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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①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后,他们又上路了。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四月十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④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在四月十三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七月一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⑤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阜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二十九日复电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这段时间内,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⑥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刻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还研究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谈到)。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五月十八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但毛泽东却没有受伤。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⑦
  这次敌机一共投了五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子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了。看到这些,聂荣臻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解放战争粟裕改变中原战局:力主江北灭敌

粟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⑴ 中原战场举行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与顾祝同指挥的中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展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是我军转入外线战略进攻以来,敌我主力在中原战场的首次交锋。是我军经过几个月中原逐鹿的艰苦奋战后,终于打开外线战局的关键一仗。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至1948年1月基本实现了进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的初期任务。但是,国民党军当时在中原战场仍占据较大优势,敌我双方呈现出胶着僵持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对峙局面,将我军的战略进攻继续推向新的胜利,成了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 1948年1月底以后,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战略部署作了通盘调整,将12个步兵纵队划分为4个野战兵团,分别赋予不同任务,分开在4个地区机动作战。第1兵团以1纵、4纵、6纵组成,由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亦称粟兵团。主要任务是:准备进行两个月休整后南渡长江,挺进到闽浙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创建新解放区,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将战争继续引向国统区的远后方。军委指出:这第二次跃进,“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⑵第2兵团以7纵、9纵、13纵组成,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该兵团并指挥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主要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第3兵团以3纵、8纵、10纵组成,陈士榘兼任司令员,唐亮任政委,亦称陈唐兵团,主要任务是在中原地区配合刘邓、陈谢两军机动歼敌。第4兵团以2纵、11纵、12纵组成,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主要担负华中战场的作战任务。 中央要求粟兵团南渡长江,实施第二次跃进,主要原因是中原之敌过于集中,我军暂无好的歼敌机会;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调动敌人,使敌人再度分散,以造成我军打歼灭战的条件。中央在2月7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刘邓统一指挥外线各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强调指出:“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⑶所以,粟兵团南渡长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以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为目的的手段。中央这一决策本身,隐含着一种“例外”:如果有其他办法也可以大量歼灭敌人,发展战局,那么“粟兵团南渡长江”的计划是可以改变的。更何况粟兵团南渡长江未必就一定能分散敌人,创造出好的歼敌机会。这就为中央接受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实施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埋下了伏笔。 3月初,粟兵团奉命北渡黄河到达濮阳地区休整补充,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此间,粟裕一面指挥部队休整,进行各项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一面密切关注着中原战局的发展。这位年仅41岁的我军高级指挥员,身经百战,经历过各种战争环境的考验,尤其是1934年与寻淮舟等率红7军团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和抗战后期率新四军一部南下执行开辟苏皖新区的任务。这两次亲身经历使粟裕深刻认识到大兵团远离后方,到敌占区作战的艰难。经过1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裕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而大量歼灭敌人则是对目前中原战局的最大帮助,是发展我军战略进攻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4月18日,粟裕在分析了分兵渡江与暂留在中原作战对战局发展的利弊关系后,“斗胆”向中央军委“直呈”了3个纵队暂不过江而继续留在中原作战,集中中原我军主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 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后,又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内容相似的电报,刘邓在电报中表示:在粟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还是“迟出几个月为好”,让其“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刘邓大军自挺进大别山以来,一直经历着无后方作战,深知无后方作战的艰难,因而在这方面也最有发言权。所以,粟裕在向中央“斗胆直呈”之前首先说服了陈毅,并将自己的意见电告了刘邓,得到华东局和中原局几位领导的支持。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建议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要陈毅、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5月初,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根据城南庄会议决策,中央接受了粟裕兵团暂不过江,加入中原作战的建议,并决定陈毅调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代理华野司令员和政委之职。不过,中央此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要粟部渡江南下的计划,而是要粟裕统一指挥华野外线各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寻歼邱清泉第5军等部为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6至12个旅,开辟渡江道路,完成渡江准备。⑷ 邱清泉的第5军,是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全歼后,蒋介石在关内的两支精锐主力之一(另一个是胡琏的整编11师,即原第18军)。该军组建于抗日战争初期,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1939年11月,该军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第5师团第12旅团,为第5军及军长杜聿明赢得了殊荣。