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捷搜索: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青的前夫唐纳为啥解放

- 编辑: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青的前夫唐纳为啥解放

  第三次面临审查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毛泽东看上会唱戏的江青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俞启威,1912年~1958年,江青的前夫)。两个月后,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1898年~1975年,张叔平)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江青和康生是老乡,而且是旧相识,后者因此成为江青在延安的“靠山”。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时,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层观看了由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演出结束后,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而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由此开始往来。此时,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前往西安,两人已经在法律层面上断绝了夫妻关系。而当时的江青在延安长得比较出众,颇有一番动人之处。加上她会唱戏,因此在陕北,很多人都把她当明星看待,她的戏剧不仅得到中央高层的喜欢,毛泽东也喜欢。江青当时只有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要娶江青。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反对者大有人在。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这就是有名的“约法三章”。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江青和毛泽东相处得不错。1939年冬,江青怀孕了,并于1940年8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讷。女儿的出生巩固了江青的地位。婚姻的蜕变但好景不长,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后来渐渐发生了变化,但对于婚后十年的历史,却很少有资料提及。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最后一任妻子的不满,甚至萌发了“离婚”的念头。《文史纵横》记载了毛泽东与他的卫士李银桥在1948年初的一段故事,可以作为毛江夫妻矛盾的佐证。这里有一段背景需交代:1947年初,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后委行动,毛泽东率领几百人的后委机关转战陕北,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周旋。这一年,二十岁的李银桥和十八岁的韩桂馨被借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李银桥担任卫士——调用期为半年,韩桂馨是毛泽东的家庭服务员。在护卫毛泽东和江青的最初半年里,毛泽东对李银桥的工作很满意,但后者却对江青颇为敬畏。1948年2月19日,当时是春节正月初十,也恰好是李银桥跟随毛泽东整整半年的“期限”。毛泽东突然问李银桥说,“今天是19号,8月到9月,9月到10月,11、12……半年,正好半年……你,还想走吗?”李银桥想起了江青……于是,他说:“想走。”但他似乎又不好意思如此拒绝毛泽东,补了一句:“如果主席需要……”意思是如果毛泽东要他留下,他还是可以留下来。经过一番“劝说”,李银桥最终答应“再订一次协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等到他打败胡宗南后再放人。这段对话看似与江青无关,但却从侧面表现出江青与卫士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对李银桥的偏袒也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想离婚而不可得与毛泽东谈话结束后,江青突然“请”李银桥一起吃鱼。李银桥不好推辞,只好答应。期间,江青突然向李银桥谈起了自己入党的历史问题。一顿饭过后,李银桥又被江青拦下,向他询问了毛泽东近来在日常工作中的生活情况。江青的身份不仅是中央机关工作的协理员,更是毛泽东身边的生活秘书,向李银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是她分内的事,按理说李银桥也应当随时向江青汇报毛泽东的生活情况。这一次江青问得很详细,李银桥觉得,江青是想以谈工作的方式来摸清毛泽东近来的情绪如何,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以便了解毛泽东近来的思想动态。从江青的问话中,李银桥隐隐约约感到,她是在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去。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离开了办公的窑洞,拖着劳累了一夜的身子,要回另一间窑洞里去躺一躺;李银桥立刻上前护送毛泽东往回走,当他进到毛泽东和江青住的窑洞里时,见到江青正拥着被子坐在大炕上还没有起身,便转身退了出来,静静地侍立在走廊里,准备随时听候毛泽东的召唤。过了一会,李银桥听到窑洞里传出隐隐约约的谈话声;静心再一听,像是江青在向毛泽东诉说什么事情。随后,便又听到了毛泽东不耐烦的声音,其中有几句话说得声音还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搞特殊!”“你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正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老婆,这话我才更不能去讲!”江青像是又说了几句什么,毛泽东开始叱责道:“你这个人,就是跟谁也搞不到一起!”“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渐渐地,两个人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李银桥听到江青哭起来,哭得还很伤心;后来,谈话变成了争吵,江青边哭边闹,毛泽东大吼了一声:“你给我滚!”江青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抬眼见到站在走廊里的李银桥,稍一犹豫,随即转身闪过李银桥的身体,顺着走廊跑到周恩来办公的窑洞里去了。李银桥知道,每次江青同毛泽东闹了别扭,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这已经是形成规律的事了;这次也是如此,临近中午了,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走出来,脸上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当天下午,李银桥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准备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先是坐在门板床上,见到李银桥走进来,也不同他讲话,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皱着眉头只是一个劲地吸烟,李银桥也不便问什么……毛泽东又叹了一口长气,扔掉手中的烟头说:“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早把她赶跑了!”起床后,毛泽东又吸了两支烟,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开始对李银桥说:“没办法呢,跟她凑合着过吧……”边想心事边踱步,一会儿又讲出一两句,“银桥啊,我同你讲,我现在有些难办;当初同她结婚,没搞好。唉,草率了……”“没办法,真是草率了呢!”李银桥只是静静地听着,毛泽东又吸燃了一支烟,紧皱着眉头坐在窗前的一把大椅子上,沉默片刻之后,叹了一口气又说:“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无大过,也无大错,现在就要胜利了,跟她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讲……没办法,银桥啊,我是背了个政治包袱呢……”

