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捷搜索:

Wang Hong文字传递,多少人帮逼宫战败内部原因

- 编辑: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

Wang Hong文字传递,多少人帮逼宫战败内部原因

  飞回钓鱼台

第一章:童年一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上一章:文革十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本章:文革十四

查阅关于叶剑英的相关资料得知,在毛泽东临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队与卧在病榻上的毛泽东诀别,当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突然睁开双眼,活动手臂,轻轻招呼叶剑英,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无声的遗嘱。毛泽东到底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呢?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遵照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遗嘱;“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成了毛主席的正式接班人。成为新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作最后的诀别

  电讯全文如下: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当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在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后,2月,由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又是由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逝世后,妨碍他们夺权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周恩来去世后,病中的毛泽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毛泽东既不满意邓小平,更不放心有野心的 “四人帮”。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以叶剑英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由陈锡联接替叶剑英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时间,邓小平、叶剑英处境艰难。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华国锋上台后,国内形势並不平静。因为在中央王洪文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江青还有“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中的核心人物。后来称为“四人帮”。

“四人帮”还在全党、全军中掀起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他们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4月4日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人民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但是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江青一伙造谣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就是事件的黑后台,为此,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叶剑英,他们诬蔑叶剑英“保护邓小平”,妄图完全剥夺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权。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其实,“四人帮”之词最早是出自毛泽东口中;在1974年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来。

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逝,毛泽东的病情也急剧加重。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的诀别,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经过时,毛泽东双目紧闭,没有丝毫的动静。当叶剑英走过来时,毛泽东忽然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昏暗的眼睛也突然亮了起来,并且用手臂轻轻相招。当时的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毛泽东的这一微弱的举动。等叶剑英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然间意识清醒,并用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一位细心的护士见此情景,立即对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回到毛泽东病榻前,他弯下腰侧耳聆听毛泽东最后的嘱咐。只见毛泽东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却没有力气说出来。叶剑英抓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毛泽东痛苦的表情,叶剑英伫立许久,也没有听到毛泽东吐出一个字来。最后,毛泽东的手指在叶剑英的手背上轻轻动了几下,叶剑英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了病房。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用尽力气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抖动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主席给我的最后的无声遗嘱,主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又一次是在1975年,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並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无声遗嘱的内容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当时的华国锋是以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成为了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四人帮对于这样安排绝对不甘心,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来指挥全国。促使一些人写“效忠信”。还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同志,反对华国锋。他们还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叶剑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而“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还拼命拉拢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就此,叶剑英给负责中央警务工作的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管好毛泽东的那些文件档案。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毛泽东逝世后,最后到底局势会如何演变,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作为任何一个平头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社会安定。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大家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待着局势的最后演变。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断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也只有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重任只有叶剑英来完成了,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给叶剑英那个无声的政治遗嘱的全部内容吧!

  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这一天终于来了,经传1976年10月2日,由叶剑英元帅会同李先念、汪东兴秘密开会商量。叶帅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魯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帅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认真思索后,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同时要做好保密工作,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借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叶剑英还找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交谈此事,还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北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谈话时,叶剑英还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并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小心隔墙有耳,开着收音机说话好。”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叶帅和汪东兴立即和华国锋同志的商量,华国锋说:“主席逝世后,他们更加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抡班夺权,另立中央。据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一天晚上,叶剑英和女儿叶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与叶剑英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手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叶剑英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这场斗争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中虽然是少数,但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则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姚文元掌握全部的宣传舆论工具,他们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已不必“忌器”了。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汪东兴在征得华国锋主席的意见后,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八三四一部队政委,研究制定对‘四人帮’采取秘密行动的方案;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

为遗嘱作准备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10月6日晚6点30分,由八三四一部队安排执行拘押‘四人帮’的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到指定位置待命。7点20分钟以后,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按计划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当王洪文、张春桥先后来到怀仁堂走向正厅时就被行动小组成员禁锢。但王洪文可能年纪轻些,当行动组几个卫士把他扭住时,一边大喊大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成员制服了。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张春桥庄严的宣佈;“你们不顾中央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这时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的控制,像一个疯子一样,伸开双手向五、六米外远的叶帅猛扑过去,就在离叶帅一米多远时,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摁住,给他带上手铐。这时的张春桥已经被吓懵了。就被行动小组立即带离了现场。

