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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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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

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①。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贯的。
  在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②。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派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委协助覃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此后,毛泽东一直挂念这件事情。九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此前,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和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由于谭延闿率军讨赵,湖南战事甚紧,工作没有完全展开。九月,谭败退广东,局势稍稍稳定下来。十六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二十八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林伯渠等,汇报了这个计划,说当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说:“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③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一月二十八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④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二十九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⑤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三弄)。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子、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有些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据罗章龙回忆,“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⑥。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⑦。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⑧。

同年9月,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进攻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支持皖、奉两系,并企图乘机北伐,推翻直系中央政府,统一中国,而中共中央则反对与任何军阀结盟。陈独秀与时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认为“江浙战争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可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了。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 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积极的工作态 度,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了3 年,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 理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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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形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十月五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到任后,为了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着眼健全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十二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在说明他的政治主张后,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应当有根本的区别。他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单行本。几十年后,作者把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
  从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看重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据沈雁冰(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⑨。
  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很明白:“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反革命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在他自己主编的四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⑩。
  “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⑾。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
  大会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
  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⒀。
  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一开始就打算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六名。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⒁
  中国共产党出于善意的退让并没有使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因此缓和下来,相反,倒是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他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10月10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国民大会,喻育之等支持卢永祥,上海大学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跨党党员黄仁等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反对支持任何军阀,两派发生冲突,结果,黄仁被殴伤致死。事后,叶楚伧弃职赴粤。23日,叶以“办理党务困难”为由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辞去上海执行部职务。24日,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上海执行部成员沈定一、瞿秋白联名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电称: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号,那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遇到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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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前排左一为邓中夏、左六为胡汉民、左七为汪精卫,二排左四为叶楚伧、左五为王荷波,三排左一为刘伯伦、左二为毛泽东、左八为恽代英、左十为戴季陶

  ①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刊,1923年7月1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
  ③ 《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1923年12月25日。
  ④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⑤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⑥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
  ⑦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⑧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⑨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⑩ 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⑾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⑿《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6年1月。
  ⒀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插话,1943年11月17日。
  ⒂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⒃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

转中央委员会。自楚伧登报辞职赴粤以来,沪部停滞,请电促叶、于、戴积极到部视事,或另派正式委员来沪负责。沈定一、瞿秋白、毛泽东。

  在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叶楚伧的排挤。叶楚伧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伧只比毛泽东年长五岁,但他早在一九○八年便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一九一六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党分子”。叶楚伧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叶楚伧便参加了邹鲁、谢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泽东在叶楚伧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等共同署名):“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六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1924 年5 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该文系《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毛泽东在此文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堪称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一篇光辉文献。它的问世,是毛泽东深刻洞察党内外思想动态,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

于,指于右任,上海执行部成立工人农民部部长;戴,指戴季陶,由孙中山任命的国民党中央驻沪委员。二人虽均为上海执行部成员,但均不参预执行部工作,因此,沈、瞿、毛三人要求国民党中央加以督促。11月6日,国民党中央讨论沈定一等来电,决议慰留叶楚伧。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病症始于此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积极的工作态 度,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中央机关 工作了3 年,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 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 理部长等职。

党内对“孰敌孰友”问题没有弄清楚

在廖仲恺、汪精卫力劝下,叶楚伧虽然回了上海,但上海执行部和上海国民党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经费不能照发,加上无人负责,工作几乎停滞。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联络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14人,致函孙中山,反映执行部情况,要求孙派人解决。同年12月,毛泽东因劳累过度患病,於当年年底回湘疗养,结束了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杨天石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筹组湖南国民党总支部

《毛泽东选集》在收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做了说明:“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同时也没有真正弄清革命的“敌人”是谁。

  毛泽东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十多天后——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十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九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毛泽东名落孙山,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19 年10 月,孙中山将它改组为中国国民 党,然而这次改组却很不彻底。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的多次会谈,下决 心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实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组,这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顿 和革新。