1936年4月,电影明星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及唐纳和蓝苹一起到杭州旅行结婚。在西子湖畔六和塔前请沈钧儒大律师证婚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江青毛泽东 江青原名李云鹤,在上世纪30年代曾是上海的一名电影演员,艺名蓝苹,与康生与同乡。江青作为一个艺人,而且还有过四次婚姻,毛泽东为什么要娶她呢? 毛泽东为什么娶江青 一 1937年7月,因为“吴莉莉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之后贺子珍负气出走,吴莉莉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这年8月上旬,江青进入了延安,才过了一年多一点,1938年11月底,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到杨家岭,与江青正式结婚。当时,延安反对毛泽东这段婚姻的大有人在,组织部长陈云、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想想也是,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的一个三流演员,而且数次婚变闹得满城风雨,延安的好女人多的是,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要下决心放弃“糟糠之妻”贺子珍,不惜与张闻天对抗而娶江青这个女人为妻呢? 当时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结婚程序,只要当事人双方提出申请,领导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特别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的红尘往事的领导同志,如当时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当时在新四军的项英、杨帆等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事实,试图劝阻这场婚姻。 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而她当时24岁,毛泽东45岁。陈云当时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冲天一怒为红颜。“如果大家不同意,宁愿回家种田去。”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何况,为了保密制度和军事安全考虑,组织部门再次对江青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虽然后来的驻苏大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发电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秘密代理人,因为她曾被逮捕,历史上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康生在紧要关头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出具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实。于是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讨论并作出决议,被迫同意了他们的结合。 本来他们没有想到要举行任何结婚仪式,只是在此前,为了纪念蓝苹的新生活,毛泽东和蓝苹研究取一个新名字。蓝苹选择了江青。因为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显然,此时的江青已非彼时的蓝苹,江青自然要胜过蓝苹。而这个名字,对于毛泽东这位喜欢挑战的人来说,也能接受。现在为了表示对这些反对意见的抗拒,毛泽东欣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上酒宴,连续两天,分批宴请宾朋,以示喜庆。 二 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为什么坚决不予接受,而且还态度果断刚毅,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呢?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虽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 再说江青,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可能是三流的;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艺术;有思想,独具识见;有追求,抱负远大。虽然出身卑微,但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了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记者采访时的直言真语。难能可贵的是,文艺演出之余,她还勤奋写作,公开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和小说,针砭时弊,关心民瘼,立意高迥,笔锋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的性格与毛泽东非常相似,也许正是从她与唐纳婚变的“自白书”中,毛泽东发现了她不同寻常的一面。在三十年代,敢于将自己的婚变公诸于众,为自己鸣冤叫屈,的确需要极大勇气;并宣布自己“决不学阮玲玉,为着人言可畏自杀”,“难道蓝苹是个可怜的小虫子,任由践踏?”虽然江青后来做了许多坏事,但这里能看出她有自尊的一面,泼辣强悍的个性,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很受毛泽东这样的人的欣赏的,扣动了毛泽东不服输、倔强的心弦。一个女子甘“冒天下之大不违”,反抗各种社会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选择,正与毛泽东那睥睨一切的心态吻合,毛泽东从来不把陈轨陋习放在眼里,江青的桀螯不驯在毛泽东心里激起了共鸣。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需要蓝苹的热烈奔放、善解人意、清新可人。 三 实际上,毛泽东娶江青为妻,还有政治上更深层次的考虑。政治家的任何行为都有政治意图,婚姻历来是提升形象、拓展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如此。毛泽东一向重视文艺的政治作用,娶个“艺术家”老婆对自己将来的政治说不定会大有帮助的。 1938年的延安,毛泽东刚刚确立了在党中央的地位,但还只是处于“一隅”,极需打破封锁,得到外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支援,需要“让世界了解延安”,这时的贺子珍表现得颇“不识大体”,忘记了史沫特莱当时对延安是多么重要,为了一个女翻译与毛泽东大闹,并于1937年负气出走,使毛泽东非常下不了台。这时王明又回来了,对毛泽东不能说没有威胁。来自大上海的江青,虽然在圈内只是个“三流角色”,但在延安是有一定份量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家都把她当明星看”,娶了江青,会起到“马骨变出千里马”的效应,吸引更多的文艺青年投奔延安,打破国统区对共产党的污蔑,展示延安开放、包容的形象,使国统区的文艺界能更友善地看待延安。 更重要的是,江青具有政治才能,这可能是毛泽东娶她的最主要原因,否则政治局也不会有“约法三章”。她自己曾说“主席说我在政治上对他有帮助,贺子珍没有。”刚建国后,江青在莫斯科一次宴会上见到斯大林,三十五岁的江青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为斯大林敬酒,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据说斯大林非常高兴,可见,江青善于恰到好处地“献媚”,有政治人物长袖善舞的天赋。早在五十年代,江青的触角就伸到了文艺界,她对政治的敏感性是从文艺入手,屡次给毛泽东汇报说“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鼓励下,文革中扶摇直上,充当斗倒刘少奇的“旗手”,林彪出逃以前,江青确实是毛泽东忠实的政治伙伴,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意图;又将全中国的文艺统一为八个“样板戏”,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闹剧、悲剧,但平心而论,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能量超群。 四 江青从一个“三流明星”、“第三者”一跃成为“第一夫人”、“红都女皇”,实现了她的“云鹤”梦想,最后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可以说,江青确实像她自己写的——“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有着一种神秘或者说鬼魅的魅力。 毛泽东与江青为何只生了一个女儿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后期,巴黎一家“天桥饭店”生意兴隆,一方面中国风味做得好,另一方面是不少媒体记者要来采访饭店的老板。按说巴黎有不少世界顶尖级的饭店,“天桥饭店”还数不上,可引来的记者是巴黎之最。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上一篇文章:毛泽东留给我们的20大经典名言·下一篇文章:说不尽的毛泽东主席

