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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意气风发的十年,周恩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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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意气风发的十年,周恩来传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虽历经荣辱却不变初衷。他遇事沉着冷静,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通过制止、回击、调解、疏导等方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地应对;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那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也在经济建设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其中“大跃进”后在经济调整中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例生动体现。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对联的产生

四年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 改为“调整”, 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周恩来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

众所周知,从1958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3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58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尽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针,但是各级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经济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没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有的认为,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工业没有什么问题;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怕政策多变。这些情况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导致不能主动调整经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最大的产出;拖着大摊子,长线、短线相互拖着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设、工业急剧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财政、信贷赤字没有消除,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物价猛烈上涨,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1960年7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1960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为了迅速统一全体干部的认识,认真贯彻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工作的宏观经济工作的实质,是贯彻综合平衡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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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移。”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1960年11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1961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横批是 “综合平衡”。①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 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高教60条》、科研14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8条》等等。

这幅对联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方针的目的和方法。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对联是周恩来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在总结本国经济建设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重新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这次探索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前进,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还强调,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年度计划加以调整。确认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既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方针。②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并通过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首先表现出来,之后逐步升温,上纲为反右倾保守主义,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1958~1960年这3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比例、效益;只讲主观愿望,不讲经济规律;不做科学论证,对贯彻反冒进的同志扣帽子,甚至与国民党、右派相提并论,把安排经济计划速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不是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志申辩。迫使贯彻反冒进方针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陈云等多次检讨。这样,就轻易否定了中共八大前后凭借集体智慧形成的许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批判反冒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转变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重大转折点,为即将发动的全民“大跃进”清除思想上的障碍。

周恩来在2月7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3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大跃进”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4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1959年8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10%就是跃进,增产15%就是大跃进,增产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20%是跃进,增产25%是大跃进,增产30%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100年中,前50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后50年为1.1%。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1000万吨钢,用了28年(1872~1900),我国只用了10年(1949~1959,1958年产1070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850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1960年硬要年产1800万吨钢,1961年还要生产900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750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庐山会议之后的1961年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个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③。国民经济重返综合平衡方针,才有了周恩来的这副对联。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76.5%,轻工业下放85%,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1000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对联体现的是生产目的、产业结构与经济规律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上联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产目的,也是在市场全面紧张局面下的应对举措。一方面,在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要优先解决人民急需的吃穿用问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求,这是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在调整中要重申,并切实得到重视。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

下联 “实现农轻重”,反映的是产业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三大产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单独推进不仅难以持续,也影响了农业、轻工业的增长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与逐步改善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但是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的冲击下这些远见卓识都被放在一边了。在调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的这副对联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建设方针。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1960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

横批 “综合平衡”是这副对联的核心、精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研究,他高度抽象地给出了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即需要在两大部类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部分,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配套。1956年八大前后周恩来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正是这一理论中国化的体现。经历了“大跃进”的否定之否定反复后方被重新认可,并在调整工作中赋予指导方针的重要位置。

周恩来在讲话最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即:坚决压缩城镇人口、争取农业首先是粮棉油增产、努力增加工业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工业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彻底清理仓库物资、严禁走后门和搞好市场供应、坚决偿还外债并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风气。其中最关键的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压缩1000万人,1962年上半年还要压缩700万人。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因此当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谈及综合平衡时,他能够迅速插话,创作出这样一副既思想深刻又通俗风趣,合辙押韵的对联。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但毕竟是我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征”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全党干部中为继续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大家议论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当时对困难的估计仍有不足,中央决定的有关调整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讲话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没有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实施综合平衡方针调整的效果

通过实施综合平衡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地调整之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63年,农业增产,工业也走出谷底、转跌为升,基本建设规模开始扩大,人民生活也有改善。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将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调整方针,继续分别研究各部门的工作。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在2月下旬分别听取财经部门的汇报,发现4年(1958~1961年)财政收支不是像过去说的那样收大于支,结余39亿元,而是支大于收,结余是虚假的,实际财政赤字达270亿元。由此,政治局要求各部、委进一步弄清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经过紧张而认真的摸情况,摆事实,作比较,终于发现当前的经济困难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在新的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进一步成效。农业持续恢复性增长;工矿企业设备得到修复,设备的完好率提高,老企业发挥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大跃进”中仓促建设的新企业、新工业基地,得以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水利工程逐步进行配套设施建设,新工业基地积极解决职工住房、文教设施的建设问题,使已投入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陈云根据他缜密的调查研究,首先在他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小组中,继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要如实地正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克服这些困难的难度,同时也要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和争取较快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要考虑到农业恢复需要时间,现在的计划和摆开的架子要放下来,硬撑着等恢复不是办法。出路只能是城镇减小、全力保证农业增产、保证市场供应、按短线产品安排计划。