为了尽快粉碎“四人帮”,叶剑英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因为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并厉声对江青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叶剑英还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做好联络工作。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张春桥落网后,行动小组又立即赶往春藕斋江青住处将江青顺利拘押,江青并没有反抗,只是对着行动小组成员说;“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最后又打电话通知姚文元到怀仁堂开会,8点25分钟,姚文元刚到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行动小组抓获,当即向姚文元宣读了华国锋主席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至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1976年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并提出让她、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而他们3人都不是常委,根本就没有出席会议的资格。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他们就向中央政治局发难,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则要求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同时追随“四人帮”的原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静宜和八三四一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也被拘押。

针对“四人帮”连日“逼宫”,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在非常形势下应采取特殊方式,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提出在国庆节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四人帮”被秘密拘押后,中央还没有正式公开之前,已经有很多消息在暗暗的传递,直到1976年10月2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200多万人民群众为粉碎“四人帮”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大家郁闷了多年的心情像火山一样,终于暴发了。王、张、江、姚横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自发行动起来,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行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隆重庆祝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声讨“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动蕩了整整十年的国家应该可以平稳下来了,人们纠结的心情也可以安定下来了。

1976年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四人帮”还内定了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提出要“以快打慢”的策略,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他提议6日或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后,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地人民隆重庆祝欢呼,自发集会游行庆贺。有关“四人帮”的秘闻和漫画、宣传画铺天盖地。在我们单位游行倒是没有,照例是由宣传科组织各分、林场进行批判“四人帮”的宣传工作。

一举粉碎“四人帮”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在揭批“四人帮”时还传出了很多他们的秘闻;如江青和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浩亮、京剧作曲于会泳、作钢琴演奏家殷承宗、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的暧昧关系。并由江青把他们安排到党中央任高职,并作为“四人帮”夺权后组阁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成员。还揭露了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出卖党和国家重要机密,送给美国人军事地图的罪行。

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议地点选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就定在了1976年10月6日晚8时。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在揭批王洪文的问题中,主要就是他令人乍舌的奢侈腐败、糜烂、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自他被调到中央后更是穷奢极欲,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军、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每天的主要活动。他为了晚上打猎,专门让工厂日夜仿制美国‘奇异牌’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就专门从上海空运。

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还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让他参加修订文献的工作。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月,名为调查,却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每餐都要喝名酒、山珍海味、名菜佳肴,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各种野味,派人到南通搞蛤蜊,到宁波搞青蟹,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吃法国名菜,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

10月6日晚,叶剑英带上警卫参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叶剑英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二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他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等。

第一个“到会”的是王洪文,他兴冲冲地刚刚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几名警卫人员就围了过来,王洪文见事情不妙,就大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接下来,略懂点武术的王洪文对警卫人员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华国锋立起身来,当即向王洪文宣布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王洪文离开正厅时,还自言自语道:“没想到有这样快!”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他被捕以后还从他酒柜里发现了不少整瓶的茅台酒,这些整瓶茅台酒是从那里来的呢?人民大会堂的管理员说;“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二元一瓶,王洪文看中了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很看不起他,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

第二个“到会”的是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他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时,已经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叶剑英、华国锋面前,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后,张春桥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表示出任何反抗,然后就由监护人员带了出去。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在11月份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我们场里接到了一个光荣任务;砍伐一批直径40厘米以上的樟树。樟树分小叶樟和大叶樟二种,小叶樟香味更浓,木质也坚硬些,为了支援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当然要挑质量更好的。因为各林场近边山场樟树已经砍光,只能到十多里以外的山上去找,时间紧,任务重,各林场都把这次任务当作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

Wang Hong文字传递,多少人帮逼宫战败内部原因。姚文元是最后一个“到会”的,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擅长”写作的姚文元一边走一边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因为他来得匆忙,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迈入怀仁堂,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丈夫走了。

“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是错,谁也不敢定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时候,另外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后,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了进去。待她出厕所后,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要江青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后,后又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还在信封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最后,执行小组人员把她“请”上轿车,带到一处地下室里候审。

  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一致拥护,是因为大家已经对多年来连续不地搞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对运动中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与人的关系破裂,感到人人自危;使国家经济上不去,人民的生活没有保障。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多年的‘教育、科技、文化断层,影响深远。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毛泽东临终前留给他的那个无声的遗嘱。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那么毛主席说过:“今后每隔八、九年就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历史是否还会重演,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否还要经历一场深重的灾难?