但是这个中国老板坚决不接受采访,而且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个商人,与政治无关。来自世界各国的顽强的记者前赴后继,哪怕采访不成也要给男主人拍个照片。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一个中国人缘何在巴黎受到如此追捧?原来老板唐纳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的前夫。中国那时虽然穷,但毕竟是个大国,而且搞起文化大革命,把世界都弄得目瞪口呆,连法国也出现掀起造反浪潮的毛派组织。而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旗手”、“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夫人与这家饭店有如此渊源,岂能不被各大媒体追踪?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饭店老板唐纳1914年出生在苏州,与大多从艺者不同,他是从学子起步的。30年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中英文俱佳,人也帅气,加上写影评、剧评妙笔生花,很得年轻女性青睐。那时江青艺名蓝苹,她从山东济南来沪,别看她后来举世闻名,但当时也如同今天的二三流演员,急迫需要有人来发现她、吹捧她。唐纳写得一手好文章,为人也仗义,在《晨报》、《申报》上刊载,几篇文章就让江青知名度大增。江青深深爱上了唐纳,不久举办婚礼,几位好友相约一起办。1936年4月,电影明星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及唐纳和蓝苹一起到杭州旅行结婚。在西子湖畔六和塔前请沈钧儒大律师证婚,而且留下照片。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唐纳和蓝苹毕竟都在感情容易转移的演艺圈,蓝苹虚荣心强,物质欲也强,而唐纳除去手中的笔不能从其它方面满足蓝苹,尤其手头拮据,使得蓝苹见异思迁。婚后不到3个月,蓝苹谎称回山东探望母亲实则借机离开唐纳。唐纳是个性格脆弱的文人,他一气之下服毒自尽,被友人发现救活。痛苦依然没有解除,唐纳不久又跳黄浦江自杀,也被人发现救起。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唐纳投入到救国运动中,使得痛苦减轻,他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奔走于东部战场,写下大量讨敌文字。

