛泽东在广泛听取调研与讨论意见的基础上,集中了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在内的党的领导人智慧,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会议形式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五种经济成分之一。②在接下来1949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又通过《共同纲领》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提法,并对其概念和内涵作了解释,即:“一是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二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③

11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等多篇社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国家为什么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有什么关系等道理,使广大农民群众懂得为了支援国家搞工业化,就要多卖粮食给国家,而要多打粮食,必须组织起来。在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当中,各地党委轮训和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与农村干部一道,以读报座谈、放映电影幻灯、举办图片展览、演示拖拉机耕地、组织农民参观工厂矿山、请访问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劳动模范作报告等多种形式,向农民讲解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好处。通过具体深入的宣传,广大农民踊跃表示拥护总路线。有的农民说,学了总路线,“脑筋开窍了,心眼也亮了”;“为了过更好的光景,实现工业化,一定要多卖余粮给国家。”各地农民普遍用售粮款买牲畜、添农具,增加生产投入。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爱国售粮和互助合作的热潮。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对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全面规划和部署。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他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方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转变为新式的资本主义。这个所谓“新式的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④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中南局又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⑤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进行了“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调查,并形成书面报告。⑥结合全面的实际调研情况,毛泽东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⑦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⑧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陈云在会上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在主要行业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为此,陈云提出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条意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在各个行业内部实行或大或小的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提高生产力并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推广定息的办法,把原来的“四马分肥”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资本家定额利息;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1953年四五月间,李维汉同志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调查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同志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等同志,我也是调查组成员之一。

  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⑨毛泽东认为,“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⑩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再次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1]至此,毛泽东关于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总方针的思想,已逐步成熟并完善起来。

《提纲》指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提纲》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决议》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1952年6月对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党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调查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维汉同志在出发前向我们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这次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二、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实践形式

按照中央批准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各级党组织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向政府机关、国营企业、中等以上学校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许多城市举行各种报告会,向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工作者宣传总路线。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强调工业方面个别合营的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全面改造的要求;商业方面只采用经销代销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客观形势的需要。只有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结合全行业的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才能把工业方面全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商业方面,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是对资本家零售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好的一种过渡形式。

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在武汉待了半个月,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大家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李维汉同志反映给中央。为此,李维汉同志于4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又形成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与政府之间等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武汉登记失业和求职的约8万人,估计今后还会不断增加。王任重同志和李雪峰同志都认为,如何使失业工人不出问题,是一个难题。他们指出,劳动就业登记和统一调配,行之过早,范围过宽,限制太死。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原非登记之过,但登记之后,他们就取得合法权利向政府要饭吃。登记的范围过宽,把应属社会救济范围以及一些家庭妇女也登记进来,扩大了失业队伍。再加上统一调配过死,使登记和调配成为谋生的惟一出路,原来可以自己找到出路的,都转向政府要求工作。他们还指出,武汉不适当地把季节工和临时工变成固定工人,一方面胀死小企业,另一方面使这些人在乡下失去分地的机会。应改变这种做法,允许季节工和临时工存在。不过,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的观点和认识,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首先,毛泽东总结了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地位,肯定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已成为新式的国家资主义经济,并含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根据就在于接受政府管理和工人监督,与国营经济相联系,有利于国家和工人;其次,毛泽东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改造私人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不仅为国家供给商品,满足城乡工业品的需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货源,还为国家积累资金,以上交税金的形式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还能够为国家训练经济管理干部发挥了作用;再次,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需要,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他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1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13]毛泽东还指出,“我国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加工定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区,例如东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经存在。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发展”。 [14]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依据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提出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中国具有直接借鉴意义。为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强调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的全面规划和部署,按照中央决议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势急速发展,很快在全国城市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60%~70%。国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原料、市场和金融命脉。上海人民银行行长谢寿天、工商局局长蔡北华等同志说,今天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上海机器制造业,只要国家加工订货停止,就要大部垮台;只要我们不配售铜料,就可以扼死37个行业。我们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最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经过讨论,我们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这些私营工厂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到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就与社会主义接近了。”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调查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同志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的作用。当然,在讨论中,对发展公私合营问题也曾经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个别同志认为发展公私合营不利于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上海调查之后,我们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国家资本主义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15]。在具体的矛盾处理方面,毛泽东赞同李维汉的报告《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中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16]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 [17]基于这点考虑,毛泽东将“利用、限制和改造”定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总方针。[18]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走的是合作的路线,合作的事业,既然是合作就不能强迫。为此,“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19]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并开导他们,“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 [20]