1942年后又奉命远征缅甸对日作战,屡建功勋。抗战胜利后整编为第5师,改换成全副美式装备,在华东和中原战场多次与我军交手,一直未受重大打击。军长邱清泉,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将。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又毕业于黄埔二期,1934年赴德国学习工兵,次年入柏林陆军大学专攻机械化部队战术。抗战中先后就任第200师副师长、第5军新编22师师长、第5军副军长、军长等职,与第5军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就任整编第5师师长,1948年后该师恢复第5军番号,邱再任第5军军长。 此次,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明确要求粟裕兵团以邱清泉第5军为主要歼击对象,表明我军作战指导思想已由“先打弱敌”转变为以主力对敌主力,寻求与敌决战。5月22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和华东两野战军首长,更加明确地指出:“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5军,只要5军被歼灭,便集中了最大力量歼灭18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⑸ 5月23日,陈唐兵团主力3纵、8纵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移动,调动了邱清泉兵团及整编75师随之南下向太康急进。30日,粟裕率1纵、4纵、6纵及两广和特种兵纵队乘机南渡黄河,前出菏泽、巨野一线。31日,由各部抽调组成的渡江先遣纵队随主力南渡黄河后,即准备伺机渡江南进。 粟裕率华野外线主力南渡黄河后,蒋介石立即令邱清泉兵团迅速北返堵击,又令第4绥靖区刘汝明等部收缩固守菏泽、曹县、金乡等地。由于敌第5军先我到达成武、曹县地区,粟裕当即决定全军改以战备姿态进到定陶、金乡外围集结,休息3天,再决定第二步行动。6月3日,军委复电指出: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3天,而是休息半月,主力不要用于打小仗,等候刘邓对第5绥区张轸部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⑹ 6月13日,粟裕、张震致电军委,提出分三步歼灭75师、5军和83师的计划,并表示:“决于16日晚完成对75师之分割包围,发起歼灭5军战役。”这时,顾祝同已自苏北地区调来整编83师、25师、72师及63师1个旅到达鲁西南,企图与我决战。介于敌情已变,粟裕于次日即致电陈唐并报军委,决定放弃上述计划,同时提出由陈唐兵团突然奔袭开封,吸敌回援,于运动中歼灭援敌等预案。⑺ class=’page’>上一页1

1948年6月17日~7月6日 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各一部;国民党军12个整编师、3个快速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保安部队等 陈毅、粟裕;胡琏、邱清泉、区寿年、黄百韬 歼敌9万余人 1948年1月27日,在位于豫皖苏三省交界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粟裕收到了中央军委紧急来电: 中央军委致华野粟裕电: 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其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我们确定华东野战军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立即编为华野第一兵团,由你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计划在湖北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 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请粟裕熟筹见复。 看罢电文,粟裕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一丝笑意挂上嘴边。 此时,室内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望着眼前这位身材不高但英气逼人的副司令员。从那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中,大家都明白了――又要有大行动了! 由于这个战略意图机密度极高,不曾普遍传达。粟裕在受领任务后,十分注意保密。当他向侦察科长个别交代任务,要他率领侦察分队提前南下的时候,还特别叮咛: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讲,如果泄露了机密,是要永远开除党籍的! 3月16日,粟裕率华野第1兵团北渡黄河,来到了中原古城――濮阳,进行渡江前的整训。 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亲率中野主力转出大别山,并统一指挥华野在中原地区作战的部队,在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寻机歼敌,以掩护华野第1兵团进行渡江准备。 万事俱备,只待南下。 然而此时此刻,早已跃跃欲试、枕戈待旦的华野将士们却不曾想到,他们的司令员这几个月来愈发不愿渡过长江了。 作为一个帅才,多年的战争实践使粟裕养成了不轻易赞同别人意见,善于独立思考的习惯。 粟裕认为在打仗时,一个指挥员不论上级怎么催下级怎么急,自己都要通过对战场的分析,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否则,本级指挥就形同虚设。机械地执行命令、一味地听取汇报,在瞬息万变的两军对抗中极可能闹出损兵折将的大乱子。 这也正是毛泽东特别钟爱这位比自己小14岁的湖南小老乡的缘故。 1948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刘邓大军在华野外线兵团的密切配合下,浴血奋战,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的清剿,而且还成功地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斩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平汉铁路。同时,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场抽调裴昌会第5兵团回援西安。在苏中,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东调。这样,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绽开裂痕。 随着中原战场形势的变化,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粟裕的面前:华野1兵团是迅速渡江、争取把国民党军主力一部牵到江南去有利呢?还是暂不渡江,集中兵力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更加有利呢? 想到这里,粟裕不禁回想起14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兵败怀玉山的悲壮一幕…… 那是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国民党统治区挺进。虽然行程仅5000多里,沿途尚有几个小游击区为依托,但部队长途转战,在国民党军重兵的围追堵截下,战斗频繁,加之物资奇缺、兵员难以补充,到达皖南时部队已减员一半以上。次年1月,在怀玉山陷入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方志敏不幸被俘罹难,粟裕仅率先头部队500余人突出重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过这一段痛苦经历的粟裕在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后,最终得出南进方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的结论。 粟裕认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略战术的秘诀就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以当时中原地区敌我态势看,解放军已初步具备在短期内打几个大歼灭战的条件,也有这样的战机可寻。而渡江后,解放军从中原抽走了3个主力纵队,客观上势必会削弱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力量。同时,华野1兵团十万大军突入敌后,将陷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下,行程上万里,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兵员补充、粮弹供给、伤员安置上都会有诸多困难。而这次渡江南下,虽说总的形势与十多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要辗转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还要远1倍多,估计到达目的地时,能保有5万部队就很不错了。那时,华野1兵团即便在江南站住了脚,也无力攻克大中城市,甚至当出现了有利的战机,也会因为力量不足而难以取胜。 更为重要的是,粟裕判断:华野1兵团南渡后,会将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尾随南下,减轻对中原战局的压力。但其在中原战场的4个主力军却无法调动。因为第5军和整编第11师都是蒋介石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骨干。蒋介石就是再傻也不会把他们统统调回江南与解放军去打游击。而第7军和整编第48师则是桂系主力,一向害怕桂系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蒋介石,更不会纵虎归山,让他们回到江南老家。