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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坏事做起来唯利是图,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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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坏事做起来唯利是图,第十四章

  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林彪和江青 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他们是你来我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又是各怀鬼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关系。但是林彪却很是怕江青是为何? 本文摘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耀祠 崔永琳 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的? 我问汪东兴同志,我说:“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议的?” 汪东兴说:“是江青提的。” 这些工作量是很大的。 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而江青却趁这个机会四处表现自己,踌躇满志。早在九大时,她就想当副主席,这回似乎该轮到她了。为了表白自己的立场,她声讨林彪:“这几年,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她还说:“我是在与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了解了林彪。” 江青似乎忘记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就是她要求写进党章的,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真是一个善于脑筋急转弯、稔熟自圆其说的人。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极力吹捧林彪,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又说,“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 之后,起草报告的人对毛主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假话。他们对主席讲:“大部份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在吹捧林彪时,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搞无计名投票时,康生少了几票,他当天晚上就追查汪东兴,汪东兴说:“谁没有投票,我怎么知道?”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 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 因为江青的好多事情不得不倚重于林彪。但林彪虽然在许多场合也在吹江青,可他眼睛盯着的还是主席这里。于是二人总是在“换手搔背”,相互利用着。 多少年来,林彪既用语录、口号和“天才”吹捧毛主席,又跟叶群一起在各种不同的会上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以许多桂冠。这对于想当副主席的江青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加之主席又在会上讲她不能当副主席,她非常需要林彪和叶群这样为自己“提高威望”。可作为林彪来说,他并不认为江青有多了不起,只是看到主席这里的份量太重了。 说实在的,江青并不希望林彪当副主席。但是林彪还是当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在很多场合支持林彪了。所以,她的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 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江青与林彪尽管在相互支持,都不公开他们各自心中的账。 江青好事可以做,但坏事做起来特别心狠手辣,林彪对此是很害怕的。 那么,陈伯达对江青与林彪二人的态度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天天处在一起,对江青了如指掌。他最初跟江青搞得很亲密,但发现江青经常张狂害人,担心自己落得个不死不活的下场,所以后来只好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正缺“文人”,很快,林、陈搞在了一起。 尽管陈伯达找林彪作了“保护伞”,但他哪里斗得过江青。 本来,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席指示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但张、姚跟江青是铁了心的,在“文人相轻”和“难有共鸣”中,陈伯达一下子孤立了出来。 但陈并不罢休,他的“姜”确实比张春桥、姚文元“辣”得多,他很快就写出了政治报告,尽管张、姚联合了康生,但送到主席这里还是晚了一步。 这天晚上,陈伯达把报告呈送给了主席。主席当时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陈伯达坐在一旁,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 陈伯达离开主席这里,显得很得意。他把主席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却没有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一声。 于是,江青就拿此事对陈伯达开刀,说陈伯达“封锁主席的声音”,勒令陈伯达作检查。 后来,主席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报告。 虽然陈伯达根据主席的意见修改了报告,并呈送给了主席,但主席连拆也没拆,就在信皮上批道:退陈伯达。毛泽东。 听说陈伯达拿着退稿大哭了一场。 毛主席说:“陈伯达太不像话,怎么能单干呢,这不好嘛!” 当陈伯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极力捧林彪时,主席说:“这人成心要把事情搞乱。林彪白天来了个突然袭击,陈伯达就在晚上搞袭击。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陈伯达倒台了,江青高兴了。 “封锁毛主席的声音”问题,江青没有整倒陈伯达,陈还是排行第四。可这回陈伯达什么也没有了,江青兴奋得四处请客,说“陈伯达早就该整一整了,现在终于把他拉了下来,真是大快人心。” 1970年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把陈伯达定性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跟陈伯达不一样,作为接班人,他是被写进了党章的,所以主席当时还是很慎重的,如果把林彪与陈伯达拉到一起来批,这对中国很多人来讲是不好接受的。因此主席思考再三,决定“保林批陈”。就是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中,主席也很少提及林彪的问题。但毛主席没有想到,林彪在此后开始磨刀了,阴谋政变,谋害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作出“保林批陈”的决定,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大概感到林彪还是“稳”的,觉得写进党章的东西还是管用的。于是她给林彪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发表在第七、八期《人民日报》合订刊和《解放军报》合订刊上,题目为“孜孜不倦”,署名为“峻岭”。 当林彪出逃后,江青摇身一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林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位子也一下子显赫了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她排行第四,居于周恩来、康生之后。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一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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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林彪与江青

  ※        ※         ※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本文摘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耀祠 崔永琳 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2月16日下午“大闹怀仁堂”之后,耿直的谭震林言犹未尽,回到家中又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此信原文如下: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即挨斗时低头、双臂交叉于背后的形象比喻)。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西安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2月17日,谭震林把信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送出。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的?

