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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赫鲁晓夫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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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赫鲁晓夫不耐烦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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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图片 2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图片 3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 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为邓小平,团员为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

  一九六二年十月,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26国党起草讨论有关文件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企图以“苏联为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中国和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机智的斗争,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1960年,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时年56岁的邓小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上大家预测,这次苏联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国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主要是试探苏方的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希望不要再继续争吵下去,要团结。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别国的错误做法。”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⑧

到达苏联后,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有一次我国代表团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中共代表团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⑩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接待形式上是高规格的,但双方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地客气一番。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宴会,地点仍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拉着邓小平的手,显得很热情地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的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状况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⑤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赫鲁晓夫不耐烦。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赫鲁晓夫不耐烦。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⑩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⑾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⑿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②一九六〇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后来核定为2870亿斤(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第545页)。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③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⑤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⑦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⑨同上。

  ⑧《〈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4页。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⑨毛泽东与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11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⑩见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03页。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⑿毛泽东等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正当国际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五月二十七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这时他虽已退休,但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为了与蒙哥马利会见,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束的谈话。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②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③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这就是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④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⑤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⑥,值得我们警惕。⑦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呢?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一轮争论。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⑧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⑥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⑨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⑩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⑧”他不久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⑨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21-430页。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

  ③见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四月十七日晨四时,毛泽东在杭州批示秘书林克,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讨论对苏复信。

  ④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⑤“三无世界”,指“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⑥1960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邓小平的解释,退出座谈会。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他的精力主要放到那上面了。待会议结束后,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7页。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⑨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⑩以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均引自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①

  ②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6日。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0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②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④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讲到中苏论战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①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会见金日成,征询对复信的意见。金日成说,文件很好,对争取中间派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②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连续几天讨论复信稿。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④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一九六0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复信全文共二十五条,每条着重阐明一个意思。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前三条,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第三,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第四条到第二十二条,是上述总纲的具体展开。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⑦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六月十九日收到苏共中央声明的当晚,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讲到的这些政策,是在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过程中逐步制定的,对制止“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曾起过好的作用,但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冲掉了。事隔一年,毛泽东又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⑤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⑥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声明公布参加即将于七月五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和潘自力。声明责成中共代表团坚持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毛泽东:“少看文件。”

  这样,在中苏两党会谈举行前夕,人们已不难预料这次会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问题。会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很快起草了一项简短但措辞强硬的声明,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七月五日发表。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十日和十二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彭真:“不要他看了。”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两党会谈情况,直接指导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会谈期间,几乎天天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研究代表团来电及其他有关问题,及时提出对策。

  邓小平:“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⑧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抓住团结的旗帜,以防苏共推卸破裂的责任。

  北戴河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几个文件。一是《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是《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三是《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扭转困难局面,而规定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当天(九月十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⑨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编者按列举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⑩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这是毛泽东审定编者按时加写的,立此存照。这就是后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文章的由来。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⑾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这种场面是少有的。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⑦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⑿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7页。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页。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⑤以上根据《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页。参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⑦见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⑧

  ⑧见刘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⑨

  ⑨中共中央的《答复书》,对苏共中央的《通知书》作了系统的批驳。其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协议,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⑩

  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页。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页。

  ①毛泽东同威尔科克斯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3-586页。

  ②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30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③毛泽东同黎笋、长征的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记录,1963年6月12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⑤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周。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计。从现在看来,全部关键是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反对在声明草案里写上苏共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样做却不能像反对写上集团派别活动那样得到支持。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关系对声明是否签字的问题,代表团曾几经考虑,并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发两个电报,请示中央。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4次会议(扩大)记录,1963年6月30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⑦见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①。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⑧毛泽东对《二评》9月2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做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⑨毛泽东对《二评》9月5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⑩毛泽东对《二评》修改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11日。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②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①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③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九月二十六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④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了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⑤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⑥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⑦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问题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⑧”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⑨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②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的确,这是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纠正“共产风”和其他一些“左”的错误,而走出的重要一步。

  接着,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③”“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④

  十二条仍存在局限性。比如,坚持公共食堂就是一条。它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毛泽东特地嘱咐值班秘书:“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⑤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十一月十五日晨,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问题,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⑩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⑾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指示中说的中央将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对这个复信极为重视,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同时还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这个批语全文如下。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三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⑧

  中 央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⑨

  1960年11月28日”⑿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但是,问题的解决从何着手,情况和问题是不是已经清楚了,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有条不紊地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特别是怎样使“共产风”等“左”的一套东西不再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动员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解决。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⑩

  ①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作出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②《杨尚昆日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6页。

  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③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写的一段话,见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

  ③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663页。

  ⑤毛泽东给李富春的信,手稿,1960年10月10日。

  ⑤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40页。

  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

  ⑦王任重日记,1960年10月26日。

  ⑦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⑧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15日。

  ⑩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60年11月15日。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①

  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11月28日。

  果然,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②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说,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③

  随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贺电稿搞出一长一短两个方案,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长的比较满意,作了修改,并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④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署名的贺电。毛泽东特地嘱咐,这个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⑤”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⑥”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⑦”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会议期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毛泽东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⑨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到七月二十五日,进行了多次修改。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②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页。

  ④毛泽东对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电报稿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14日。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⑦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1页。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孤注一掷,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这一情况,毛泽东预先是估计到了。在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①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③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②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③米高扬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记录,1964年11月9日。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2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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