随着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的下发,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即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内容,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著作,要求全党通过系统地了解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并参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等重要文件,来加深理解和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央各国家机关,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领导机关高度重视这个学习活动,将党员干部分别编为高、中、初级组,集中一段时间认真学习掌握理论政策,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讨论研究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工业化事业的艰巨复杂性质、工农联盟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增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统一团结的意义的理解,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弄清有关工业化时期所要遇到的工农业产品不足等各种困难问题,认清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服从国家计划的必要性、重要性,艰苦奋斗和增产节约的意义,等等。各地的学习活动,在推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面取得很好成效。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毛泽东善于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时间节点,他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21]在1956年12月7日,他进一步指出,“定息拿多长的时间?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 [22]毛泽东还认为,“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这些人是主客不是陪客。当然,中小资本家也有作用,也要照顾”。 [23]毛泽东指出,“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24]工商联大会的代表中,中小资本家占多数。[25]毛泽东认为,如果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至少也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即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则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26]

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普及社会主义观念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学习活动。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苏联经验被看作是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彻底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现工业的国有化;就是在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等等。这些认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总的来看,这次学习和宣传活动最重要的是在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广大范围内,切实地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问题,明确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进而把党内外的思想认识基本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坚定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信心。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我们回到北京后,5月27日,李维汉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根据上海调查的成果,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报告还指出:“我们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的过渡形式,又有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的过渡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两种主要的过渡形式,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的私有生产的过渡形式。”

  在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根据《共同纲领》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和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原则,国家对私营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商业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双方实行外部合作,用签订合同等办法与国营经济建立联系,引导私营企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资料显示:在私营工业中,1950年,国家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品产值占私营企业产值的27%,1952年增至56%,1955年达到81.69%。在私营商业中,1955年全国共有私营零售商295.4万户,其中为国家经销代销的有70万户,占总户数的23.7%,占资本总额的35.9%。[27]在1950年至1956年期间,国民经济有了显著恢复和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586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农业、基本建设、文化教育事业也都发展很快。至此,新中国终于有效地将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实现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解放生产力、在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当时10个直辖市的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容易懂,对如何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块铁板,看成不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年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指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公私合营过去“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今后要年年发展。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三、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产物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主席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刘少奇同志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统战部主管(后因有不同意见,中央交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同志为全国党的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那么,上述这些巨大成就的背后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其原因应在于,毛泽东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中国新鲜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由于时代的限制未能变成现实。[28]列宁力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反抗乃至发动武装暴乱,也未能变成现实。直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继承和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政策思想,并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终于取得消灭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胜利。

  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同志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主席还派胡乔木同志来帮助。胡乔木同志对文件的结构提出了系统的意见,指出:首先要说明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即说明:第一,它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和改造。第二,它是人民国家的资本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不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联系,只能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因而产生了利用的可能。它又不同于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反革命,不能没收,也没收不了。胡乔木同志还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过去我们腾不出手来,没有多管,但很重要,应多做工作。要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就要把它纳入计划,而这又很复杂,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项工作拿起来。叙述如何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可分高、中、低级形式来说,由低到高,稳步地积极地进行。对于公私合营,应实行积极的方针。胡乔木同志强调,监督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中间阶段,要积极找出经验来,如劳资协商、增产节约委员会、派监督专员,都是可试验的方法。大批加工订货,不监督不行。草案稿写出一部分后,送给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把它送给毛主席,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主席找李维汉同志,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主席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产物,这一方面体现在毛泽东准确把握了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征,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29]毛泽东还指出,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30]他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31]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其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许涤新、郑新如同志和我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关于《意见》的题目,李维汉同志起初定为“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理由是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主席将“改组”改为“改造”。7月间,李维汉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精神。毛泽东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32]毛泽东也承认,“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33]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34]

  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

  事实上,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个创举。诚如毛泽东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也正是得益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顺利解决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最后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既符合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又避免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并对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党中央、毛主席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同志向毛主席建议,委任李维汉同志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同志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同志任副主任,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下专司对资改造工作。

  四、结论与若干启示

  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

1953年10月至11月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同志在会上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个讲话也是由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的。讲话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由于李维汉同志的这个讲话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会前,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李维汉同志的讲话稿,并亲笔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主席还对会议的开法作了重要指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生事物,要大喊大叫。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融时代性、开明性、科学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虽然受当时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局限,毛泽东的某些思想观点,还带有时代的痕迹。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价值光辉,其现实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

  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

李维汉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之后,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同志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资本家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如有人说,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人提出,是过文昭关,还是过武昭关?有人发牢骚,说人家有枪杆子,不合营也得合营,小偷进法院,无理可说,等等。各种具体利益也都提了出来。