1923年,毛泽东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后,更深入、更直接地了解到党内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并同这些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

青年毛泽东对建立联合战线早有心理准备。他 在《新时代》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与国 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有着一定的期待。他认为, 时下中国不外有这么三股势力,一是革命的民主派, 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三是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的 主体是国民党,非革命的民主派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和商人,反动派主要是直奉皖三系军阀和国际资本主 义。他提出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和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一年他刚好三十岁,三十而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注意到当时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张国焘只重视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的错误。

中共初创时期,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才干,博得陈独秀的赏识。1923年4 月,他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是当时中共的最高决策机关。毛泽东为中 央局秘书,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 陈独秀早早地将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上海,除帮 助筹备中共三大外,还让他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中共三大后,他曾陪同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 共同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1923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国民党组织历来涣散,这也是没有凝聚力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看到了这点,他们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4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毛泽东的思路是连贯的。

毛泽东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而且也 对湖南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倾注了心力。当时,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员邱维震。国民党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 进行这一工作,毛泽东知道后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 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开展工作。9月, 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为便于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 中共党员林伯渠还委任他为中央党部筹备员。

但是,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回到长沙,毛泽东便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 国民党的计划。他在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 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 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他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

会上,张国焘说:“我党党员如若加入国民党,势必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毛泽东的发言,与张国焘针锋相对。他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反驳说:“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两种观点,激烈交锋,会议气氛显得紧张。

党湖南总支部。此时就全国而言,湖南是国民党组 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赞同了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的观点暂居下风。

出席国民党一大

中共三大通过了“党内合作”的决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上,毛泽东被选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中央局秘书,接替张国焘的位置,张国焘落选。

1924年1 月20至30 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 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 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 的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驳斥,廖仲恺等代表却表示支持。 会议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尽管如此,中共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仍大有人在!他们对国民党到底是敌是友的问题,国民党内存在分化的问题,始终搞不清楚。这是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大动因。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 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 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 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另一大动因,则是和陈独秀有关。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是要推翻多数 压服少数的现在选举制,而代之以所谓比例选举制,从而保护国民党内不赞成三大政策的少数代表的席位。他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 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 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 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 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 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 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 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担任中央局秘书、直接协助陈独秀工作的毛泽东,发现陈独秀漠视农民和农民运动。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认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中共三大上,他郑重地提出了农民的问题,并负责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毛泽东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一文中指出:“由于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顺利地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定派 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一、经费 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而应注重于市县乃至区的补助经费,因他 们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 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去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的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区之特别区党部。三、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 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 毛泽东所提议案,除第二项外,其余三项都由会议提交预算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参考。

但是,这时的陈独秀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添加的题注中所说:“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

大革命时期,眼看着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陈独秀却痛恨地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应该予以制止。这是没有把农民当作真正的同盟军来看待的表现。

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抵制,导致中共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不力,严重影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时隔十余年后,毛泽东对此事依旧耿耿于怀:“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陈独秀不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也同样犯了错误。如果说张国焘是不支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那么,陈独秀则为了团结国民党,处处让步,处处妥协,主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既没有找到领导力量,又没有找到可靠的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句空话。

为了让党内早一些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国民党的“革命”性,解决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要写一篇文章,弄清这一系列问题的想法在心里酝酿了很久!

国民党内部在“是否革命”的问题上出现分化

1924年1月至12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工作了近一年时间。进入国民党内工作,使他更全面地了解到国民党内的基本情况,更真切地把握到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动向。

1924年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月3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召开,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成立执行部,以加强这几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

起初,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很受国民党左派元老们的器重。

当时,实际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是组织部部长胡汉民。毛泽东任胡汉民的秘书,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同时,毛泽东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格外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实际工作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

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45岁,毛泽东31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

