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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十大前后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与邓小平对着干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江青: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三月二十七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十大前后。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毛泽东说道: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张春桥思想”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毛泽东又说: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江:“不大好的就改。”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毛:“你也是难改呢。”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毛:“不开就好。”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他又指出: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四人帮”作了检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他接下来说: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十大前后。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不尽长江滚滚流。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江青盘算着“组阁”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生子当如孙仲谋。”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江青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1975.6.28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⑩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①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4月23日。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康生“反戈一击”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③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⑨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通知》指出: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⑩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导。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华国锋主持“批邓”的“转弯子”会议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五个接班人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⑦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二月三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⑧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谈话。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⑩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手稿,1975年10月16日。

  毛泽东说:(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②”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③”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④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于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⑥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⑦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⑧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②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6月30日。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指江青),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③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车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年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车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9月9日。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⑤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⑦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7月14日。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⑧毛泽东在王洪文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江青在讲话中,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俨然一派“红都女皇”的口气: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⑨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7月18日。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⑩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1975年4月8日。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①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玉凤同志:

  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②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三月十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

  江青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③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江青于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一九七五、一、七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天安门广场爆发反江青的怒火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丙辰清明节——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海,诗似潮。人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心底的吼声。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毛泽东倚枕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毛泽东赞扬道:“好!”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1975,6,27”④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毛泽东道:“这个好。”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⑧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⑨”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⑾”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毛泽东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十一月十二日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⑿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①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

  数十万群众、数千个花圈,云集天安门广场。丙辰“天安门事件”,震惊中外。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②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5日。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定下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和诗歌的人。她还提出,清明已过,花圈要组织人马连夜全部运走!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③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当夜,毛泽东听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汇报,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④毛泽东致加蓬总统邦戈的信,手稿,1975年6月27日。

  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民兵和公安人员迁走、销毁,与群众发生冲突,开始捕人。当晚,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镇压了群众的抗议运动。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江青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⑤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页。

  七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⑥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七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江青: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⑧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日。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⑨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毛泽东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⑩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⑾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⑿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年8月。据刘庆棠1977年3月5日揭发材料。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①

  江青一气之下,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③”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④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⑤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Politics”,即政治。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三十六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毛泽东点了点头。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六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的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别梦依稀咒逝川,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

  故园三十二年前。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⑦

  红旗卷起农奴戟,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十月十九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⑧”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⑨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为有牺牲多壮志,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⑩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敢教日月换新天。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喜看稻寂千重浪,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②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遍地英雄下夕烟。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排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一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④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5、369页。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⑥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至11月。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的地位。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⑦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初。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⑧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9日。

  一九六九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⑨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0月28日。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⑩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2日。

  “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①

  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②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

  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③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

  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④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气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二月三日发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⑤

  真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五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调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后来,毛泽东又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⑦”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⑧”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原军事学院院长、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⑨”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真是得志更猖狂。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⑩”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⑾”“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⑿”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⒀”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⒁”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给江青写“以不见为好”这个批示的前一天,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①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3日。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还批示:

  ②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4日。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③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④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26、427页。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⑤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3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11月21日。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⑦毛泽东在邓小平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22日。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5年11月23日。

  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⑨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3、54页。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浆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⑩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11月15日。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⑾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15日。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⑿毛泽东同毛远新的文稿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2月10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⒀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12月27日。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⒁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2月27日。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二八、六、一九七六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

  “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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