  一是要实事求是,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和处理问题时尊重客观规律,注重从实际出发,这些在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均有体现。二是要独立自主,理论自信,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善于独立思考,善于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深刻分析和反思借鉴,他认为不顾实际国情的区别,简单复制别国模式,无疑是取乱之道。三是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人民。他深深地认识到,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集中民智,才能取得各项事业的胜利。四是善用辩证思维,全面准确地指导宏观现实问题的解构。毛泽东是胸怀世界、深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过程中,[35]他慎思明辩,正视本质矛盾并细密地剖析事物的两面性,指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反而快。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36]五是要勇于创新、能够用发展眼光看问题。毛泽东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发挥,更重视对其运用,他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拘泥,不僵化,能够及时作出有价值的理论概括。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人们,如今同样应该以更延展的历史眼光和更宽广的世界眼光透视中国当代改革和发展。

  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其中,他们普遍最为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大家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对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给了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至为热烈。

注释:

  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为之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稳步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①列宁认为,应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家采取“没收”策略;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谋求妥协,实行赎买。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9-1323页。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③参见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④《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

⑤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

⑦《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六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55页。

  版,第215、216、212页。)

⑧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2页。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5-286页。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6-287页。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12]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292页。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1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327页。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14]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09-110页。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17]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22]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8页。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23]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9页。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24]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9页。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25]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9-181页。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8-100页。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27]田居俭,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创举,《党的文献》,2011年4期,第59-65页。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28]《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219—220页。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29]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页。

  所得税34.5%

[30]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4页。

  福利费15%

[31]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公积金30%

[32]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5页。

  资方红利20.5%

[33]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9页。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34]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4-115页。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35]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8-499页。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36]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3页。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

  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

  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

  什么波动?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

  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

  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

  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

  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

  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

  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

  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

  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

  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

  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

  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

  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

  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

  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

  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

  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

  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

  大的重要。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对过渡时代总路径的上学和宣扬。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

  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

  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

  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提到

  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②(②这里指当

  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

  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办纱厂资本

  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

  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

  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

  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

  的厂,应赚一百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

  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

  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

  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

  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

  无穷。

  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

  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

  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

  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

  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

  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

  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

  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同,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①(①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一九五四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9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这样,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应新情况的改造私商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指示发出后,推动了整个私营工商业改造稳步而又协调一致地进行。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

  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合营企业产值的总和,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会议中间,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7、268页。)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②(②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然而,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再也不可能照以前的步伐稳中求进了。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七届六中全会最后解决了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解决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这时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下面是他们之间对话的主要内容。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黄长水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

  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黄长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五千多人,每周三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一万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①(①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7日。)

  一听到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l页。)

  隔了两天,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②(②毛泽东给彭真、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0月28日。)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①(①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①(①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3页);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9—531页);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5、506页)。)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把一九四九年定为赎买时间的起点,这同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一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①(①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页。)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陈叔通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兴奋、愉快和感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人民的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先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去做的,而不是突然的。经过这几年的教育和具体事实证明,大家都看见了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思想也就有了转变。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工商界应当体会到这个新形势,在工作中也要提高一步,向前一步,以适应这个新形势。

  李烛尘副主任委员说:前次我们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向主席汇报,有些工商业同志常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将到来一个高潮。”这不仅是一个面对新形势发展情况的预见性的推测,它将是一个必然性的现象。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作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荣毅仁副主任委员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一九。五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七百六十六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三十三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七千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黄长水副主任委员说:从几年来私营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有毛主席、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①(①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钧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十一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十二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①(①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页。)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①(①指李烛尘。)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5日。)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一九五七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在全国范围内,这么快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搞得很被动。后来,毛泽东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①(①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到一九六三年,又决定延长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发。中共中央关于分两步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至此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发展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而发展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中国经济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断解决生产中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从加工订货等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是如此,从个别企业合营到全行业合营也是如此。正如陈云所说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1月16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6页。)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②(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82页。)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上述问题,有一些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也看到了,他当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①(①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陈云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②(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营以后,出现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③(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的经济基础。”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2页。)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⑤(⑤同上书第7册,第310页。)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他说: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

  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

  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

  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

  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

  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

  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

  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

  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

  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

  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

  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

  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

  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

  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

  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

  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

  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

  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

  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

  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

  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

  态度也改变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页。)

  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尽管如此,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曾把广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比作两个大海①(①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3页。),他认为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比改造私营工商业困难得多。当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相继出现高潮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关注点转到手工业方面,提出加速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页。)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以后时盛时衰。近代以来,又和民族工商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绝大多数手工业一直保持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生产力结构和组织形式上,都同现代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在当时,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每人平均年征税总值四百九十万元(旧人民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每人年平均生产总值为一百七十万元。②(②《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初步显示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据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程子华回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的经验,只承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承认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程子华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③(③《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快的。到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急速到来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度却显得滞后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①(①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页。)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①(①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

  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

  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

  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

  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

  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

  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

  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

  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

  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

  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

  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

  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

  的。”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6月版,第1、2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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