这样就无法实现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的预期行动目的,中原战场仍会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僵持局面。 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一种数学的竞赛。 粟裕又算了一笔细账:如果不能调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主力,只调走一般的力量,那么以较小的兵力南下即可达到同样的目的。而把华野3个主力纵队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便可歼灭国民党军3~5个整编师,这对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 两利相较取其大,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 尽管这个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粟裕毕竟是有着20多年党龄、素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久经沙场的老将。激战在即,他决不允许自己过多地犹豫于个人得失和小圈子的利益之中。 粟裕深知高层次的战略决策,关系到千千万万将士的生命,关系到解放大业的成败,对这么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意见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的情况下。 粟裕后来回忆: 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决心向党中央陈述自己的设想。 恰在此时,从陕北南归的陈毅在沿途向晋绥、晋察冀等地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后,匆匆赶到濮阳,准备对华野1兵团做南下渡江动员。 粟裕一向敬重陈毅,每每遇到重大决策时,必须要首先征得陈毅的支持。这次在是否渡江南下的问题上,粟裕太需要陈毅的支持了。 在向陈毅汇报完工作并征得同意后,粟裕于4月16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了自己的构想。 两天后,粟裕又以个人名义正式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在这封长达3000字的电报中,粟裕建议: 三个主力纵队暂不渡江,而集中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背靠解放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部署三线武装,紧密配合。即以主力留在中原歼敌;以旅为单位组成游击兵团到淮河以南配合主力作战;以一个师的兵力组成许多支五六百人的游击队,深入江南,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支援战争的力量。 粟裕是个作风严谨的人,深知这一建议的分量。为此,在电报结尾处又特意注明: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涉及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上,粟裕一再斗胆直陈,提出不同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建议,再次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作风。 此时,毛泽东已同中央机关离开陕甘宁边区,来到了河北阜平城南庄。 在收到粟裕电报的同时,毛泽东也收到了刘伯承、邓小平发给中央的电报。刘邓在电报中表示:在此情况下,渡江南下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华野1兵团就可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对粟裕的熟筹见复,毛泽东立即电令陈毅、粟裕尽快到中央当面汇报,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 4月30日,陈毅、粟裕赶到了城南庄。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除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外,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集中听取粟裕关于华野1兵团渡江南进的意见。 粟裕在会上直抒己见,汇报了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详细说明了这个方案的依据。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粟裕的建议。 5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华东局,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同时明确中原野战军夏季作战任务:在平汉铁路南段寻机歼敌,牵制敌军北援,配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作战。 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和魅力所在。对部属的不同意见,他总能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采纳并果断地进行调整,而且特别善于从别人的思路上扩展下去,以自己的思考做出高人一筹的见解。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粟裕立即动身返回部队,毛泽东要破例他送一程。 自从成为领袖后,为了党内不表现出亲疏差异,毛泽东对来访的党内同志从不出门迎送。这次他不仅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还亲自送粟裕,表现出毛泽东虚怀若谷的领袖风范,也说明了毛泽东对这样一位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将领的由衷喜爱。 村口,毛泽东微笑着说:粟裕同志,中央要向你借个人。 借谁?粟裕不解地问。 陈毅。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原来,在会议召开前,党中央为加强中原根据地的建设,加强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在中原地区的协同作战,经研究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同时决定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粟裕颇感意外,十分焦急地说:主席,大战在即,不论军事上、政治上我都需要陈老总这样有威望的老同志坐镇领导,统一指挥。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 粟裕的话并没有让毛泽东吃惊,因为他太了解这员爱将了――为人谦诚,处事以大局为重,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丝毫个人得失的计较。这已是粟裕第二次让司令了。 这个决定已经通知了中原军区。毛泽东平静地说。 一旁的朱德也插话:粟裕同志,七战七捷以来,主席对你的指挥才能在我面前多次表示赞赏。中央认为,你能够承担华野的重任。 粟裕知道这是中央已经做出的决定,自己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你当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但中原那边的工作很需要陈毅,他必须马上动身去。 谢谢主席!粟裕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粟裕两让司令,向世人展现了其博大的胸怀和为革命事业深谋远虑的风度,深为后人所敬仰。 几天后,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陈毅、邓子恢为中原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并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华东野战军其他部队由粟裕指挥。 至此,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方针正式确定,指挥体制也已建立,中原大战迫在眉睫。正如粟裕在回忆录中谈到的: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以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 5月上旬,国民党军统帅部为摆脱中原战场被动局面,部署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中原地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其中7个整编师16个旅位于沙河以南及豫西地区,其余位于商丘、开封、郑州、菏泽、阜阳、蚌埠等地。另以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企图寻中原野战军主力或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留置黄河以南的第3、第8、第10纵队决战,并监视和堵击在濮阳地区整训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第1、第4、第6纵队南渡黄河。 中旬,朱德到濮阳视察,号召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以整编第5军(即邱清泉兵团,下辖2个整编师及1个快速纵队)为主要对象的中原国民党军。 整编第5军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早在抗战时就已经全部美械化了,杜聿明曾担任该军军长。