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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第八十章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飞回钓鱼台

  与邓小平对着干

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①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电讯全文如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②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

  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④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⑥”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⑦”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⑧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江青: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⑨追查所谓“蜗牛事件”,⑩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⑾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在这以后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毛泽东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⑿“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⒀”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三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七0、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⒁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⒂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①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②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丈夫走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④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⑤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⑥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⑦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⑧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⑩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⑾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

  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⑿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⒀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⒂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毛泽东说道: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①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张春桥思想”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③,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毛泽东又说: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④

  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⑤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⑥”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⑦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⑧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⑨,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形成“四人小宗派”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

  江:“不大好的就改。”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毛:“你也是难改呢。”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他对布迈丁说:

  江青写道:

  毛:“不开就好。”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

  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①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江青 25ywh72 1974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⑤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⑦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⑧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⑩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四人帮”作了检讨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洪文5ywh74 1974”

  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②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③

  “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江青一九七四、四、五”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④”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⑤

  王洪文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意见,写道: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春桥、文元同志阅。”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⑥”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⑦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⑧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势,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⑨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⑩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①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外交部少数人谈话记录,1974年4月4日。

  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③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年3月27日。

  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4日。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⑤据法新社北京1974年4月2日、6日、7日电。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⑥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⑦“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江青盘算着“组阁”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⑧“梁效”成员的揭发材料,1977年12月14日。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⑨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记录,1974年5月30日。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⑩[美]李政道:《我同毛泽东的会见――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见《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6页。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①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江青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②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1975.6.28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③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从周恩来致王洪文的信中看出,王洪文当时虽然已被毛泽东所疏远,但仍保持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康生“反戈一击”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翌日晚,中外来宾四千五百多人云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这一盛大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来致祝酒词。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白内障是眼球内透明晶体发生浑浊现象,当时没有快速有效的治愈方法,需要等成熟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长沙告状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就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结束不久,王洪文栽了一个大跟斗……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国庆节过去之后,毛泽东准备前往长沙过冬。临行前,十月四日,毛泽东让女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挂电话,告诉他重要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④

  王洪文依然搞他的“四人小宗派”。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四人小宗派”之中,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⑤”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⑥

  按照“四人小宗派”的如意算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应该由张春桥来坐。毛泽东作出的新的人事安排,完全打乱了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把一肚子的怒火朝周恩来喷泄。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十月十七日,夜幕沉沉,四颗脑袋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聚集。江青召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急商要事。因为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已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通知》指出: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⑦

  诚如王洪文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受到审讯时所供认的,那天夜里,他们四个人“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这“四人小宗派”作出紧急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点子是江青出的,因为由她出面的话,要得毛泽东同意,才可去长沙,何况她只愿坐火车,来回太慢;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然太露骨;由姚文元出面,也不合适,他的职务较低,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向毛泽东建议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该由谁来当,不妥当;唯一最恰当的人选是王洪文,“少壮派”,飞来飞去不在乎,况且他是党的副主席。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⑧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⑨”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王洪文曾供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⑩

  “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①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匆匆去,匆匆来。王洪文坐着专机,在十八日早晨飞往长沙,当天夜里就飞回北京。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

  在长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③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黄浦江上有座桥,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江桥腐朽已动摇。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⑤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江桥摇,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眼看要垮掉,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请指示,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⑧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是拆还是烧?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⑨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⑩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①

  毛泽东听罢,面露温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关于贺龙,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对张春桥讲过:“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引者注),贺把他杀了。”并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事后,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更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②一九七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③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的努力下,终于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稿。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我们的呼声: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列举林彪一伙蓄意捏造罪状诬陷贺龙的事实后,《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虽然《通知》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澄清了基本事实,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罪名”。④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上海是“全面夺权”开始的地方。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时仍在“隔离审查”中。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陈丕显的来信上批道:“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⑤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⑥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⑦二十九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⑧

  ……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九月三十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毛泽东责令检查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⑨”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⑩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①《传达毛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8月18日印。

  “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口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32页。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④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撤销1974年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⑤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4年9月17日。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份量颇重的批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⑥国民党元老人士,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反动统治,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来大陆参观访问。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⑦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写毕,毛泽东意未犹尽,又补写一句: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⑧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⑨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圈阅的原件,1974年10月4日。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十一月十九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⑩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页。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惊然惊悟。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①

