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捷搜索:

徐景贤最后回忆,步步高升

- 编辑: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

徐景贤最后回忆,步步高升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中文名
王洪文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图片 1徐景贤 徐景贤是文革风云人物,在文革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 徐景贤十年一梦 徐景贤最后回忆 徐景贤晚年著有《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一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故,终年73岁。 目 录 一.文革序曲 二.上海大乱 三.我参加了一月夺权 四.你方唱罢我登场 五.毛泽东肯定“一月革命” 六.张春桥姚文元锦江被“绑架” 七.王洪文我争权 八.江青择婿记 九.游雪涛小组解密 十.“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十一.叶群林立果上海“选美”内幕 十二.影片《南京长江大桥》为何停映? 十三.张春桥“九大”整陈毅 十四.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 十五.狼狗闹“康办” 十六.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 十七.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十八.王维国“敢死队”的覆灭 十九.林彪公馆:神秘的毛家湾 二十.一封原件己烧毁的重要档案 二十一.睡梦里当上了中央委员 二十二.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接班 二十三.王洪文与“刘盆子” 二十四.周恩来的告别旅程 二十五.“瞻仰”王副主席办公室 二十六.文汇报艾玲文革浮沉记 二十七.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升迁荣辱 二十八.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二十九.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后后 三十. 王洪文怒砸万体馆 三十一.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末 三十二.我替张春桥“个伴” 三十三.毛泽东遗体保存亲历记 三十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国籍
中国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民族
汉族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出生地
吉林长春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场“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出生日期
1935年

  下午五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逝世日期
1992年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职业
军人,干部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主要成就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中共中央“接班人”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其实,与其说攻击张春桥,不如说攻击毛泽东。

劣行
与江青,姚文元等组成四人帮

  的历史功勋:“这个《通知》(引者注:指《五——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在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明文载入中共党章。墨迹刚干,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林彪急于抢班,坚持要在宪法中写入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他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非常干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泽东指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的张春桥,当然照毛泽东的意见执行。林彪集团不敢正面与毛泽东冲突,便拿张春桥开刀。

生平简介

王洪文,父亲王国胜,母亲王杨氏。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王洪武在西新乡开源村当农民。

三弟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当家庭妇女。王洪文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

1951年4月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南渡鸭绿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曾任警卫员、通讯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中央文革”彻底分裂了。组长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及组员姚文元则站在毛泽东一边。

文革发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洪文及同厂6人即起来“造反”,先后在厂里贴出所谓“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市委四清工作队滚回去”等大字报。

1966年11月初,王洪文与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良工阀门厂陈阿大等30余人串连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成立宣言中公开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由于中共上海市委拒不承认“工总司”,王等在会后煽动和裹胁数千人,强行登车要北上“告状”,制造了上海站36趟北开列车不能出发,铁道运输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的“安亭事件”。此后,又接连制造“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使上海陷入极大的混乱。

1967年1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策划下,王洪文、徐景贤等于1967年1月6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在全市掀起了“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19日,王洪文等又在“砸烂旧工会”的口号下,篡夺了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权,并大肆迫害工会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1967年2月24日,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兼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

1967年8月,王洪文等又一手制造了砸“联司”的全市最大的武斗事件。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洪文当上了副主任。同年12月,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会议”上当选为工代会常委,后于1973年4月第五次工代会上当选为市总工会主任。

1968年1月,兼任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73年5月,调中央工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常委。他积极参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张春桥、王洪文等为篡党夺权还直接控制上海民兵指挥部,发展“第二武装”。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的党籍,撤销王洪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接班之谜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卷起“反右倾”狂飚;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原以为华东组大抵会太平无事,谁知冒出了另一个“王”,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林彪。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已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从党的九大开始 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在上海,此人既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无瓜葛,也与徐景贤手下的“秀才帮”从无来往,更与马天水那样的“老干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见不到此人踪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过陈丕显、曹荻秋。他是军人。他能够成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因很简单——他宣誓忠于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党章的《总钢》,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他只比张春桥小两岁,河北省元氏县人,有过不短的革命经历——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向来在军内任职,与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他担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人称“王政委”。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左”,驻防上海的空四军派出“军宣队”随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队”一起“进驻”上层建筑时,王维国才与地方有些来往。