各级军、师、旅、团主官大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倚仗着是王牌军,个个高傲自矜,目中无人,猖狂万分。 生于1902年的邱清泉在国民党军中是个颇具争议的将领。他誓死效忠蒋介石,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此人骄横狂妄,崇拜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笃信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甚至对不少国军同僚的仇恨不亚于对共产党,人称邱疯子。 但邱清泉的确有些骄狂的资本: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陆军大学留学,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心腹爱将,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常常直接通天,与老头子对话。 此次来到中原战场,邱疯子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口出狂言:活捉粟裕。 6月13日,粟裕下达求歼邱清泉兵团的预备命令:首先以位于平汉路许昌附近的第3、第8纵队向淮阳方向挺进,吸引商丘地区的邱兵团南下;以在濮阳地区的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部乘机由张秋镇、旧县之间南渡黄河,前出定陶、城武地区,会同原在该区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力求割歼临时归邱兵团指挥的整编第75师一部,开辟战场,调动邱兵团北返;在邱兵团北返时,第3、第8纵队立即尾随北上,协同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实施南北夹击,歼灭其于鲁西南地区。 14日,各纵队开始按计划行动。 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获悉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渡过黄河,大为震惊,急令已经南下的邱清泉兵团由淮阳、扶沟地区北返堵截,并从苏北地区增调整编第83、第72、第25师和整编第63师1个旅到鲁西南,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 粟裕认为由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队形密集,不易分割,达到歼灭邱清泉兵团的目的;且鲁西南地区狭窄,地形于我不利,前有重兵,左有运河,右有黄河,形势严峻;而开封是中原战略要地、河南省会,攻克该城,对全国政治影响大,邱清泉必定增援,可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战机;驻守开封的国民党军仅有1个正规师及一些保安部队,战斗力不强,攻占比较有把握;第3、第8纵队正进至通许、陈留地区,距开封仅1日行程,就势转进,可收奇袭之效。 根据以上分析,粟裕立即改变计划,把战场由鲁西南转到豫东,决心先打开封,如邱清泉兵团西援,再歼援敌。 17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一决心。参加豫东地区作战的有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各一部共20万人。国民党军有12个整编师、3个快速纵队,以及特种兵部队、保安部队共25万人。 开封位于河南省东部平原,当时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为中国六朝古都,古称大梁、汴州、东京、汴京,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东临商丘,西连郑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城周约20公里,有六门四关。 守军为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整编第68师1个团及河南省保安第1、第2旅和3个保安团共3万余人,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担任总指挥。 其部署是:第13旅担任城区及曹关、西关防御;整编第68师1个团位于城南作预备队;保安第1旅1个团担任省府警卫,其余保安部队在南关、宋关担任防御。 华东野战军以刚到通许、陈留地区的第3、第8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准备采取奔袭手段占领城关,尔后实施攻城;以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a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方面国民党军增援;以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于巨野地区,自北向南牵制邱清泉兵团;以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a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阻击邱清泉兵团西援;以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相机攻占东明、兰封,并破袭陇海铁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阻止国民党军西援。 战役于6月17日发起。 攻城集团展开攻击后,迅速占领了南关、宋关、曹关。18日23时,第8纵队首先突破新南门,但突破口很快被守敌封闭,后续部队未能跟进。已突入城内的部队依托城楼,抗击守敌反扑。 19日1时,第3纵队经炮火准备后,对宋门实施攻击,炸开城门,突入城内,向两侧及纵深发展。9时,第8纵队重新组织突击,先肃清新南门外地堡群,再度控制突破口,与先期登城的部队会合,随后相继突破大南门和西门。 各入城部队多路向纵深穿插,与守敌展开激烈巷战。至20日23时,攻占了除核心阵地古龙亭、华北运动场以外的全部市区。 21日17时,攻城部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最后攻击。至23时全歼古龙亭守军。华北运动场守军一部投降,一部在突围中被歼。22日晨解放开封。 在围攻开封期间,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组织多路增援,严令空军昼夜轰炸,邱清泉兵团等部全力增援。 位于兰封以东担任阻援的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对西援之邱清泉兵团实施运动防御,予以重大杀伤。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在豫皖苏军区部队的配合下袭占中牟,阻止了郑州整编第47军东援。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1、第3纵队在上蔡及其以北地区阻击整编第18军北援。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包围津浦铁路线上的兖州,苏北兵团攻克陇海铁路线上的阿湖,有力地保障或策应了攻克开封的作战。 在豫东战役第一阶段开封战役中,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继洛阳战役后又一次成功的攻坚作战,也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克国民党军据守的省会的作战,为尔后攻占大中城市和制定城市政策提供了经验。 开封失守后,蒋介石为挽回败局,急令邱清泉兵团并指挥整编第83师星夜向开封攻击前进,令由整编第75、第72师和新编第21旅组建的区寿年兵团从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与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开封地区决战。 在强敌多路进逼的形势下,粟裕鉴于区寿年兵团刚刚组建,战斗力较弱,作战经验少,围歼把握性较大,决心放弃开封,集中兵力歼灭区兵团于运动中。具体部署是: 以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准备对区兵团实施夹击;以第3、第8、第10纵队和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隔断邱、区两兵团的联系,在杞县以西地区阻击邱兵团东援;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击郑州东援之敌,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等部;冀鲁豫、豫皖苏两军区各一部兵力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民权段,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 时值盛夏酷暑,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有人提议应当立即转入休整,不宜再战。粟裕则认为:此战是扭转中原战局的关键一仗,必须发扬我军连续作战、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精神,出敌不意,争取全胜。 对此,陈毅评价道:粟裕同志浑身是胆! 果然,国民党统帅部根本没有料到华野会有如此强大的连续作战能力,错误地判断华野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于是急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全力追堵,同时令黄百韬整编第25师南下豫东,孙元良兵团积极东进,胡琏兵团兼程北上,企图围歼华野主力于黄淮地区。 6月26日晨,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撤离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第1、第4、第6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地区转移。 邱清泉兵团即以先头1个旅占领开封,主力尾击第3、第8纵队。区寿年兵团在进抵睢县、杞县后徘徊不前,与邱清泉兵团形成40公里的间隙。 