  另外,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以同样强烈的口气批评了“中央文革”。这封信后来到哪里去了,陈伯达已不记得了。但是,在当时,他记得给周恩来、王力等人看过这封信。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2月18日早上,张春桥、姚文元飞往上海。在张春桥离京前,他已抢先一步向周恩来谈了16日夜里毛泽东的意见。当王力向周恩来汇报16日夜毛泽东的指示时,周恩来说张春桥已来谈过了。18日下午,江青要王力向林彪传达毛泽东16日夜的谈话内容。江青让王力在京西宾馆等着,她先去林彪那里。然后,她又从林彪家到京西宾馆,跟王力同车前往林彪家。王力按照自己本子上所记的怀仁堂会议发言要点和毛泽东在16日夜的谈话,向林彪一一汇报。江青、叶群在座。叶群记录。王力记得,林彪的话不多。当王力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在谈到老帅们质问陈伯达时,林彪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林彪的话传入陈伯达的耳朵中,曾使处于困境之中的陈伯达感激涕零。后来陈伯达倒向林彪,最初的契机在于这句话。陈伯达正四面楚歌,唯林彪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王力汇报毕,江青叫叶群派车送王力回钓鱼台。江青留在林彪那里。林彪拿出了谭震林写的那封信,交给了江青。江青看了信,如获至宝!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我问汪东兴同志,我说: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议的?

  ※        ※         ※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汪东兴说:是江青提的。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这些工作量是很大的。

  ※        ※         ※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江青没有回钓鱼台,直奔中南海,把谭震林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一九三三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而江青却趁这个机会四处表现自己,踌躇满志。早在九大时,她就想当副主席,这回似乎该轮到她了。为了表白自己的立场,她声讨林彪:这几年,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她还说:我是在与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了解了林彪。

  当天深夜,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应召而来的是周恩来、叶群、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所载报导《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导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江青似乎忘记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就是她要求写进党章的,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真是一个善于脑筋急转弯、稔熟自圆其说的人。

  这一名单是耐人寻味的。看上去,似乎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可是却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排斥在外!显而易见,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人民日报》的报导,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另外,“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除康生外,一个也没叫他们来,康生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来的。江青也没有在场。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三月二十六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子夜,会议才结束。康生当即火速赶往钓鱼台———那时,已是2月19日凌晨。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康生先找王力。王力跟康生住同一幢楼。康生对王力说:“我知道你还不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立即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来,我传达会议内容。江青不要喊她,等她起床后,我再单独去跟她谈。”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

  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峰巅。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拿出笔记本,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传达。陈伯达感到沮丧,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把他排斥在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

康生极力吹捧林彪,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又说,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勃然大怒,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之后,起草报告的人对毛主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假话。他们对主席讲:大部份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一句充满火药味的气话:“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康生在吹捧林彪时,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搞无计名投票时,康生少了几票,他当天晚上就追查汪东兴,汪东兴说:谁没有投票,我怎么知道?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周恩来劝说了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经周恩来这么一劝,会议气氛缓和下来,毛泽东的气慢慢消了。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传达毕,康生露出了奸笑:“好了,这回解决问题了,陈伯达不用检讨了,不反‘左’而反右了,我们解放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八天之前,毛泽东责令他和江青检讨。如今完全反过来了,毛泽东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作检讨了!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突然休克

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

  康生过去对江青总是呼其名,有什么事,总是要江青上他那里去的。这一回,透过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领教了江青的能耐,掂量了江青的政治分量,不由得对江青“肃然起敬”,那天康生在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了传达之后,演出一幕滑稽剧:康生坐在那里等,不敢去睡,但又不敢喊醒江青。他吩咐道,江青何时醒来,何时告诉他,他立即向她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康生,人称“康老”,从未对江青如此“恭敬”!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因为江青的好多事情不得不倚重于林彪。但林彪虽然在许多场合也在吹江青,可他眼睛盯着的还是主席这里。于是二人总是在换手搔背,相互利用着。

  此后,康生见了江青,总是“江青同志”长,“江青同志”短。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多少年来,林彪既用语录、口号和天才吹捧毛主席,又跟叶群一起在各种不同的会上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以许多桂冠。这对于想当副主席的江青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加之主席又在会上讲她不能当副主席,她非常需要林彪和叶群这样为自己提高威望。可作为林彪来说,他并不认为江青有多了不起,只是看到主席这里的份量太重了。

  当然,陈伯达也益发让江青三分,由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说实在的,江青并不希望林彪当副主席。但是林彪还是当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在很多场合支持林彪了。所以,她的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

  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1967年2月22日至3月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名曰“政治局生活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

