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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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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如何评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中共领导人科学评价斯大林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产生了不同的历史结果。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如何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战略问题。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_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中国获取秘密报告广西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赫鲁晓夫一直不明白毛泽东要采取这一方针的用意。他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口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文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作者:李君 刘仓 原题为: 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功过的时代意义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例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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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本文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作者:罗平汉,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像一颗政治原子弹,引起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分化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1956年11月1日晚,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的途中,赫鲁晓夫在汽车上对刘少奇说,昨天下午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夜的会,决定苏军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不久,匈牙利事件也得以平息。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面对全世界反社会主义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表达了与苏共相左的政治态度。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着重分析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评价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波匈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处在内外矛盾的夹攻之中,威信大受影响,地位也很不稳固,此时需借助中国党的支持,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也就有意与中共缩小差距。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第一,提出处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原则,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服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绝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第二,旗帜鲜明地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指出斯大林在不同时期的许多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三,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的内容和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存在一定矛盾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历史还不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造成的。第四,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性质,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五,从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强调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个人崇拜。这些观点都为评价领袖人物奠定了基本原则。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在1956年12月31日的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在众目睽睽之下,特意下台与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拥抱,还热情地邀请刘晓到主席台上,然后特意对全场的人说:敌人是仇视我们政府的,敌人说什么斯大林假面具,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和阶级敌人无情斗争,我们曾和他们一起进行了这一斗争,我们现在仍然要和以前一样对阶级敌人斗争。敌人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因此而感到骄傲。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在与苏共的论争中科学评价斯大林,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如何评价领袖人物问题、为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1957年1月,赫鲁晓夫在欢迎周恩来访苏的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当问题涉及革命事业,涉及革命斗争中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反对我们阶级敌人的时候,斯大林英勇地、决不妥协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但愿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上帝保佑,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够像斯大林一样地战斗。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

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主动通过其驻华大使尤金向周恩来提出,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建立研究中心和建设原子能工业。7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时任苏联驻华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会谈,要求苏联在尖端武器,主要是导弹核武器的研究制造方面,在技术上给中国以援助,包括派专家、提供资料和样品等。很快,阿尔希波夫在请示莫斯科后答复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组成的代表前往苏联谈判,并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方将在1957年至1961年年底,供应中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中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文革结束以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苏共二十大后,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学术研究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很快,苏联方面表示出了对这一方针的不理解。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20世纪70年代末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和邓小平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唯物史观,在总结评价斯大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科学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课题。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来华访问时,就曾当面向毛泽东表达过苏共中央对这一方针的不安。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战略意义,全面客观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指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伏罗希洛夫: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其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的错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讲什么错误,但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总的来看,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与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毛泽东: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伏:我们不理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报纸上发表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毛:先放么。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伏: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毛:放出来我们才好驳么。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伏:可能会出乱子的,你们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对党不会有利。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毛: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伏罗希洛夫一时语塞。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后来,毛泽东当面向赫鲁晓夫问过对百花齐放的看法。赫鲁晓夫回答得很老实,说这个口号的确切含义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觉得难以在我们的国家加以贯彻,我们怕人家误解它,怕这个口号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赫鲁晓夫一直不明白毛泽东要采取这一方针的用意。他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口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误解。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双百方针本与苏联无关,中共中央提出这一方针,也从未打算让苏联实行这样的方针,但它给了苏联一个信号: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在另搞一套,不会事事都唱同样的调子了。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⑥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又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⑧同上书,第80-82页。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⑦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⑧”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⑨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⑩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⑤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⑥指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⑦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4日至3月8日。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⑩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②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③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⑥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⑦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⑧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⑨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在苏联学习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米丘林学派在苏联被尊为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那位科学家受了苏联的影响,回国后就贬斥摩尔根学派,说它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核糖核酸,对遗传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在医学界,有的人了解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便主张要改造中国医学,并提出一个荒唐的论点:“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这种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中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但他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⑩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③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页。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⑤当时毛泽东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那么多甲骨文。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

  ⑥见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见《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⑦《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⑧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⑨毛泽东给张际春的批示,手稿,1956年4月18日。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⑩陆定一发言,毛泽东等人插话,引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7日。并参见《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94-497页。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冒出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①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②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③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④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⑤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使他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⑥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着力研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又引发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⑦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⑧,很不赞成。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⑩

  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三月三日下午一时半回到北京。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⑨。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6年12月4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14、515页。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⑩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⑤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①《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⑥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27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④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⑨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页。

  ⑤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

  ⑩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58页。

  ⑥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第8版。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⑦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说的。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9年6月版,第42页。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⑨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同年2月28日发表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⑩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①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②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③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信仰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④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②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⑤

  当天中午,专列抵达天津。他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谈话。晚上,来到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纵观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这位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末尾写了很长一段话,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写道: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⑥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⑦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⑧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问题解决。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又说:“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⑨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⑩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十七日当晚,毛泽东就离开天津,继续南下。次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③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6年4月2日。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⑤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③

  ⑦同上书,第227、228页。

  毛泽东这次讲话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就是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意思,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十二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讲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他所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思想有一些乱”这种情况在他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的重视,使他力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作出新的说明。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0页。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⑨同上书,第233页。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⑩同上书,第234页。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①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引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②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是很满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③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他说: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5页。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2页。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10页。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最后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④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水。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⑤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⑥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功过决定中苏两国走向,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⑦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②《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③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④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⑤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

  ⑦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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