在胡汉民的支持下,毛泽东的初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毛泽东对国民党也是信任的,工作是热情而积极的,以至于引起当时共产党内部分高级领导人的不满,李立三曾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随着胡汉民的调离,毛泽东开始被一些分共、反共势力所排挤。在与他们的激烈斗争中,毛泽东越发感觉国民党内存在分化的两派———国民党左派,支持革命,主张“联共”“容共”;国民党右派分子则反对革命,暗地策划反共、分共的卑鄙行径。两派严重对立,内部“暗流涌动”。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两面性”刻画得入木三分:“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些分共、反共的事件时常发生在毛泽东身边,使他心力交瘁,直至累倒。

上海执行部成立不久,胡汉民返粤,叶楚伧接替胡汉民负责执行部的工作。叶楚伧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7月,毛泽东不得不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负责文书科工作,并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8月1日,周颂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上,主张“容共”和反对“容共”的两派发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未按右派要求致电国民党中央,也未对喻育之等人进行处理。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联合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等跨党党员致函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之后,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加上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矛盾加剧后,经费即不能照发,负责无人,工作几乎停滞。毛泽东的工作困难重重,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到湖南老家韶山了。毛泽东离开上海后,叶楚伧摆宴相庆。

回到韶山后,毛泽东一边安心养病,一边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急切地感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实在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反革命分子随时都可能打起“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如果不做好反击的准备,革命将遭受重创。

国共矛盾发展至此,这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国民党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他们的反共、分共行径无条件地包容,为了统一战线,处处迁就,处处躲避,这就更加剧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革命实质上已经危机四伏。

毛泽东感到忧心忡忡,为了让党内认识到国民党内对革命的“矛盾惶遽状态”以及可能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性,毛泽东着手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动力又强了几分。

韶山“养疴”,毛泽东重新发现农村广阔天地,呕心沥血著成经典

在韶山养病期间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又为毛泽东撰写《分析》奠定了实践基础。

这一次,毛泽东在韶山住了203天,是毛泽东1921年离开韶山后回故乡时间最长的一次。虽说是养病,但是毛泽东并未闲着,一向有发动农民运动想法的他,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和家乡的人缘之便,搞起了农民运动。毛泽东曾回忆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毛泽东回韶山时,正值春节后不久,前来探望的人和本门的亲友川流不息。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广泛接触群众,有时与农民谈家常、打骨牌、玩麻将,和大家搞得火热。他还和夫人杨开慧一道在乡下四处走走看看,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依靠夫人杨开慧以及庞叔侃、柳军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族校,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夜校教农民识字、学珠算,并向农民进行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后,开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著名的要算被誉为“韶山神话”的“平粜阻运”。“平粜阻运”胜利后,毛泽东认为成立农民协会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一夜之间,韶山挂起了20多个乡农民协会的木牌。由此,毛泽东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伟大力量。

1925年秋,毛泽东呕心沥血,终于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光辉著作。《分析》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也就是没有找到革命的对象和盟友的问题,而“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阶级情况做了如下分析:

第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个阶级是极端反革命的,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第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发展得并不充分,中产阶级具有软弱性,根本没有力量独立领导革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当时的“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共产党可以尽量多地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防止他们“跑入反革命派”,但是也要警惕他们的反革命行径。

第三,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主要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一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剩余。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因此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二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种人,因为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必须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些骂人,有些怨天尤人,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

三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此,是较倾向于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第四,半无产阶级。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日子,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都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生活困苦,叫苦不迭,因此,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

第五,无产阶级。这部分人在当时约200万人,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这个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第六,游民无产者。主要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在一一分析各个阶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后,毛泽东做了一个总体的概括:“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一概括深刻、全面、精到,为革命如何寻找力量,如何取得同盟军指明了路径。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日子,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总结党内、党外及农村革命经验的结晶,是呕心沥血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个经典,在刚问世的时候是不被党内高层看好的。