  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

到1977年,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报道。当时的邓小平同志也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合乎情理”的问题。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強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不久,全国又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首先要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把一切指示和决策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可能。同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作了分析。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很快发动和推行,跟“神化”政治领袖有密切关系,在一个领袖至上的国家社会里,广大人民被训导成絕对信从崇拜领袖,服从领袖的任何号令,领袖直接下达“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全体人民遵照执行,随着对领袖的崇拜、无限效忠、唯领袖之命是听,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确地评阶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后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认为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中和人民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我国当时阶级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況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

同时实事求是,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

至此,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

改革一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27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

“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结束了,但是这十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形成“四人小宗派”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江青写道: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江青 25ywh72 1974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Wang Hong文字传递,多少人帮逼宫战败内部原因。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洪文5ywh74 1974”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

  江青一九七四、四、五”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王洪文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意见,写道: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春桥、文元同志阅。”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从周恩来致王洪文的信中看出,王洪文当时虽然已被毛泽东所疏远,但仍保持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翌日晚,中外来宾四千五百多人云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这一盛大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来致祝酒词。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长沙告状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就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结束不久,王洪文栽了一个大跟斗……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国庆节过去之后,毛泽东准备前往长沙过冬。临行前,十月四日,毛泽东让女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挂电话,告诉他重要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

  王洪文依然搞他的“四人小宗派”。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四人小宗派”之中,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按照“四人小宗派”的如意算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应该由张春桥来坐。毛泽东作出的新的人事安排,完全打乱了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把一肚子的怒火朝周恩来喷泄。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十月十七日,夜幕沉沉,四颗脑袋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聚集。江青召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急商要事。因为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已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诚如王洪文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受到审讯时所供认的,那天夜里,他们四个人“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这“四人小宗派”作出紧急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点子是江青出的,因为由她出面的话,要得毛泽东同意,才可去长沙,何况她只愿坐火车,来回太慢;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然太露骨;由姚文元出面,也不合适,他的职务较低,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向毛泽东建议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该由谁来当,不妥当;唯一最恰当的人选是王洪文,“少壮派”,飞来飞去不在乎,况且他是党的副主席。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王洪文曾供认: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

  “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匆匆去,匆匆来。王洪文坐着专机,在十八日早晨飞往长沙,当天夜里就飞回北京。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在长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黄浦江上有座桥,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江桥腐朽已动摇。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江桥摇,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眼看要垮掉,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请指示,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

  是拆还是烧?

  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毛泽东听罢,面露温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我们的呼声: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责令检查

  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口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份量颇重的批示: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写毕,毛泽东意未犹尽,又补写一句: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十一月十九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惊然惊悟。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象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撅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自从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二十五日返回北京。

  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二十五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成了公子哥儿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哦,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也就在这个夜晚,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其一: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

  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其二: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王洪文象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主席: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再揪“走资派”

  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接班人”告吹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取代了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人大委员长——朱德。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一月九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所拒绝。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王洪文忍声吞气,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哩呱哇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

  “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要抓大官,抓上线。”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待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王洪文毕竟不象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舒龙山说:

  江青同志: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洪文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20 2

  叶正光说: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曹光琳说: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要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以下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五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七四年一月升四、廿五两次大会(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和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而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远新同志:

  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花天酒地回上海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一九七五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杨春甫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七月廿日晚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池,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三番。

  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建立“第二武装”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江青有野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圈,优哉游哉。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别着急,慢慢来。”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住“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象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你办事,我放心。”

  “旧居”·“圣地”·《大事记》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打倒新老走资派!”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引者注——《大事记》初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者注—一指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本书作者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本书作者写作这本王洪文传记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重逢“小兄弟”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一九七三年十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报王洪文了。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会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从一九六八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必太大了!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于是,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怔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一九六五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兔……

  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象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潘国平:还好。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马天水:胖了一点。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象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潘国平;我记住了。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以下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天水同志: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潘对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如马天水所供认: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市委、市革委会: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张春桥说: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上海民兵指挥部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文官”要夺权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恨透了他。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一九六七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出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洪文、秀珍二同志: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战友 耿金章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1973.4.23.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你们好!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春桥”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

  “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

  “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Wang Hong文字传递,多少人帮逼宫战败内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