粟裕抓住这一战机,指挥突击集团于27日晚对区寿年兵团进行合围,并以一部�a入纵深,割裂其部署。至29日晨,将其兵团部及整编第75师包围和分割于龙王店、常郎屯、杨拐、榆厢铺、陈小娄等地,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 与此同时,阻援集团第3、第8、第10纵队迅速插入杞县、齐砦、高阳集、王崮之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的联系。 29日晚,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包围整编第72师,主力围攻龙王店外围各村落。 经两昼夜激战,至7月1日中午,将整编第75师所属第6旅及新编第21旅全歼。接着向龙王店守军发起猛攻,激战至2日凌晨3时,将区寿年兵团部、整编第75师师部及第16旅1个团全歼,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及整编第75师师长沈澄年。 与此同时,西线阻援集团在杞县西南和以东地区对邱清泉兵团进行顽强的阵地防御战,连续打退其在飞机、坦克、大炮支援下的轮番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 在华东野战军围歼区寿年兵团的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将进至山东省藤县的整编第25师回调,与以伞兵总队改编成的第3快速纵队和交警第2总队组成一个新的兵团,由整编第25师师长黄百韬任司令官,立即增援豫东,于7月1日到达帝丘店附近。 粟裕根据黄百韬兵团经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利于围歼;在帝丘店附近铁佛寺的整编第72师已伤亡较大,无力出援等情况,决心先求歼黄兵团,然后再围歼整编第72师。具体部署是: 以第3、第10纵队及第8纵队一部继续担任对邱清泉兵团的阻击任务;以第8纵队主力及第6纵队1个师围歼榆厢铺、何旗屯的整编第75师残部;以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监视整编第72师并作预备队;以第1、第4纵队和第6纵队主力及两广纵队东移,围歼黄百韬兵团。 3日,各纵队到达帝丘店西北曹营、谢营,同时全线出击,达成合围并迅速歼灭敌军2个团。接着增调第8纵队参战。5日晚发起总攻,至6日晨,攻克王老集、孙庄等地,再歼敌1个团。黄百韬兵团余部缩踞帝丘店地区顽抗待援。 见区寿年兵团没有解救出来,黄百韬兵团又陷入重围,蒋介石急得团团转,严令各部兼程增援。 6日,东援的邱清泉兵团已由杞县以北柿园、谢砦地区到达帝丘店右侧,并正向东南方向迂回;由阜阳向北的整编第74师经商丘西援已到达宁陵以西地区;沿平汉铁路北援的张轸集团已达淮阳、商水地区。 针对战场形势的变化,粟裕认为如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势必被迫与多路援敌作战,将陷入被动。同时,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近1个月,十分疲惫,弹药缺乏;加之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饮水困难,又兼盛夏酷暑,疫病流行,处境异常艰苦。 为保持主动,粟裕果断下令结束战役。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各部队于当晚撤出战斗,向睢县、杞县以南及鲁西南转移。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万余人。 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主力钳制了平汉铁路南段张轸集团和胡琏兵团;山东兵团扫清了津浦铁路济南至临城段的国民党军,围攻兖州;苏北兵团攻克涟水、众兴、宿迁等城镇,有力地策应了睢杞战役。 豫东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师部、4个正规旅和2个保安旅,连同阻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余人。不仅大大削弱了中原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动摇了其据守战略要地和远程机动增援的信心,同时也锻炼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城市攻坚战、运动战和平原地区阻击战的能力,为进一步发展中原、华东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日,毛泽东发出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粟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 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叙述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曾被誉为是神来之笔,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是“伟大的战略转折”,在很多年里都是这个定论。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逐步解放思想,历史史料的不断被发掘,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也遭到了怀疑。在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之前,该部本来是全军几大野战军里最先出彩、战绩颇佳的一支,擅长大量运动歼敌,能打较大规模的战役。然而在经过大别山转战之后,刘邓所部主力受到很大削弱,已减员过半,重武器丢光,部队作战能力大不如前,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支战力大幅下滑的野战军。到了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刘邓主力即使加上实力完整、战斗力较强的陈赓、谢富治兵团,也只能在华东野战军多个纵队支援的情况下才吃掉了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而无力单独完成歼灭敌重兵集团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歼敌数量只占全部歼敌数量的五分之一,实际上是给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打了下手。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刘邓大军如果不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和国民党军打转转,而是留在中原,与华东野战军及陈谢兵团互相配合,大量歼敌,则更有助于战争全局,解放战争有可能更早结束。加上后来毛泽东又想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主力纵队打过长江做第二次千里跃进,结果被粟裕的斗胆直呈说服,才演变出了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从而认为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实际上是一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有人更是进一步发挥,将之称为是解放战争中的“败笔”。

  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在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展开攻势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连、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毛泽东对这次攻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西北野战军在取得被毛泽东称为“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的宜川大捷后,又攻占宝鸡,光复延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中原地区的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所部,华北的徐向前兵团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兵团,也在一九四八年的三、四月间分别进行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等,各自歼灭了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前后相继开始的一九四八年夏季攻势作战,就是在上述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五个作战方向上先后展开的。这就是:中原战场上的豫东战役和襄阳、樊城战役,华东战场上的津浦路中段战役,华北战场上的晋中战役和冀热察边战役。
  其中,豫东战役对推进南线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的形成,在决策上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⑧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在八月七日和八日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邓,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一、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也叫外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
  毛泽东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著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十九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⑨