  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

蓝苹还是为了出名奔走,她在业余剧人协会上演的《赛金花》中争当主角,却无法与王莹演技相比被淘汰。忌恨心很强的江青始终咽不下这口气,终于在文革中把王莹投入监狱,后王莹惨死。不仅如此,解放后她害怕风流韵事暴露,极力掩盖,到了文革她开始大规模地迫害。再比如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话剧中,蓝苹当上女主角,比他知名的演员赵丹和郑君里担任男主角。她生怕当年的多角恋走漏风声,终于借文革之机把赵丹整的死去活来,幸亏赵丹在“交待”中绝口不提当年的蓝苹,才勉强活下,也终因身心摧残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死去。郑君里则更倒霉,由于江青与唐纳分手后总找郑君里帮忙,她以为当年给唐纳的情书在郑君里手中,便指使张春桥逮捕郑君里,并在郑君里家中掘地三尺,在狱中刑讯逼供,后来通知家属领走遗体,死去的郑君里全身发黑。事后唐纳还为老友郑君里鸣不平,说:“江青要我的那封信还在我处,怎能从君里处找呢?”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江青的情史很多头,解放后她当年的情人起初不得不敬仰她,后来都噤若寒蝉,生怕哪一天没命。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在她这里却是“恨”。但有人说,江青似乎对唐纳还是很念旧的,1945年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江青以毛泽东夫人身份随行。唐纳作为新闻界名流受到国共会谈联络人张治中将军的请柬赴宴。宴会上毛泽东在张治中伉俪、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与各界人士一一握手。唐纳本想远处看一看毛泽东,不料张治中指着唐纳对毛泽东介绍说:“润之先生,这位就是在上海报上经常发表文章的唐纳先生。”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哦,我记得了。”他用伟人才有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唐纳,用大手紧紧握住唐纳的手,说了句 “和为贵!” 毛泽东说话常常出人意料又耐人寻味。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唐纳对于毛泽东是敬仰的,他没有料到江青会在招待会后给他电话,要求见他。唐纳回绝了,江青却扫除他的顾虑:“其实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的是是非非,早就成了过眼云烟,今天大家毕竟走到了一起……阿仁,不管怎么说,你我从前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朋友。现在我听说你的生活已经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也很高兴。只是,我到重庆来治牙的时间太短,而且难得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想……我想,你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现在虽然事事都如意,可是,念旧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强烈……”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江青那时30多岁,但延安的封闭生活也让她怀念在大上海多情的甜美,但唐纳坚决谢绝,说:“阿苹,见面的事情就算了吧。请你理解我。将来聚首吃饭的机会还会有的。对不起,失敬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1948年12月,国民党溃败已成定局,唐纳提出要离开香港到美国去,担任《文汇报》驻联合国的特派记者,很多朋友劝他留在国内更有发展。唐纳留下一句似有痛苦似有无奈的话:“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他还对一个年青编辑说了心里话:“因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几十年后,人们感到唐纳是个聪明人,如果王莹、郑君里等一批被女皇整死的人有这样的先见之明,至少可以活命。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不过圈里人都知道,唐纳确实是江青真正爱过的人。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青的前夫唐纳为啥解放前夕出国,想离异又怕背政治包袱。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来者正是江青!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

