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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革命的历史变迁,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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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革命的历史变迁,毛泽东传

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①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②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③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④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和五月四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七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五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一九四七年三、四两月,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晋南收复了大部失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⑥
  随后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电告陈粟谭等: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⑦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七、八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晋冀鲁豫野战军依照毛泽东“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于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九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以五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四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七月份攻滕县、攻邹县、攻济宁、攻汶上、攻南麻、攻临朐,都打成消耗仗,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秣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形势的上述变化,毛泽东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
  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⑧
  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⑨
  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五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五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三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一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
  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我们再把眼光转到北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规划。
  毛泽东一直认为,华北、东北是一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他要求华北部队:在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结束后,主力应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⑾在东北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又告诉东北部队准备在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并准备在一九四八年春配合晋察冀、晋绥两区进攻平绥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解决北线之敌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引者注:即晋察冀)、晋绥为辅”去完成。⑿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①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②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③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④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于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⑤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⑦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⑧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⑨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⑩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⑾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对统治的心脏,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至此,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求刘邓尽早结束内线作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尽早渡过黄河,外线出击,挺进中原,以调动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进攻。二、关于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的战略决策在毛泽东以我军的战略进攻打破蒋介石的战略进攻的宏伟计划中,他决定首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原地区。

1946年6月26日,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很快发展为人民解放战争,并在作战区域上形成了南北两线战场:南线,指华东、西北诸战场;北线,指东北、晋察冀、晋绥诸战场。

有一种历史,用鲜血写就,几多慷慨,几多悲壮;有一种胜利,用生命铸成,几多豪迈,几多辉煌。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登上历史舞台。91年浴血荣光,91年红旗漫卷。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着功勋。 2018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91周年华诞。中国军视网将推出特别策划《漫读军史》系列图文稿件,带您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浴血荣光,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向着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行的豪迈英姿!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的。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分别在南线和北线逐步展开。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大军十二万人出敌意外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紧接着,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在国民党重兵堵截追击下,抢渡沙河、汝河、淮河,在八月下旬进入长江北边的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接着在九月下旬分路越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
  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后,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一面适机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历经高山铺战役、大别山反“清剿”、陇海路平汉路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等,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巩固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⒀
  担任右翼钳制国民党胡宗南军任务的彭习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多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沙家店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在离战场只有二十里的梁家岔。炮声一打响,他就兴奋地说:“好!我看这回胡宗南怎么交代!”战斗一结束,他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高兴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打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有吃过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哪样想,他就那样办,当然要吃亏了。”他又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⒁
  担任左翼钳制山东国民党军的许谭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历经胶东保卫战、胶济路西中段战役,不但完成了钳制范汉杰兵团的任务,而且在战略反攻和进攻中攻占周村、潍县,迫使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缩据在济南、兖州、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
  在北线,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为下一步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同一期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攻克河北重镇石家庄,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据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
  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十个月中全部变成了现实。一九四七年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⒂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①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⑦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⑾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⒀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毛泽东;大别山;刘邓;战略;外线;进攻;电报;内线;战争;敌人

为“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毛泽东作出了南北两线外线出击的战略部署

一、战略进攻方针的确定和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 国民党军在发动全面内战后的一年中,有生力量大量被歼,不仅在军事上开始处于不利地位,在经济、政治上也是四面楚歌。而这时的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不仅总兵力大为上升,武器装备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善。 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考虑,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对比,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令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经过充分研究,中央军委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国民党军的薄弱要害区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江、淮、河、汉的广大地区。 1947年12月间,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军事纲领,就是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对人民解放军当时的反攻作战和夺取最后胜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小河村座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围却是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只是在一个多月前,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几经辗转,曾在六月九日从王家湾冒着大雨迁移到这个村子。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又从王家湾向这个村子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转移。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就在邻近,队伍不能有一点亮光和声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第二天清晨到达在山梁上的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毛泽东、周恩来等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后,六月十七日,他们在形势稍见缓和后又回到小河村。这以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就要开始了。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小河会议上,由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⒃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⒄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1947年七八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早在6月19日,毛泽东就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二、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刘邓大军发动鲁西南战役 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为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遵照军委的指示,首先在鲁西南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打开南进的道路。这场战役历时28天,歼灭国民党军5.6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解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并为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实施战略展开 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刘、邓率主力部队,分三路跳出敌人合围圈,以连续急行军向大别山疾进。27日,部队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任务。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后,迅速部署战略展开,至11月下旬,总计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政权,组成了鄂豫、皖西两个军区,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却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
  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⒅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⒆
  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⒇
  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21)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千里跃进大别山70周年的时候,认真回顾和研究毛泽东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谋划决策过程和历史经验,有助于帮助年轻一代了解解放战争的历史、了解我党我军的伟大领袖和统帅毛泽东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卓越历史贡献、了解这一杰出战略作战胜利的奥秘。