  毛泽东还同陈毅研究了准备成立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准备组成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任副政委。
  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发来他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后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⑩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
  第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第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第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颍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一九三四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⑾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征得陈毅同意后,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四月十八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五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妙笔还是败笔,终结蒋介石的中原梦。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印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⑿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领一、四、六纵及两广纵队(相等于一个师)、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同中原野战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第十一纵队会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从漯河地区东越黄泛区,前来会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歼灭守军约四万人。接着,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七月十一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⒀
  在豫东战役前后,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在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⒁
  ①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9页。
  ②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页。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妙笔还是败笔,终结蒋介石的中原梦。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6月版,第82、84、88、89、91页。
  ④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948年4月10日。
  ⑤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77、678、679页。
  ⑧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⑨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年1月27日。
  ⑩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1948年2月1日。
  ⑾《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7—541页。
  ⑿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年5月5日。
  ⒀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1948年7月13日。
  ⒁《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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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初,刘邓大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四个多月,长期无后方作战,部队的弹药、服装和粮食越来越困难。国民党军出动五个师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刘邓向军委报告他们的艰难处境,希望华东野战军南下支援。毛泽东征得陈毅的同意后,致电粟裕,要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接到中央的指示,粟裕进行了反复的思考。1934年,他随方志敏的红7军团北上,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围后他在江南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深知江南的实际情况。江南是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华野部队渡江肯定会遇到阻击。渡江后如果陷入国民党军的围堵,连续作战,沿途无处安插伤员。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这样必将陷入被动,不仅实现不了中央的战略意图,而且华野部队也将受到重大损失。
  反复权衡利弊,粟裕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势必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因此,粟裕认为华野三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陈毅回到华野,兴致勃勃地向干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会议休息时,粟裕却把自己的设想完整地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大感意外,一个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在解放军历史上尚无先例。但是陈毅尊重粟裕的意见,并认为粟裕可以向中央军委报告。于是,粟裕写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向中央陈述华野不过江的理由以及在中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行性。
  仔细阅读了粟裕的电报后,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出电报,请陈毅、粟裕来中央驻地开会。陈粟立即动身,乘车来到河北阜平城南庄,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城南庄会议开了整整一周。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后,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方案。并决定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负责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指挥。
  以后的战争历程果然如粟裕所料。华东野战军连续进行了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中原地区的战略主动权,为后来的淮海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也在修改战略方针。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已经陷入困境,不可能战胜解放军。与其困守被各个歼灭,不如提早放弃东北和华北,将百万国民党军精锐主力调往江南,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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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上述观点跳出了传统定论的束缚,并有大量数据作支撑,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刘邓大军如果不去大别山,会不会是更好的战略选择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一次,后人只能就其过程和结果来进行考察。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做出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呢?这就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一年时间里,战争基本上是扭在解放区内打的。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不得不实行主动的内线作战。