江青与林彪尽管在相互支持,都不公开他们各自心中的账。

  “政治局生活会”的出席人员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之外增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江青好事可以做,但坏事做起来特别心狠手辣,林彪对此是很害怕的。

  新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2月16日情况。王力把笔记本上的记录,整理成《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印发,但删去了内中涉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内容。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那么,陈伯达对江青与林彪二人的态度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天天处在一起,对江青了如指掌。他最初跟江青搞得很亲密,但发现江青经常张狂害人,担心自己落得个不死不活的下场,所以后来只好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正缺文人,很快,林、陈搞在了一起。

  “中央文革”们神气活现,在怀仁堂向着“四帅”“三副”发威。“四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三副”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尽管陈伯达找林彪作了保护伞,但他哪里斗得过江青。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本来,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席指示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但张、姚跟江青是铁了心的,在文人相轻和难有共鸣中,陈伯达一下子孤立了出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至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但陈并不罢休,他的姜确实比张春桥、姚文元辣得多,他很快就写出了政治报告,尽管张、姚联合了康生,但送到主席这里还是晚了一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一九七一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这天晚上,陈伯达把报告呈送给了主席。主席当时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陈伯达坐在一旁,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一月十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陈伯达离开主席这里,显得很得意。他把主席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却没有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一声。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于是,江青就拿此事对陈伯达开刀,说陈伯达封锁主席的声音,勒令陈伯达作检查。

  这八篇讲话是: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后来,主席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报告。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军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虽然陈伯达根据主席的意见修改了报告,并呈送给了主席,但主席连拆也没拆,就在信皮上批道:退陈伯达。毛泽东。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听说陈伯达拿着退稿大哭了一场。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毛主席说:陈伯达太不像话,怎么能单干呢,这不好嘛!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当陈伯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极力捧林彪时,主席说:这人成心要把事情搞乱。林彪白天来了个突然袭击,陈伯达就在晚上搞袭击。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陈伯达倒台了,江青高兴了。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张玉凤眼中的江青

封锁毛主席的声音问题,江青没有整倒陈伯达,陈还是排行第四。可这回陈伯达什么也没有了,江青兴奋得四处请客,说陈伯达早就该整一整了,现在终于把他拉了下来,真是大快人心。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1970年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把陈伯达定性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一九六八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林彪跟陈伯达不一样,作为接班人,他是被写进了党章的,所以主席当时还是很慎重的,如果把林彪与陈伯达拉到一起来批,这对中国很多人来讲是不好接受的。因此主席思考再三,决定保林批陈。就是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中,主席也很少提及林彪的问题。但毛主席没有想到,林彪在此后开始磨刀了,阴谋政变,谋害毛主席。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注:连载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当时毛主席作出保林批陈的决定,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一九七○年七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大概感到林彪还是稳的,觉得写进党章的东西还是管用的。于是她给林彪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发表在第七、八期《人民日报》合订刊和《解放军报》合订刊上,题目为孜孜不倦,署名为峻岭。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

当林彪出逃后,江青摇身一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林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位子也一下子显赫了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她排行第四,居于周恩来、康生之后。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一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七月十八日一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

  报导是这么写的:

  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容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毛泽东 林彪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

  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一九六三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勋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九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她不满周恩来。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一九三六年斯诺前来陕北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一九七○年十二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陈伯达倒向林彪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一九一七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被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一九四二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齐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

  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十年了!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一九五六年五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

  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他坏事做起来唯利是图,第十四章。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一九七八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

  维特克此行,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她学过中文,虽说并不精通,但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她要求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他坏事做起来唯利是图,第十四章。  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邓颖超、康克清接见了她,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考虑:邓颖超早在一九二七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这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江青同志: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红都女皇》畅销于西方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导: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持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注:一九八八年第九期《新观察》,《〈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八月二十五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张清化说: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江青于八月二十五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八月三十一日。”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他们根据江青的指令,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印成一本又一本。一九七三年三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终于都印了出来。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周恩来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据韩素音回忆,一九七三年四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韩素音同意了。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封面上印着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庐山汉阳峰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江青摄 诗赠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维特克夫人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江青同志》的出版,达到了江青的目的。这本书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西方报纸还多次报道有关此书的“幕后新闻”: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江青在与维特克会见时,要求维特克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范本”写作她的传记——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导,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美联社报导,维特克所作江青谈话笔记在她的办公室丢失。过几天又报道,“丢失”的笔记本已找到了。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当新华社有关人员向姚文元请示,可否把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关于毛泽东主席批评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消息,刊载在内部参考刊物上,姚文元在电话中答道:“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登刊物。”

  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其实,毛泽东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曾颇为震怒。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峻岭”何人?江青也!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

  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

  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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