在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后,我国有重点地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工业项目,建立起了石化、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于减轻农业的压力,增加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填补空白,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克服困难,集中力量建成了大庆油田,基本实现了石油的自给。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力量。

周恩来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他强调退要退够,要退到可靠的阵地上,站稳脚跟,着力调整,然后再向前进。因此要对原计划作大幅度的调整。他将陈云提出的办法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结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周恩来提议,请陈云和李富春把严重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向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讲清楚,进一步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以便首先在中央机关全面落实调整方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于是有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中央各机关党组成员的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对陈云的报告,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

从对联看周恩来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协调理念

3月间,政治局在听取中央各部委党组讨论上述3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议论。各部委意见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争论较多:一个是目前时期应称调整时期还是称恢复时期,这关系到对八字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另一个是恢复农业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有的认为需要3年到5年,有的认为需要5年到8年,这关系对调整的信心和成效。

周恩来终生为中华复兴而奋斗。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认为,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陈云本来体弱多病,几个月来主持调整工作日夜操劳,又病倒了,3月初即赴南方休养。调整工作由周恩来代为主持。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说,关于第一个问题,看来以称调整时期比较适当。因为八字方针领头两字就是调整,九中全会决定也是讲调整,七千人大会更称当前为调整时期,没有必要改称恢复时期,以免国内外产生误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实质上是恢复,关键是农业恢复。可以这样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0年农业各项实际产量都比1957年下降很多:粮食下降26%,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下降35%,相当1951年水平;油料下降50%,为1949年水平以下;生猪存栏数下降56%,比1949年还差。由于农业减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从1960年起即连续3年下降。重工业则增长过快,1960年比1957年增长两倍多,不仅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平衡,农业养不起工业,也破坏工业内部的平衡,轻工业供应不了过度增长的城镇人口。我们实际上干的是损农促工,这样的比例失调是难以持久的。重工业在1961年也大幅度下降了,1962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只好降到870万吨,约等于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中的好钢。因此要全力支援农业恢复,还要恢复因“以钢为纲”被挤掉的其他工业部门。当然,不是所有产业行业都是恢复,有的还得减产,短线产品还要增产。所以称调整时期是适当的,有利于贯彻八字方针。

周恩来是锐意进取又谨慎周详的人。他关于建设的理想做法是有条不紊、稳步前进,所以当“一五”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时,他提出了“反冒进”。1957年到1958年上纲上线地批“反冒进”,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个错误批掉了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之后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18日写作《十年总结》。其中指出:“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④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严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搞得不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可以说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是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克服经济困难,渡过经济危机。刘少奇说,看来我们在七千人大会时因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楚,对经济困难估计不足。现在进一步了解情况,过去的估计可以改变,也应当改变;采取的措施也要相应的加强。对情况的分析,估计得严重一些,利多弊少;估计不足,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弊多利少。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将来实际证明没有那么严重,岂不更好。现在就怕估计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结果误了大事。刘少奇说,根据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去1年中,我们对情况逐步明了了,应当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抓紧调整工作,不能再耽误宝贵的时机。

经过1957至1958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周恩来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成。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于3月中旬起程从北京飞武汉,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并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3个报告。

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争取通过调查研究与经济工作实践,提高和统一大家的认识。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正是有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新中国才能在建立初期最困难的岁月中,历经波折而不倒、不散,坚持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大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才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坚强地站立起来、没有再倒下。无数的故事表现了感人至深、凝心聚力的周恩来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法宝,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可以传之久远、取之不竭的宝藏。

根据西楼会议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重新修改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解决工农业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刘少奇于5月初起接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会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和邓子恢分别作了计划、财政、工商业和农村工作的专题汇报。谢富治和林枫也分别就公安和文教问题发言。

注释:

5月11日,周恩来综合会议上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

①《陈云年普》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周恩来说,经过这1年多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在九中全会提出大搞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页。