这样可以依托老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有人力补充部队消耗,容易得到粮食供应,伤病员也能得到较好地安置。而且解放军对根据地的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这样打了一年,共消灭国民党军97个半旅,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极大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同时,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得到了锻炼,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武器装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并完成了从分散游击作战到集中主力实施大兵团作战的转变。上述种种,都为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然而,长期的内线作战也打烂了解放区,造成了对解放区经济的严重破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说:“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钱粮,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上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情况就已如此严重,经济条件更差的陕甘宁边区则被摧毁成了一片残破。到了1947年,因为战争和天灾,陕甘宁边区内本来就较少的田地基本上都未能得到及时耕种,粮食减产一半以上,所有纺织运输等副业生产全部停顿,至1948年春荒时就有40万人民群众陷入了饥饿状态,已经接近全区剩余总人口的一半。而军队的粮食则来自于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老百姓自己都没地种、没饭吃了,军队还怎么能吃饱肚子打仗呢?即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山东解放区,为了支持部队作战,人民群众也承受了极大的负担,仅粮食一项就几乎被征走了总收成的35%,有的地区甚至更多,老百姓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随着国民党军不断集团推进,山东解放区的面积被日益压缩,大量资源丧失,解放军回旋困难,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后来谈到当时的局面时曾感叹道:“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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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解放军就要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解放区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群众自身的生存都艰难万分,已无力供养中共庞大的党政军人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厉行节约,精简机关和后方人员,增加生产和财政收入,减轻群众负担,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后来,毛泽东将之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向全党全军推广。

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总体战的胜利,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获得新的资源供给,并破坏国统区的战争潜力,已经成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是伟大的战略家,就在于他总是目光如炬,谋划在先,超人一筹,并有极强的实行力。早在战争之初,毛泽东就决心发动外线攻势,扩大解放区,大量歼灭敌人,以迫使蒋介石停止战争。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几个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主力向中原的豫东、徐州地区出击;华中野战军主力出击津浦铁路蚌浦段及其东侧地区;晋察冀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条铁路和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四城;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西进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分散坚持和钳制部分敌人。因为当时国共军队力量悬殊,上述外线攻势或未能实施,或遭到失败。毛泽东不得不逐步将外线作战方针调整为内线作战方针,先立足于内线歼敌,以待时机扭转战局。

经过了第一年作战后,解放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转入外线作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同时,解放区的经济也难以继续支持战争,客观上要求必须考虑转入外线作战。而进入1947年后,国民党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先攻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原防御则缺乏主力部队支撑,有空虚之虞。因此,毛泽东决心抓住有利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据此命令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南渡黄河,经略中原,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夹津浦铁路密切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击破国民党军顾祝同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同时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西进陕北,直接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此时,在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中,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作战是确定了的,但还没有将跃进大别山作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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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随后刘邓指挥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到7月底,取得大捷,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余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支援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作战。在此期间,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不去陕北,而是准备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配合陕北和中原战场机动作战。同时,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奉中央命令分成三路,部分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配合刘邓大军转战。经过这一连串手笔,毛泽东导演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中,刘邓所部因为歼击据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而啃上了硬骨头,久攻不克。就在双方酣战之时,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邓:“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以北的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现在却突然建议刘邓不要后方,南下直出大别山作战。这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部署改动,而是关系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未来生死存亡的大抉择。本来,无论是在冀鲁豫,还是在鲁西南,或是出豫皖苏地区机动歼敌,既能依托老区,又有兄弟部队支援配合,就地展开和得到后方接济都较为容易。而大别山虽是革命老区,但已沦于敌手多年,群众基础已经不好,粮食、弹药、冬衣、人员补充、伤员安置都是问题,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实是未知之数。且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即使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大批伤员、民工和俘虏军官需要送到黄河以北,补充进部队的大量解放战士也需要教育改造,这都要求有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处理。中央为什么这么急呢?