  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②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③,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③此处指王弢,当时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天津工作,改名王林。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担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午后,我去服伺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儿心事,冒一两句。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非常形象地勾画出当时的情景。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江青无法求助于毛泽东,就求助于她的那位同乡——康生。

  黄敬也去了延安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康生又一次保江青过关。用朱仲丽的话来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后来,康生甚至把谁告发她、告发些什么事情,都告诉了江青。当江青“露峥嵘”的时候,那些曾经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也就一一受到了狠狠的报复。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

  变娇变骄了

  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青的前夫唐纳为啥解放前夕出国,想离异又怕背政治包袱。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她开始呵斥身边的小保姆。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她在屋里装了电铃,动不动按电铃,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做这做那,服侍她。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

  她对伙食要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的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呶,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她喜欢骑马。本来,她不会骑马。正因为这样,她在从西安到洛川途中,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她不得不骑马时,显得神情异常紧张。如今,她把骑马当成一种很好的消遣,喜欢在延安招摇过市。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呶,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关于周恩来坠马,有着种种传说: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着周恩来出去。一条狗突然从路边窜出,吠叫着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拨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她的马撞到周恩来的马上,周恩来一头摔下来,右臂就摔断了。在延安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①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①一九九○年二期《啄木鸟》。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可能想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人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比周恩来小十五岁的江青(引者注:应为小十六岁)不像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②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②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③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③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其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载,周恩来坠马,是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着牙关。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这一段记述,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蒋泽民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当时在场的另一警卫人员王来音一九七九年六月口述材料而写成的。这一段记述,没有提及江青。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其五,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一九六五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周恩来惊马,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他去中共中央党校,为的是给“华北联大”师生送行。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七月七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七月十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达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

  据江青自云:

  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成仿吾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可供参考。他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江青并非“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倔强。在“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之后,她渐渐显露“本色”,不再对“老板”言听计从了。那时,她在陕北,一直称毛泽东为“老板”。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跟毛泽东发生口角。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闭嘴!”一听这话,江青才收敛了一些。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

  最使毛泽东不悦的是,她骂他“士气”、“土包子”。其实,这句话倒是反映了她灵魂深处对延安的鄙视,她还是向往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明星”生活。

  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在充满“土气”的陕北生活了将近八个年头,江青终于有机会重返那灯红酒绿的所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借牙病飞往重庆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中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下午三时半许,一架银色专机从天而降。舱门打开之后,一位穿着蓝灰色中山服、个子魁梧的人物,手持白色巴拿马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

  “毛泽东!毛泽东!”他的出现,使机场沸腾了。

  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陪同毛泽东一起由延安飞往重庆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毛泽东此行,为的是和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史称“重庆谈判”。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山洞林园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便下榻于林园。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林园有三楼三底的西式房子四幢。毛泽东住在二号楼。蒋介石也住在林园,跟毛泽东比邻而居。据云,为的是便于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七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重大政治活动,与江青无干。可是,她竟在毛泽东去重庆之后,也去重庆了!

  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

  江青去重庆的借口,乃是“牙疼”。她的龋齿发炎,这本是小毛病罢了。不过,“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她哼哼卿卿不已,非要去重庆治牙病不可。毛泽东总算同意了,只是说好了条件,即在重庆不能公开露面。

  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于是,她搭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带着女儿李讷,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在她来到重庆时,毛泽东已从林园迁至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而江青则和李讷一起住在张治中家桂园。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一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

  副主任,笔名陈然。

  在重庆,她的身份当然瞒不过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她逢人便要指指牙齿,说自己是为治牙病而来,似乎也生怕别人议论。

  据郭潜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她在重庆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毛泽东成为万众注目的人物,成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她感到她的地位随着毛泽东而猛然升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夫人”。特别是听张治中手下的一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使她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尽风头,而她却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出现在记者们那照相机镜头前。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她当然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

  一个多月前——七月一日至七月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六位参政员,即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博斯年,由重庆飞往延安参观、访问。内中的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见一见江青,被毛泽东婉拒。

  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左舜生此人,跟毛泽东同庚,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左翼团体,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左舜生为评议部主任。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不久,内部分化,左舜生倒向右翼,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一九三○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他和崔万秋颇熟。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①,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①左舜生著,《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引者注:即李讷,当时五岁)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徐明清对笔者说:“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唐纳拒见江青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不过,黄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十一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十月。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干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九、十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天苍苍,海悠悠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鸿雁在飞鱼在游。

  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人面不知何处去?