1925年秋,毛泽东在昏暗的油灯下,把经过再三斟酌、多次修改的《分析》,装进一个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上“陈独秀收”几个字样。原来,他准备把他刚刚完成的《分析》寄给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让他推荐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毛泽东对陈独秀一向是尊敬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这种想法一直贯穿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得到陈独秀的认同,并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将会对党内认清‘敌友问题’,明确革命的方向有帮助。”毛泽东的心满怀着希望,但是他又有点紧张。因为,在与陈独秀共事的一段时间里,他了解陈独秀。

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18岁中秀才。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他受过一段新式教育,一度拥护维新主张。之后,他曾五次赴日,特别研究过使西方国家富强的政治学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是他1920年前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因为陈独秀崇尚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模式,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所以其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不彻底。在陈独秀心里,最看重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排在后面。陈独秀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应帮助资产阶级联合农民,实现资产阶级革命。陈独秀的出身,使他并不了解农民。虽然他在理论上认识到了农民的重要性,但实际工作中很难找到推动农民运动的方法和途径,当农民运动高涨的时候,他又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害怕,以至于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农民革命的办法。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了解农民,知道农民的力量,也懂得发动农民的办法。他和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深刻程度是有差别的,在坚持的对农民的政策上也是有分歧的。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毛泽东也以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思想区别于陈独秀。

信寄出去后,毛泽东在韶山忐忑地等了几个月。几个月后,等来的是令毛泽东大失所望的消息———陈独秀拒绝《分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一直记忆深刻。1939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了这段经历,说:“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陈独秀,从此开始不再对陈抱有幻想。“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分析》的公开发表与三次修改

1925年冬,在被陈独秀拒绝后,毛泽东又把稿子寄往其他杂志。这一次,毛泽东充满信心,神情笃定,因为他知道,《分析》可能不被陈独秀认可,但是是真理就一定会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12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政治部编辑的半月刊《革命》第四期刊登了《分析》一文,《分析》正式问世。该文开宗明义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革命党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这就一目了然地提出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必须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这个首要问题。由于这一论述极为重要,随即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

1926年2月,《中国农民》第二期全文转载了《分析》。《中国农民》是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全国性刊物,被这样一个刊物转载,进一步证明了《分析》一文的重要性。转载后,该文的影响就更大了,许多中共党内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成为了《分析》的忠实读者。

鉴于《分析》的较大影响,同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致信毛泽东,对该文提出修改意见,并决定把修改后的《分析》在当月再一次发表。毛泽东得到消息后,慎重地对《分析》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对文章的结构和文字进行了加工,如第一段由原来的440多字缩减为不足200字。将大资产阶级“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改为“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等等。这次修改后,《分析》基本定型,成为现今我们所看到的版本。

在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让《分析》声名远播,也正式奠定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袖地位。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更好地培训农运骨干,农讲所又重印了1926年2月出版的《分析》,发给学员作为课本使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讲了这一专题”,《分析》中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之后,中国革命在《分析》的指导下,拨开迷雾,少走了许多弯路,增添了许多理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对《分析》又进行了两次修改。第一次是1951年8月,中央编辑的《毛泽东选集》要收入这篇文章,毛泽东逐字推敲,再三斟酌,对各阶级的分析,取消了原来的“第一”“第二”等冠称。结论部分做了提炼与概括。其次,把“生产工具”改为“生产手段”,把“流动资金”改为“资金”,把“主力”改为“领导力量”,并使其在段落上更加明细等等。第二次是1952年7月,中央第二次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精益求精,对《分析》再次修改。正如《党的文献》在1989年刊文指出的,《毛泽东选集》对《分析》“作了多次精心的修改和补充,印过几次修改稿”。这次修改稿与第二次修改稿相比,语言更加流畅精练,思想更为准确深刻,文字修改可谓精雕细琢,其思想内容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形态。

《分析》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萌芽的重要标志,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如今,时代在变,实践在变,新的建设历程呼唤新的理论。然而,《分析》中所告诉我们的: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一首要问题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

《分析》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闪烁着伟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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