如何“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呢?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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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会议后,战争形势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除中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外,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25)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鉴于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连系不够的教训,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26)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告诉他们:“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两个月向中央所作的综合报告中,不但要报告各地规定的策略与政策,而且要说明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27)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
  毛泽东在政策确定后,总是密切注视着它的实施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当他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纠正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28)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9)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30)
  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31)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一、关于组织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谋划

在北线: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6月28日,他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等:“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平汉胜利后,即以主力三个纵队不少于二十团四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①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③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④ 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⑤ 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⑦ 中央军委致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⑧ 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⑨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⑩ 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⑾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⑿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⒁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⒃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⒆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战略反攻“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4~215页)可以说,在战略全局上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由战略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外线作战,同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最后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军指战员的最大愿望。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和其他种种原因,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除了举行局部的战略反攻外,在战略全局上都不具备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条件。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终于赢得了在战略全局上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条件。此时,毛泽东准确地把握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有利时机,正确运筹“大举出击,经略中原”这一宏谋大略,指挥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即战略进攻。

在南线:在中原军区李先念部被迫突围后,指示他们除以一部就地坚持外,一部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3万多人则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一则该地区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二则考虑钳制部分敌人。同时为“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毛泽东酝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人三路出击。还在6月22日,他就致电刘邓、陈毅等:

②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 陈谢兵团依军委指示,主力西进,展开攻势。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共歼敌近5万人,建立了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建8个军分区,解放了10余个县城,在豫陕边地区实现了战略展开。 ③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 沙土集战役后,为避免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尽快执行开辟中原解放区的任务,陈粟大军率主力分五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陈粟大军解放了豫皖苏广大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站稳了脚跟,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展开。 粉碎国民党军队大别山的围攻 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确立与巩固的关键。因此,中央军委指示三路大军:刘邓大军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外线的平汉、陇海铁路展开大破击,调动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内线、外线的密切配合下,积极作战,艰苦斗争,共歼敌6.9万人,创建了桐柏、江汉解放区,并使豫陕鄂与豫皖苏解放区连成一片。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历来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解放战争打到外线作战的问题,毛泽东早在确定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军队进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谋划。

至于刘邓部,“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

三、内线主力继续歼敌与外线作战实施协同 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时,担负两翼牵制国民党重任的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也转入了反攻。其中,重要战役有西北野战军的沙家店战役和黄龙延清战役,以及华东野战军的胶东保卫战。 晋察冀野战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也开始了反攻作战,重要战役有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运城战役。 1947年9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切断了长春至四平的交通线,使东北的国民党军更陷于被动。

1946年6月22日,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的电报中,就开始考虑刘邓部队外线出击的问题,提出:在内线作战基础上,“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4页)

至于陈毅部,“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

四、战略进攻继续发展 从1948年2月至7月的半年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共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17万多人,地方团队10万人,攻克了许多中小城市,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 1948年2月至5月间,西北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3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华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此外,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军、华北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纷纷发起攻势,重挫国民党军,使整个战场形势变得对解放军更加有利。

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在我军中原突围后,7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的电报中,指出:“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38页)由此可见,刘邓部队向中原进军早已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中心一环。后来,根据战争形势变化,毛泽东要求刘邓部队“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0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邓征询意见问:“内线作战,歼灭敌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复之后,应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此计划约在何时可以实现?”11月1日刘邓在回电中说:“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月实现此计划是可能的,届时可向南发展。”两天后,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要求刘邓,“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并要求他们“须先密筹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还特别强调,豫东一带是将来战略机动的转换枢纽,应加以扩大和巩固。豫东之豫皖苏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区,是将来刘邓大军外线出击、兵出中原的必经之地。可见,此时毛泽东已为刘邓大军向中原出击选好了前进基地。

至于粟谭部,“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主要是出击津浦路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军事纪实》

1947年1月2日,毛泽东在给刘邓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根据现在情形,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必要的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6月或更迟一点。”然而半个月后,即1月18日,毛泽东考虑到中原军区部队的困难,要求刘邓提前于5月间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中原出动。因为“我五师在陕南、豫西、鄂西非常困难,如你们出去过迟即有失败之危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26页)1月24日,毛泽东再次电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向中原出动转为外线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38页)后来,由于中原军区部队已经转出豫陕鄂和鄂西北,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3月6日,毛泽东又决定刘邓推迟转入外线作战的时间,除特殊情况外,继续留在黄河以北地区歼灭敌人,然后南下陇海路为有利。