  江青离开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东郊桥儿沟。那里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中共党校的学员,一律都是中共党员。

  绿波依旧东流。

  进入党校学习,意味着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首任校长是任粥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党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董必武为校长。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五月,罗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这年十一月,当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据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回忆: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学员不再按原工作性质编班,也不再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

  “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

  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党中央也在这里设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①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导:

  江青被编在第十二班,亦即“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中共中央党校设有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江青到了党校,很快成了活跃分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俱乐部的主任是李剑白。当时,男“歌星”要算工任重,他唱《大刀进行曲》博得一阵阵喝彩;女“歌星”则是跟江青同班的许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泪下,由此得了个绰号叫“松花江上”。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生活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

  不过,另据报导,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据郭潜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北回忆: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嗤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他乡遇故知”——康生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上空忽地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那时的延安,除了蒋介石飞机前来轰炸之外,难得听见飞机的引擎声。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矾)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

  那是一架苏式的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山脚下简陋的机场上。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在那里迎候。

  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这架飞机是远从莫斯科飞来的,途中曾在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加油。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飞机是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从飞机上下来三位要员,即王明、康生和陈云。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

  王明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一起从上海坐船赴苏,十一月七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康生比王明稍晚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陈云则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此时,和王明、康生同机回国。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的。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如前文所述,江青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年长十六岁。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二十岁,即一九一八年,那时江青不过四岁。康生在一九二四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二十六岁,而江青只有十岁。即便相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康生在十七岁那年(一九一九年)在诸城和胶县陈家庄大户陈玉帧之女陈宣结婚,生一子一女。后来到上海,结识有夫之妇曹轶欧。康和曹,一个抛弃了前妻,一个抛弃了前夫,结合在一起。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②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四十五卷六期。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三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李维汉这么回忆: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淬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我离开中央党校后,即由康生接任校长。一天夜里,他把我找去,说:‘你应该办移交!’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来作校长,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现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长秘书罗青长手里,教务处是王学文管的,管财务的有五人小组,每月开支由小组审查签字,有问题再找我。康生没有纠缠,说:‘不必另办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央党校最后的工作。以后听说,康生一进学校就宣布罗迈(引者注:即李维汉)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事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写信慰问赵丹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赫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卡塞琳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湖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一九三八年四月,社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酋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出乎意料之外,一九四○年五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引者注:江青给赵丹的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致于死命,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缢于奉贤干校,赵丹曾名列抄家对象第二号。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袁鹰说,一九四六年春,他初次当记者(引者注:二十二岁的袁鹰当时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有一天,总编辑安排他访问赵丹,他俩在DDS咖啡馆畅谈了一下午。赵丹从三十年代初上银幕,讲到抗日的号角声中走向大后方,从新疆的五年铁窗生活讲到回重庆,又回上海。

  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

  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

  他俩重逢(一九七七)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代,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

  江青写给赵丹的信,究竟什么内容?《世界晨报》不易查找,笔者倒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查到了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全文。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编者加了一段按语:

  “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

  以下是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原文:

  阿丹: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引者注:指去新疆迪化),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紧握你的手!

   江青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夜

  其实,就江青写给赵丹的这封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发表这封信,并无“政治阴谋”可言。二十年后追究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其实大可不必。

  关于江青两次去重庆,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曾回忆道:

  “江青两次去重庆,不知买了些什么,竟花了几百万法币来报销,我坚持不批。

  江青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说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只要她讲清买了什么。当时,毛主席就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大。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下子掀翻桌子,拂袖而去,边币撒了一地。……”

  另外,笔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东南日报》上,见到一署名江青的诗《收获的季节》。此江青是不是彼江青,不得而知。照录于下,供读者鉴别:

  收获的季节

  江青

  我坐在田野的樟树下,

  成熟的稻禾呵

  款待我以最后的芳香……

  我眷恋地环顾四周,

  我的友人们都忧郁地低垂着头,

  在蒸热的傍晚的微风里,

  悲哀地摇拽着而沉闷地叹息:

  “啊,不久我们就要离开

  这阳光与土地,

  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呵

  我们的诚恳的友人

  温情的眼睛与手臂,

  不久我们就要填进粮户的仓库呵

  那深邃的黑暗的囚牢……”

  农夫跨着迟重的脚步来到田里了

  他也是忧郁地低垂着头,

  被太阳,风和雨,

  改变了颜色的笠帽下,

  棕色的,瓦罐一样的脸

  半边涂着夕阳,

  额上,深刻着长久忧愁的褶皱……

  他悲凉地疼惜地叹息着,

  棕黑的宽大的手掌满握着禾穗……

  啊,收获的季节稻禾是忧郁的,

  收获的季节农人也仍然忧郁……

  江青从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飞回延安之后,没有再去重庆。那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发生的突然事件,吓坏了她!那天,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以及获释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从国外开会归来的邓发,同乘一架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十二点半,途经兴县时,撞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黑茶山上,全部遇难……江青庆幸她早已回到延安,没有搭乘这一班飞机。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国共谈判终于破裂,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被炮火撕毁。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内战全面爆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延安上空出现成群的飞机,机翼上漆着青天白日标志。

  炸弹倾泻而下,浓烟冲天而起。延安结束了平静。

  屈指算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已经近九年。这九年的生活虽说是艰苦的,但毕竟是安定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平静地度过。说实在的,江青进入延安以来,还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就在国民党的飞机涌向延安的那一天,胡宗南部队的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人,分两路朝延安发起了攻击。

  炸弹在毛泽东窑洞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朝窑洞袭来,震碎了门窗玻璃,把家具震得吱咯吱咯响。毛泽东毕竟久经战火的考验,对于隆隆飞机、轰轰爆炸声,置若罔闻,依然在窑洞里工作着。江青带着李讷躲进防空洞,大声地唱着歌,借歌声壮胆。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强大攻势,毛泽东避其锋芒,于三月十九日放弃延安。从此,江青跨上马背,随着毛泽东开始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这时,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分为两路。刘少奇、朱德率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则留在陕北作战,组成中共中央前委。

  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如前所述,意即“离得胜”。

  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取“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则化名“郑位”,取“政委”之谐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每逢行军休息,周恩来总是活跃人物,他会用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腔调讲“吃花生仁不吃花生皮”,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江青已是主席夫人,不再当众唱一段,倒是出谜语给大家猜。七岁的李讷在江青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讷会唱京戏,来一段《打渔杀家》,一派江青风度,会博得一片掌声,连毛泽东也夸奖她:“讷讷成了我们陕北小名旦罗!”江青呢,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这“口琴”代替京胡,为李讷伴奏。听见毛泽东夸李讷,她得意地笑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带着孩子行军诸多不便。毛泽东和江青商量,让李讷随着中央机关一些家属、子女一起,东渡黄河,到山西去。组织上安排李文芳照料李讷。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致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这么写道:①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引者注:即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当时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这里提及的李讷“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便是指李讷托寄在山西。李讷画的画,使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得到欣慰。

  毛岸英是一九四六年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他随中共中央宣传部撤离延安,来到陕北瓦窑堡一带。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江青的职责仍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有一次,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十几户人家,贫农薄老汉腾出两间半窑洞,其中一间给毛泽东和江青住。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陆定一要开会,只能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毛泽东要江青避开,因为这个会议是军事会议。江青不得不搬到别处去睡,被臭虫叮得浑身又红又痒。江青憋了一肚子气。在她看来,要她搬出去,要她回避军事会议,无非是那“约法三章”在起作用。

  对这类事,江青非常敏感。有一回,毛泽东起草好一份电文,她想看一下,毛泽东当即收了起来,使她颇为难堪。

  在不断的宿营、行军、再宿营的流动生活中,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总算得到暂时的安定,一直住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

  杨家沟也是一个小村庄,但是比王家湾要大,二百来户人家。看中这个小村,是因为小村不靠大道,来往的人不多,不易暴露目标。另一桩原因,是小村里有个“扶风寨”——地主庄院。这“扶风寨”在陕北那穷山沟里,是难得的“豪华型”

  窑洞。屋外,一排玻璃走廊,颇有气派。屋里,那窑洞四壁,竟漆着浅绿色油漆!