周恩来说,要做好“情况明”不容易,是逐步认识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对困难发展的趋势是看清楚了,即在10年中有5年是调整时期,主要指恢复。这一点在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看法比较一致,但各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还不能说完全清楚了,预料不到、估计不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把困难说够,甚至讲得过头一点,没有什么坏处。领导者一定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1945年延安七大时毛主席讲了十几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叫大家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后来实际上没有出现那么多困难,不是很好吗!我们讲困难,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不是共产党人,我党是在不断克服千难万苦的战斗过程中逐渐壮大、坚强,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从我个人体会,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居多,因而工作中经常陷于被动应付。主观上应努力争取快点克服困难,但具体工作安排上应准备可能慢一些才能克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对干部多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全面,争取快,准备慢。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周恩来又说,领导决心来自情况明,情况明了决心才能大。中央对调整工作的决心是大的,去年九中全会时是大的,去年9月庐山会议时也是大的,今年七千人大会也是大的,现在经过2月西楼会议,决心更大了。拿减少城镇人口这个问题来说,去年1年减少了1000万,今年开始准备上半年减700万,3月决定减1300万,现在决定减2000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中央决心非常大。中央这个决心,要通过各级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周恩来还说,现在中央财经小组想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办法,提出了若干调整国民经济的非常措施,但可以说还很不够,还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只要我们领导者把情况说清楚,广大干部和群众会想出许多办法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答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七干人大会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现在又说过去对困难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应如何看待,如何解决。

周恩来说,一般说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这是可以的,这主要是指去年1年中,中央下大力进行调整,已重新制订许多方针政策,以纠正3年大跃进中诸方面的“左”的错误。这是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发现还有最近3、4个月中发现的那些严重的困难,如4年财政收支不是有39亿元结余,而是有270亿元赤字,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仅去年就多发了60亿元票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困难尚未见缓解。

一是今年粮食产量能否完成3000亿斤(1957年年产3900亿斤)的指标不容乐观,因为各地报来的情况已肯定减产300亿斤。

二是不少省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没有消除,有些地方仍有饿死人的现象。

三是中央今年计划征购粮食736亿斤,各省报来的不到700亿斤,差额30亿斤,相当于供应1000万城市人口的1年口粮。

四是城镇口粮供应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人均(包括工业用粮只有381斤,经常需要423斤),分配到个人,机关干部每月人均只有2.4斤左右。城市中浮肿病在增加。

五是去年进口粮食不足以补充挖空了的库存,今年进口主要用于救灾。

六是棉花生产预计不会增产很快,因为粮田挤了棉田。城镇每人棉布定量供应只能保持3尺。

七是城市猪肉供应,已从过去每年30亿斤降到10亿斤,只能维持目前的低水平供应。

周恩来说,以上主要是从农业方面来说的困难,而农业是基础,农业困难没有缓解,其他困难,尤其在城市、在工矿区,就难以好转。从这些方面说,不能认为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

周恩来强调说:当前时机是紧迫的,条件是成熟的,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该退的一定要退够。最紧迫的措施,关键是坚决减少城镇人口。中央决定减少2000万人口。这是釜底抽薪。大批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工矿企业要关闭一批、停产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即使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为的是全力支援农业恢复,否则没有出路,不可能渡过困难,不可能争取好转。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是很大的决心,两千万人减下去了,最困难时期也就渡过了。

就这样,5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进一步调整的方案。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没有开全体大会,只开小组会议,但主要问题在中心小组讨论,中心小组由毛泽东主持,除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但为了落实调整方案(包括减少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关停并转一大批工厂企业等),中央工作会议还套了一个城市工作会议。

但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中心小组接连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多次讲话,会议逐渐就转到以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主要内容。这次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以及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行)和十中全会(9月24日至9月27日)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周恩来参加中心小组的会议,中心小组不开会时就主持城市工作会议。

北戴河会议大批“单干风”,主要是批评邓子恢主张推广安徽实行“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制度(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批评田家英去湖南、浙江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特别困难的地方不失为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也批我主持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出介绍“包产到户”的材料过多。

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在6月间给中央的申诉信,信中认为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求重新审查,作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在中心小组提出,会议对彭德怀大加批评,其后在十中全会及其预备会议上尤其激烈。