  ……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②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从武汉到长沙有三百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秋风万里芙蓉国”。十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住在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宾馆九所。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象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十月十二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③很明显,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④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撅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十八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⑤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⑥王洪文在信中说“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⑦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⑧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玉凤同志: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⑨”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自从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二十五日返回北京。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

  江青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十月二十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⑩”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⑾

  二十五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一九七五、一、七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⑿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成了公子哥儿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①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②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哦,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1974年10月14日、26日。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毛泽东赞扬道:“好!”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④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94页。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⑤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⑥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120页。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⑦据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4、95页。

  也就在这个夜晚,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⑧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毛泽东道:“这个好。”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年11月6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汇报信的批示,手稿,1974年11月6日。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⑿毛泽东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几天后,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十月十七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其一: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邓:主席也知道了。

  “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毛:好!

  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

  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毛:我赞成你!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十一月十二日

  其二: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王洪文象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毛:这个好。

  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江青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①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同一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②”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太清,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主席: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③”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④”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⑤”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江青: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四日,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四次泳。到十二月五日,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气,使陈长江感到震惊。⑥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十二月十七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⑦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但到他感觉到邓小平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这仍然反映出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十二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纪登奎回忆道:“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在三0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他还交代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⑧”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周恩来强撑着重病之身,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⑨”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再揪“走资派”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他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问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⑩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①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12日。

  “接班人”告吹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12日。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④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20日。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⑤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4年11月。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3、227、228页。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⑦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

  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取代了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⑧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Politics”,即政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4日。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⑩周恩来起草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①”谈话到此结束。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毛泽东点了点头。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讲,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一九五五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六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的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引者注),暇时可以一阅。③”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毛泽东的谈话,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一月九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别梦依稀咒逝川,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故园三十二年前。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红旗卷起农奴戟,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所拒绝。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黑手高悬霸主鞭。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王洪文忍声吞气,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为有牺牲多壮志,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哩呱哇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

  敢教日月换新天。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喜看稻寂千重浪,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排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一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已表示,从明年(一九七五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毛泽东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同在武汉时一样,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仍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四人帮”的成员连一次都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这位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不少是他所喜爱的传统剧目。看过被江青一伙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园丁之歌》后,他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的地位。

  一九七四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鉴于“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扩建江青所说的“第二武装”、煽动派性斗争,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待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要抓大官,抓上线。”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洪文毕竟不象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一九六九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一月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⑤”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⑥

  江青同志: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舒龙山说: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⑦”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洪文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⑨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20 2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对这个结果,“四人帮”感到格外沮丧。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⑩”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叶正光说: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

  这年一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⑾”江青一无所获而归。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

  曹光琳说: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要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①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7日。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气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二月三日发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

  ②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2月30日。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真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五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调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③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月4日。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第八十章。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⑤唐闻生、王海容所写的书面材料,1974年3月14日。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⑥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真是得志更猖狂。

  ⑦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⑧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页。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⑨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2月1日。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毛泽东还批示: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⑩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据王、唐写的追记材料(1976年10月17日)。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⑾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2页。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以下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五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七四年一月升四、廿五两次大会(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和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浆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而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远新同志: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花天酒地回上海

  毛泽东接着说: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一九七五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杨春甫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七月廿日晚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池,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毛泽东又说: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三番。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建立“第二武装”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毛泽东最后说: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圈,优哉游哉。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江青有野心。”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别着急,慢慢来。”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象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住“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

  “旧居”·“圣地”·《大事记》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你办事,我放心。”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江青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二八、六、一九七六

  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打倒新老走资派!”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

  “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引者注——《大事记》初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者注—一指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本书作者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本书作者写作这本王洪文传记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重逢“小兄弟”

  毛泽东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一九七三年十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文元同志来电话: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报王洪文了。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会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从一九六八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必太大了!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于是,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

  怔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一九六五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兔……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潘国平:还好。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象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马天水:胖了一点。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象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潘国平;我记住了。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以下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天水同志: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潘对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如马天水所供认: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市委、市革委会:

  张春桥说: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

  上海民兵指挥部

  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文官”要夺权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恨透了他。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一九六七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出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

  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洪文、秀珍二同志: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

  战友 耿金章

  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1973.4.23.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你们好!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春桥”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

  “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

  “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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