不久当鲁西南战役全胜结束后,刘邓致电中央,除拥护中央7月23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外,又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并建议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作战两个月,争取歼敌7、8个旅后再南下大别山。第二天,毛泽东给刘邓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震动了二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陕北战局真困难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如此急地想让刘邓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死命令,而仍然是建议的口吻,让刘邓自己选择是继续在内线歼敌还是直出大别山。

对此,4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的密电非是虚言。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又经战争反复折腾,当时已是赤地千里,经济全面破产,陕甘宁边区人口死走逃亡已接近一半。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得到些黑豆充饥,还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连彭德怀本人都虚弱得长年拉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冒死转战陕北,日夜与胡宗南部打圈圈。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把话说得很重,如果真的不能尽快调动敌人,减轻陕北的压力,那么一旦陕北失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就将东调加入中原战场,解放战争形势危矣!当时中共中央仍在陕北,而陕北要是失败了,中央将会如何?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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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焉能看不懂电文中的意思,他们对全国战局,对鲁西南形势变化进行了反复权衡。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七月分兵后突然连吃败仗,内外线兵团均遭重创,一时仅能自保,无力调动敌人。而陈赓、谢富治纵队还在山西,且实力不足。能在中原战场足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行动,只有依靠刘邓所部来完成。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刘邓执行中央命令不打折扣,有再多的困难,还是毅然扛下了这副重担。7月30日,他们即致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刘邓不去豫皖苏,要直出大别山了。虽万千人,吾往矣!

因为进入8月后,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国民党军的飞机又天天飞到大堤附近投弹轰炸,黄河大堤有决口的危险。这时四周的国民党军也围拢过来,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黄河以南背水决战。形势危急,刘邓决定不与敌人恋战,不再休整半月,抓紧时间南进,越快越好。8月7日,刘邓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分三路南下,直奔大别山。

为了配合刘邓部南下,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命令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组成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在外线机动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的后方。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和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任务。陈赓、谢富治纵队经加强力量组成陈谢集团并归刘邓指挥后,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放手发展,机动作战,东可配合刘邓、陈粟,西可配合陕北战场作战。这样,经毛泽东的一流规划后,除华北军区部队外,关内战场的其余各部人民解放军已组成了五大战略集团: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集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东兵团在山东拖住范汉杰集团,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则于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威逼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和南京、武汉等重镇。如此,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布局已成,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在关键的中原地区,毛泽东对成品字形挺进的三路大军寄寓了厚望。其中尤其是担负着最艰巨任务的刘邓大军。对于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8月6日给刘邓的电报中做了预测:“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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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了。之所以要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早已有所构思的外线战略反攻,又是被陕北、山东战场危局所逼出来的。只要能调动陕北、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两解放区压力,哪怕仅是临时调动了敌人,也是迫切需要的。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局,他在赌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打到外线并在中原立住脚,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改重点进攻为重点守备,从而扭转战局,从根本上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直至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经过了上述考察,我们就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刘邓大军既然已南渡黄河开始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没有半途而归的道理。鲁西南战役结束没几天,就面临了背水而战的危机。此时最保险的就是先去豫皖苏展开,但因华野刚遭重创,战斗力大减,亟待休整,两军联手大量歼敌的机会不大,刘邓部仍有可能在南下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即如此,索性拉开战略空间,越过豫皖苏,直入大别山,即使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仍会对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造成重大威胁,有可能调动部分敌人主力回援,从而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给兄弟部队寻机展开歼敌的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地区兵力空虚,刘邓大军容易先敌展开,迅速建立根据地。一旦在大别山站住脚,则外线作战的趋势便已形成,敌人腹心压力加大,不回兵都不可能了,有利于晋冀鲁豫、陕北、山东各解放区逐步度过难关。后来的历史证明,陈谢集团向南挺进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2个整编军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而刘邓大军更是吸引了国民党军战略机动部队达33个旅,割裂了其在中原的部署,减轻了山东战场的压力。由此,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在保持攻势的同时还要紧急抽调兵力东防西堵。陈毅、粟裕则抓住战机,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突然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豫皖苏地区,迅速展开,机动作战,先后歼敌7万余人,开辟了大片新区,使得外线作战趋势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久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解放军主力已先后转入外线作战,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攻势,威胁长江沿线的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攻为守,这又给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机,山东战场也得以展开反攻收复失地。从此,战争主动权转入了解放军之手,毛泽东天才的战略豪赌终于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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