至于所谓“黑暗风”,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指对形势的估计,说当时有一股只许讲形势一片黑暗,不许讲形势有一点光明,丧失信心,前途悲观。工作会议各组大批“黑暗风”,自然影响城市工作会议落实调整措施。我和田家英除参加中心小组外,也参加城市工作会议,因为周恩来要我们去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根据中央已经批准的方案,城市工作会议要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主要是: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意气风发的十年,周恩来传。城镇人口减少 2000万人。

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减到1962年的67亿元,开工项目从1960年的1800项压缩到1962年的1000项。

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1962年比1961年降低5%~20%。现有6万多个工厂企业,保住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关闭一批。

上述主要方案,在当时北戴河刮起的大批“黑暗风”的浪潮下,受到很大冲击。城市工作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在2月会议和5月会议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因而提出的措施过多。许多地方和部门纷纷要求城镇人口少减一些,基建项目少下马一些,工厂企业少关停并转一些。有些同志认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非常措施对我国国民经济“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有的甚至不指名地责备主持调整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会上反复解释中央为什么采取这些非常措施。

他指出,3年大跃进中我们只想快些多些,没想好些、省些,长期不觉悟,问题积累越来越重,以致非下最大决心调整不可。

基本建设战线确实太长了。1957年基建投资只有100亿元左右,1958~1960年基建投资共达1112亿元,年均278亿元。

施工项目,1957年只有900多项,1960年达1815项。

工厂企业增加太多,职工人数3年内增加 3000多万人。

许多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劳动生产率下降30%。城镇人口,1957年只有9900万人,1960年增加到1.3亿人。周恩来指出,过去几年,工业大踏步向前发展了,而农业却大踏步向后退了。以粮食为例,1957年产粮3900亿斤,1961年只有2800亿斤。今年计划粮食产量为2900亿斤,即使完成计划,也不足供养1.2亿城镇人口,甚至即使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也负担不了目前城镇人口的正常供应。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上述3项措施,确是非同寻常。有同志说是“伤筋动骨”,实际上确是“伤筋动骨”,因为整个架子太大了,我国的物力、财力承受不了,只能卸架子,只能“伤筋动骨”。砍那么多基建项目,关停那么多工厂、企业,岂止是“伤筋动骨”,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呀,因为这些都是用人民的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呀!你说中央就那么忍心,就那么狠心?这是从全局着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我国将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败下去。不调整,不采取非常措施,犹豫拖延,就会坐失时机,拖垮我们的国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周恩来在城市工作会议中,坚持原则,维护中央决策,有若中流砥柱,坚如磐石而又耐心说服,理情兼备,令人十分感动。

在北戴河,我和田家英在旁听城市工作会议时,耳闻目睹各种不同议论。对中央决策,尤其是减少城市人口、基建项目下马、关停并转相当部分工矿企业,有赞成的,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有关本城市、本部门的,好些同志是讨价还价,最差的甚至断然拒绝;有的甚至乘反对所谓“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替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工作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但人们一听便知是针对谁的。我和田家英深感有些同志对中央态度不正确,对总理极不公平,很是愤慨,但在会上不便发言。有一天晚饭后,我同田家英议论此事时有如鲠骨在喉,不吐难受。于是打电话给总理秘书许明,要求面见总理。周恩来刚在白天参加意见纷纭的会议,夜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很快就把我们叫去了。我们向他诉说城市工作会议上空气不好,有些同志发言极不正常,不顾大局,特别是有的同志在2月西楼会议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赞同中央决策的,现在又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总理,说话非常难听。我们说着说着就流泪,担心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落实不了。我们认为这些同志对国家大事如此轻妄,怎么得了。

周恩来一面安慰我们不要激动,一面又严肃地对我们说,非常措施是中央会议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执行这些措施涉及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难度很大,有同志一时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这要耐心说服,稳妥帮助。他深有感慨地说,1959年春调整时,我身为一国总理,竟然连调 1000吨钢也做不到。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不容易。现在证明七千人大会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会,虽然开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很激动地对我们说,过去指挥千军万马,有时为了全局的胜利,不惜牺牲局部,军令如山倒,成千成万的战士,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没有遇到像现在和平建设时期做调整工作这样困难。但是,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是坚持原则的,议而有决,决则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谈过,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赞成。