  那炕的四周,居然还雕龙刻凤……毛泽东和江青,就被安排住在“扶风寨”里,住了四个月。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村,一时间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九四七年底,就在这个“扶风寨”,中共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反反复复,改了好多回。最后交给江青誊清。毛泽东关照她在誊抄时,要做到“五不”,即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宇,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宇。这清楚表明,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份报告,以求付印时不错一个字。这篇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确实,这篇报告极为重要。毛泽东指出,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匪帮”了,毛泽东笑谓,蒋介石咒骂共产党为“共匪”,骂了那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剿匪”,如今轮到“原物奉还”,称“蒋总统”为“匪”了!

  毛泽东断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确实,毛泽东已稳操胜券。此后,才一年多时间,中共便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十五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四月一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对干部们讲话,这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二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即席作了讲话。据当年《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告诉笔者,他当时正好坐在毛泽东左边,作了详细的记录。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根据纪希晨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恐。后来,在“文革”中,江青无端嫁祸于聂荣臻……

  由于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所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在《毛泽东生活散记》①一文中,李银桥在《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谈及此事。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彼此的回忆有些出入。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夜里,毛泽东起草通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清晨,毛泽东工作毕,卫士李银桥给他服了安眠药,照料他就寝。这时,江青正起床,她住在毛泽东隔壁房间。聂荣臻也起床了,散步回来,遇上江青。聂荣臻住在后面的一排房子里。毛泽东刚刚入睡,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声。

  这里离北平不大远,跟延安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敌机一入境,马上用电话通知延安,那里老早就拉空袭警报。而这里只能在看见敌机时才拉警报,听见警报声时敌机已光临了。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OJ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他俩犹豫不决,便向江青请示。正好,聂荣臻也派范秘书来。商量的结果是不叫醒毛泽东,而是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找了一副担架放在毛泽东门前。一旦情况紧急,马上把他从床上放在担架上,抬往防空洞。

  空中出现三架敌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八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卫士们也摸透敌机的脾气,知道这一回来者不善,也就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坦然,一边穿衣服,一边还要抽烟。

  “快快快,走走走!”听见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响,江青尖着嗓子喊叫。

  毛泽东仍要吸烟。这时,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四卫士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毛泽东往外跑。

  聂荣臻也赶来了,指挥大家去防空洞。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这时,又是一批炸弹扔下来。这一回炸弹猛烈爆炸,把毛泽东住的院子炸得黑烟冲天。

  如果毛泽东晚一步离开那里,那就有性命危险……

  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事后才查清,城南庄潜入了国民党特务,名叫孟宪德,当时担任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大丰烟厂副经理。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前,孟宪德已在那里。他最初想谋害聂荣臻,就收买了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只是未得机会,刘从文没有把毒药撒在小伙房军区首长们的莱里。”

  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

  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江青明知是国民党特务作案,事隔二十年,在“文革”中却诬指聂荣臻“谋害”

  毛泽东,欲置聂荣臻于死地……

  不过,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采访陈伯达时,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他被突然押送秦城监狱时,他在监狱门口大呼“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狱警不知他做过什么“好事儿”,向上汇报,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记起阜平城南庄的一幕,陈伯达当年为了救他确实做过“好事儿”。毛泽东关照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宽待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在那里生活上得到特别优待,吃得比家里还好……

  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

  几百个人围在打谷场四周看热闹。

  这时,已是国共大决战的前夜。从七月开始,辽沈战役打响。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铺天盖地。毛泽东坐镇西柏坡指挥这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西柏坡这原本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从此载入史册——因为它是继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一九四八年岁末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开头,毛泽东便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青的前夫唐纳为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