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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

在文革中,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兵变事件,这次兵变,差点危及到毛主席的安全,那么“七二〇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请听小编慢慢道来......

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①(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原文标题:1967年何人提到揪军内一小撮让毛泽东极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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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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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毛泽东 资料图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尹家民,原题:让毛泽东极为不满的揪军内一小撮是怎么回事?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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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件事是林彪、江青联手发动的。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江青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杨成武等已成为他们的“异己力量”,便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39、3加、374页。)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稿的批语,手稿,1968年4月6日。)后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①(①毛泽东同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王力被中央负责同志簇拥着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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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关于七二〇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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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揪军内一小撮。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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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中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〇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XLW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

  手里。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1978年,华国锋为何瞒着中央军委偷偷搞大阅兵?事后遭邓小平批评的为何是苏振华上将?

  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①毛泽东关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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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闫长贵。她对闫长贵说:

怎样的一种较量?

  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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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好事。”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XLW

  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远离公众视线二十七年。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他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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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党内已经有酝酿,最早可以说是中共元老之间的个别议论,这其中,叶剑英元帅起了举轻若重的作用。叶剑英和“四人帮”的公开对抗,可以追溯到1967年,发生在京西宾馆的会议。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会上为维护军队稳定,反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插手军队,叶剑英和徐向前等老帅进行抗争。叶剑英当时为此大发脾气和江青拍了桌子,震裂了小指骨,这就是着名的“三老四帅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经看出问题来了。”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在十几天后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和其他的老将老帅,再次对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抗争。然而,毛泽东把这次会议,最终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史称“二月逆流”。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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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文革后期,叶剑英多次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但是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袭来。叶剑英又再次受到“四人帮”的攻击,最后被迫“养病”赋闲在家。但是此刻,叶剑英仍然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要职。而他的在军队和老干部当中的威望,使他成为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的中枢。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在此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帅又和华国锋一起运筹帷幄,指挥了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精彩的。

  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晚年的毛泽东最终没有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进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让局势更加严峻。事后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们,已经有很多的反思。很多老干部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很多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也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些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也更加痛恨。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之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一个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的基础。

  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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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短片:今天成前上万的工农兵同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总理爱人心,人心热爱周总理,这就是历史的最好的见证。

  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解说:在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活动中,有一位老帅也悄悄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就是在军队和老干部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叶剑英。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周美华(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让我们一起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那个盛大的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它的右侧转了一圈。几次在这过程中,几次首长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给制止了。

  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陈晓楠:对于自己的妻子,毛泽东还多次讲过,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并要求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974年12月23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四人帮”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

  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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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王文礼:主席讲的当中讲过,这个“四人帮”的问题特别讲过,今年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们知道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丁家琪(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博士研究生导师):这个东西是非常管用的,叶帅把它视为“尚方宝剑”,后来就是抓四人帮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帮”是在何时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我还要你来教训?”

解说:有关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说法,最早来自1974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动不动给人戴帽子”,并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说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她也算是上海帮。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刘诗昆:在1974年、1975年那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一再特别批判江青,在中央的会多次,所以这个“四人帮”的词怎么来,就是那个时候毛主席讲的。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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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①(①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②(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解说:在杨正泉看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的做法,激起了当时中国人的强烈不满。1976年上半年,民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嘉宾:我如实地说,在中央电台那个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时候,跟着那时候“四人帮”那个调子,是宣传得很起劲。就在四五那一天,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给驱散以后,我听到我的一个领导说,“四人帮”的人和中央的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的上层,通过那看着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把这些人驱散以后有些人就高兴说,干杯,倒上茅台干杯。把这个消息就传回来,说是,紧接着又说,你们一定要播好这消息,播好这些文章,但是我说明白一点,这并不代表着电台的人心。

  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王洪文曾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

  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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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解说:1965年,由江青、张春桥组织下,姚文元编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法定的接班人,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个时候,“四人帮”势力空前强大。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隐退27年对一件事绝口不提

  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陈晓楠:2008年8月20号,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华国锋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但也是一个从显赫到沉寂转换得最快捷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不会忘记,没有华国锋便没有“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粉碎“四人帮”可以说是华国锋一生最辉煌的业绩,然而遗憾的是,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度过了二十七年远离公众视线的生活。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这个远离政治的老人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XLW

  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1976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提到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看到后,说“不对,此话有误”!

  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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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毛泽东和华国锋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9月17日、19日、20日、23日,紧锣密鼓地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

  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如9月17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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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风闻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会,他和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谈话。两人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毛泽东和刘少奇

  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平平的腿好了吗?”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在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刘少奇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

  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

  海、山东。”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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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9月21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阴谋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②(②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站不出来。”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个道理。”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①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①(①《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③(③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年8月17日。)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8月19日。)他认为,在接连采取几项大动作后,局势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_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能过分。他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②(②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送审稿的修改和批语,手稿,1968年8月22日。)在这前后不久,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①(①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②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30日。)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F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尽管他所设想的那种新体制和新秩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甚至产生了不少流弊。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既然“是时候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样提出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九月十九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①(①周恩来等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手稿,196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等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20日。)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年9月25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①(①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t-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谈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次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以至反对态度的人日渐增多。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2日。)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更认为需要在这次全会上再一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采取“提出问题”要大家“讨论”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看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侧过身子,又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

  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

  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

  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杀’ 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负责人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权。毛泽东对江青说: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

  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

  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

  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

  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省解决。”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1967年1月21日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论。”

  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

  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

  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①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

  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录,1968年10月13日。)

  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O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③(③《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④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①(①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23日。)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③(③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20日。)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一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出现“打倒一切”的浪潮,打击面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力图对这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十一月十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0日。)

  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毛泽东觉得现在应当着重提出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了。十二月一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②(②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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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

  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

  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

  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

  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

  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

  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

  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

  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

  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

  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

  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

  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

  验。”“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

  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

  他又对与会的人说:

  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

  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

  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

  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

  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

  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

  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

  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

  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

  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

  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

  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

  三是注意安全。’”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

  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

  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记录,1969年3月22日。)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②(②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至于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开始的。二月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③(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④(④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二月份,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⑤(⑤毛泽东对周恩来1969年2月5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2月。)三月三十一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⑥(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31日。)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

  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

  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

  取得更大的胜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录,1969年4月1日。)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

  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

  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

  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

  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

  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

  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

  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

  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

  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

  章上,这就放心了。’”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

  第43—45页。)

  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①(①张耀祠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113—115页。)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面继续对敌情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一面又强调要谨慎,不要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情。他说: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①(①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③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

  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

  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

  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

  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

  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

  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

  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

  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

  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已暴露出种种问题,毛泽东仍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不搞这场“文化革命”是不行的。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13日。)

  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大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九人发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前线、同苏联入侵军队作战的基层指战员代表。他上台时和发言结束后,毛泽东都站起来鼓掌,同他握手,并且说:“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4日。)这次全体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四月十五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二十一日选举和闭幕难以做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23日。)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而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只有十二人继续当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②(②《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九十五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③(③《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十八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已经很明显了。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一篇不太长的讲话,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

  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

  胜利。”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

  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

  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

  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

  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

  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

  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

  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

  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

  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鉴于不久前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防部队武装冲突事件①(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入侵的苏军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准备打仗”。他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还决定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单,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但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在九大上分别加强了实力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和争夺迅速加剧。毛泽东怎么也不曾料想到,在他一再呼吁的“团结”和“胜利”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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