这次谈话一直到深夜,我们在门口向总理告别时,田家英还热泪盈眶。

一两天以后,周恩来8月17日在中心小组发言时,一般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阶级、形势、矛盾的意见,着重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关于形势,有一个时期把困难现象,说过了,但主观上是积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客观上可能影响一些同志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当然,许多同志仍然是信心十足,鼓足干劲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形势的宣传要点后绝大多数同志反映很好来证明。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

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过程中插话说,调整工作是见效的,大家是有信心的。

刘少奇也插话说,据最近统计,今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已经完成,减轻了粮食供应的很大负担。过去强调困难严重,因此大家才下决心减人。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后,接着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它的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历时近一个月(8月26日至9月23日),批判“三风”比在北戴河有过之无不及,也继续修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在这期间,周恩来会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分别跟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商量,逐一落实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其中反复商议较多的是商业问题(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肉食的购销、征调以及日用品的供销等问题)。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9月24日至9月27日),毛泽东在讲完全会议程后又一次更系统地讲了阶级、形势、矛盾三大问题。其中关于形势问题中,他讲了抓阶级斗争和抓调整工作的关系。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将结束时,刘少奇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是否不要联系那么密,有些问题可以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当时没有定论。

在这次全会开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当时抓了党内斗争而抛开了工作,反右而不反“左”。这次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平行,但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已成立两个专案小组审查两个“翻案”(即彭德怀和习仲勋两冤案)的问题,不要使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大部分时间放在工作上,指定专人对付阶级斗争,如公安部门。阶级观点很重要,但要抓工作,而且要抓紧。庐山会议本来不应当受干扰。当时及其后,我们还受帝、修、反的干扰。其实我们应当不受任何干扰,无论党内外、国内外的干扰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要努力做好调整工作,争取明后两年恢复农业。全党要团结起来,要团结包括犯过错误的所有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改正,站到马列主义方面来,中央路线方面来,我们就好合作。

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对待困难的三种态度:一是坚决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利用困难向党进攻,这是反动的。刘少奇还说,今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一些。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估计困难多一些不要紧。如果动摇,就很不好。现在看来,困难有多大,不过如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好转了。在刘少奇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被困难吓倒,暂时动摇,提过建议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说是搞修正主义。至于未经中央同意就到处宣传包产到户,那是违反纪律问题。不是到处宣传,只在党内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是允许的。毛泽东这段插话,我当时理解,毛泽东把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内被他点名批评的田家英,同邓子恢加以区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后来毛泽东并没有要田家英作检讨,田家英也没有主动作检讨。当然,即使这样,批判邓子恢搞“单干风”也是错误的。

周恩来在9月25日下午讲话,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和即将提交全会通过的文件和决定。他谈到形势时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过了一点,但工作还是积极的,信心十足、干劲十足的。强调困难不是否定工作中的成绩,这两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而且收效很快。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四点:阶级斗争,如彭、习两案,已有专案组审理,调整工作不要受干扰;反右必须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要搞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教训;要加强阶级教育,团结全党;还有大量调整工作要做,要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周恩来这番话,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可以说,在大刮反“三风”的那个时候,能这样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风格,深得大家称赞。

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前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大批所谓“三风”,反映了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4年之后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但是从当时的形势及其以后总的情况看,这对调整工作并没有构成重大干扰,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抓调整工作。只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后来称之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多或少地影响各地的经济调整工作,加上1964年开始的“学术、文艺批判”,也为尔后的“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备了条件。但是,无论如何,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坚持调整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开始好转,1964年全面好转。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上,作“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恩来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4个主要方面,概括地列举4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

在农业方面,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1957年的水平。1964年全国拥有的拖拉机数比1957年增长4倍,排灌机械马力增长12倍,农村用电增长22倍,化肥增长两倍多,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很大。

工业方面,1964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有很大增加。4年来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了24000多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意气风发的十年,周恩来传。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1957年相比,1964年供应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30%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主要日用品,都增长50%以上。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有了新发展。

周恩来指出,今后1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10年,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要在更长的时期内,进一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总的来说,在4年调整时期,周恩来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3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关系我国是衰败下去还是中兴起来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坚持调整方针,不辞辛苦,全心全力,任劳任怨,既坚持原则,又耐心说服,措施果断又步骤稳妥,历尽艰难险阻,不折不挠,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对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的这一伟大贡献。

(作者60年代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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