“上述作战胜利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当蒋介石由全面进攻转入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解放区以后,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形势十分严峻起来,出现了毛泽东在3月6日电报中提到的“特殊情况”,需要刘邓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陕北、山东两战场我军反击敌人的重点进攻。因此,4月27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询问他们对刘邓下一步行动的意见,电报指出:“你们对刘伯承、邓小平下一步行动意见如何?出鲁西南及豫东较近地协同你们作战?出中原较远一点配合你们作战,由你们出一部出鲁西南。互相联系?以上两项何者最为有利,盼告。”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邓等的电报中,对整个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通盘部署,指出:“刘邓军十万立即休整,已东以前完毕,已东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地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0页)四天后,毛泽东再次电示刘邓等,指出:“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电争取于已东前休整完毕,已灰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5月9日,毛泽东又致电刘邓等“要求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至此,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求刘邓尽早结束内线作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尽早渡过黄河,外线出击,挺进中原,以调动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进攻。

蒋介石一大打出手,南、北两线作战计划立即付诸实施!

通过这段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策刘邓大军转入外线作战挺进中原,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对整个战争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1947年6月,全面内战在中国大地已进行了一个年头。毛泽东认为,经过一年的较量,此时敌人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仍然占据优势,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且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使我陕北和山东战场局势依然严峻。但是,敌人在被歼112万之后,虽经补充,总兵力仍由430万下降到373万人,特别是战略机动兵力大大减少,不仅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且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我党领导的反蒋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迅速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反蒋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陷入全民包围之中。我军总兵力上升至195万人,装备大为改善,士气极为旺盛,部队运用毛泽东战略胜仗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解放区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这一切都显示出,毛泽东从内战爆发前就一直盼望的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而此时,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失败,又玩起了他长期从事反革命战争的手法,即把战争继续扭在解放区内打,以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彻底破坏解放区的经济,使人民解放军失去依托,而不得不四处流动,同时又保持国民党军大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便消灭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早就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他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立即指挥我军转入战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大举出击转到战略外线,在外线大量歼敌,可以加快推进有利形势,从根本上改变敌攻我防的形势;可以搅乱敌人的战略部署,调敌回援,即粉碎其重点进攻,又使其无法从容转入战略防御,增大其战略进攻之困难;可以从战略上调动分散敌人,破坏其密集平推战术,造成我打运动战的战机;可以彻底粉碎敌方破坏我解放区的企图,在外线用蒋管区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加剧其困难和危机,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由于全面内战首先在南线打响,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6月底,毛泽东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6月27日的电报,以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6月29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6月28日,陈毅也致电党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在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后,毛泽东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先后致电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

7月4日,他致电刘邓、陈毅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果如此,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7月13日,他致电陈毅、刘邓、粟裕等:

至于陈毅部,“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

至于刘邓部,“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

至于粟裕部,根据周恩来提供的情报,“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他郑重告诉上述三部:“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着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进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外两个整编师各一部。1946年10月1日,在总结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的战争经验时,毛泽东兴高采烈地指出:通过内线作战,“过去三个月内,国民党军已被我军歼灭二十五个旅。”

1946年8月、9月,在南线各军内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外线作战却遭受重挫,不但大同不克,而且我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也岌岌可危。9月18日,毛泽东同意聂荣臻计划:必要时放弃张家口,“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外线进攻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12月20日,他致电陈、刘邓等:“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可以说,南线、北线从此都转入内线作战。

1947年1月下旬,为统筹华东战局,撤销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番号,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战役指挥交粟负责”。为大局着想,毛泽东又决定:本人留在南线战场掌控全局,并直接指挥西北解放战事。1947年3月,他决定放弃延安,“以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到1947年7月,经过一年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北线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2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我军主力则发展到112个旅,其中南线部队为64个旅:华东陈粟部有27个头等旅;晋冀鲁豫刘邓部有17个头等旅,14个二等旅;西北彭德怀部有6个旅。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从1947年7月开始,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何谓“独特的形势”?经过一年作战,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山东这两个南线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人民解放军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何谓“独特的方式”?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这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其中南线战场是重点之一。

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革命的历史变迁,毛泽东传。1946年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在军事上,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差不多五个月了,我们至今已经歼灭了敌人三十八个旅,……很难想象以后就不能再歼灭了。……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自然,这个方向实施进攻的部队,只能是南线各军。

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发去一份指定由“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接着,电报提出了南、北两线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关于南线战场,他是这样设想的:“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

1947年9月1日,这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就向各战略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于是,南线各军积极开展外线作战,不断重创国民党军。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线各军的作战计划。

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革命的历史变迁,毛泽东传。1947年1月24日,为缓解突围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压力,毛泽东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在南线,最终形成了三路大军中央突破、两翼友军有力钳制的战略布局

1947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华野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7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经脱离险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野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他们“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同时,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5月间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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