“公子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是接见王维国,于是宴请王维国,于是合影,于是送礼……一个想巴结,一个想利用,一拍即合,挂上了钩,拉上了线。

徐景贤最后回忆,步步高升。在“四人帮”中,实际上是傀儡

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打电话给杜修贤,让他给自己拍摄了办公照片和标准像,为上台作准备。10月3日在北京平谷县讲话,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消息传出,全国沉浸在狂喜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公诉人敬毓嵩说,最后,我想讲一点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和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同时,被告人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认罪和悔改表现,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图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林彪翘起大拇指:“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一下子使王维国乐得合不拢嘴巴。

婚事解密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林彪的那只“老虎”——林立果,也给他来了三顶高帽子:“王维国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

向妻子提出离婚

徐景贤最后回忆,步步高升。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有人说,这是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里做工的妻子了。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自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变成了王维国的上司。林立果的一句话,便使王维国俯首帖耳:“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

抓捕费了点劲

抓捕王洪文的时候,却不像抓江青那么容易。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华国锋。具体的抓捕,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张春桥先到,很快就解决了。王洪文接着就到了。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王洪文还想挣扎。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从一个既无安邦之策,又无治国之才的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王洪文,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了下来。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王维国也够机灵的,马上给林立果送上三顶高帽子:“林副部长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每年国庆节妻子都来监狱探望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做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王维国也给林彪写信,表露一颗忠诚之心:“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王维国的年纪比林立果大三十多岁。然而,当王维国、江腾蛟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陪年方二十的林立果游长城时,竟一左一右搀扶着林立果!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王维国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奴性。他张口便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脸不发红心不跳。诸如,坐了林立果开的车,那是坐“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一个稀奇古怪的“找人小组”在王维国领导下成立了。“找”什么“人”?为林立果“找”女“人”!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这个“找人小组”共八名成员,又称“八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在上海,又得名“上海小组”。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一九七○年五月,这个“上海小组”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这八篇讲话是:

  除了王维国之外,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七三五○部队政委、浙江的陈励耘,也在华东组向张春桥放炮。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十一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华东组是张春桥的天下。王维国和陈励耘扛起林家大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之中。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无法容忍林彪的放肆攻击。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撩开庐山云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陈伯达狠狠的一击。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下山那天,林立果垂头丧气地对王维国、陈励耘说道:“这次把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一九七○年八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十天之后——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到:

  报导是这么写的:

  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

  其实,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毛泽东反击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

  毛泽东 林彪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一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九月三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九月七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封“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问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引者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箭在弦,弹上肢,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九月八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两“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句消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九月八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到绍兴!”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要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那是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九月十二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九月十三日,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

  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厂,“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陈伯达倒向林彪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一手心……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工洪文、华国锋、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共包括一百零四名委员。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

  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部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

  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在当时,伊然以“接班人”自命的,乃张春桥。此人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工农兵”干部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门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的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央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没头没脑,毛泽东忽地问了张春桥这句话。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过了几天,毛泽东见到张春桥,又问起了王洪文的身世。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毛泽东瞩目于王洪文,意味着“接班人”不再是他,使他沮丧,使他嫉妒王洪文。然而,伟大领袖的决策,从不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毛泽东一旦决定了,任何人无法改变。毛泽东看中王洪文,对于张春桥来说,还是有利的。因为王洪文是他一手拉上政治舞台的,王洪文对他言听计从,王洪文进入中央,使他多了一个伙伴,多了一份力量。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结成“四人帮”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九月七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九·—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一九八○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五月二十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者注: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3)本人历史清楚。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元结成一伙。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峻岭”何人?江青也!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五十二岁,他比毛泽东小二十八岁,比王洪文大十四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一九五二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九七○年十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八月十二日开始,为期一周,十九日结束。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八月八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八月二十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毛泽东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张春桥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王永祯 王秀珍(女)……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

  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八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一九六六年的“造反英雄”,成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

  “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徐景贤最后回忆,步步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