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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②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④
  三十一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还分别同米高扬谈了一些问题。
  二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⑥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十一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十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⑦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又强调地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他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他在结论中还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⑧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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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光杆”总统李宗仁何敢要价“划江而治”?

人民解放军的反攻势如破竹,白崇禧、程潜等人又逼蒋介石恢复与中共和谈。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文告,声称愿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讲和。求和是假的,蒋介石的真实用意是想借和谈争取时间,在江南编练新军,以谋卷土重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此洞若观火,在1949年1月5日发表的《评战犯求和》和1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把蒋介石的真实用意完全揭露出来,同时提出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记者 | 姜浩峰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⑨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⑩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⑾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三十一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二日到十二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⑿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⒀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⒁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⒂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⒃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⒄

▲解放南京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至年底,国民党军精锐已损失殆尽,蒋家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激战正酣,解放了华东大部,平津战役胜利在即,华北地区已基本解放,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均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蒋介石见骗局已被揭穿,便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布置长江防线。又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安排退路。同时下令将黄金、白银、珍贵文物等运往台湾。国民党各机关和达官贵人也纷纷把财物运离大陆。几个月间,沪宁线上东去的列车络绎不绝,输送的人员物资都由上海沿水路南下。

在1949年,长江不再是天险。曾经在某些历史年代阻碍过中国统一的长江,无法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步伐。李宗仁想借和谈划江而治,蒋介石想借和谈重新整兵备战。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尽管国内、国外都有人认为国民党政权尚有喘息之机,但只用三天时间,解放军就渡过长江、占领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⒅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⒆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⒇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26)第二天,他又复电彭德怀指出: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27)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第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28)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数次致电前线指挥员,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八月六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说过寄予厚望的话。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六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七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电文是: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30)
  程潜在七月十一日收到这个复电,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31)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兰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对他说:西北野战军已经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尔汉没有联系了。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如有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注:即今乌鲁木齐)。
  九月十日,张治中发电给陶、包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32)这个电报,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时,转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国共和谈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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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职权,但仍旧不肯轻易放手,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纵一切。李宗仁这个代总统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汤恩伯、宋希镰等人根本不听他的号令。2月1日,“行政院”院长孙科把政府机关搬到广州,李宗仁独处南京,完全成了孤家寡人。李宗仁于1月27日打电报给毛主席,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进行和谈,并在得到中国共产党同意后,于3月24日组成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但是,李宗仁对和谈做不了主。在代表团到北平以前,张治中向蒋介石请示,蒋给他们的底牌是“划江而治”。他的用意即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发动内战。有了这样一张底牌,和谈当然不会成功。

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听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写下了一首诗——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1377页。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1月8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9页。
  ⑤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5—38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39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3月13日。
  ⑨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⑩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⑾《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页。
  ⑿余湛邦:《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97页。
  ⒀《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24页。
  ⒁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电,1949年4月14日。
  ⒂《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43页。
  ⒃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张,刘张李电,1949年4月1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⒅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1页。
  ⒆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⒇毛泽东致周恩来信,1949年7月10日。
  (21)中央军委致邓张李,并告林邓谭电,1949年9月12日。
  (22)中央军委致林邓萧,并告刘张李电,1949年7月16日。
  (23)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4)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25)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5月26日。
  (26)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6月26日。
  (2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29)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贺习电,1949年8月6日。
  (30)程潜:《回忆湖南和平起义》,《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8页。
  (31)陈明仁:《湖南义举》,《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177、178页。
  (3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81页。

1949年4月1日下午2点,南京政府代表团一行,乘坐“空中行宫号”飞机到达北平,下榻于六国饭店。当晚6点,周恩来等人设宴招待了他们。

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4月1日,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到达北平,与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方面做了一些让步,如被列入战犯名单的人若能将功补过,准予取消战犯罪名,改编军队可以缓议等,但坚持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4月15日,中共代表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期限。蒋介石看了这个协定,拒绝签字,和谈宣告破裂。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此之前,百万人民解放军早已在长江南北两岸人民的支持下,调集大量木船,在北岸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从20日晚起,第二、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当晚,周恩来先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恩来问张治中这次来平前为何去溪口见蒋介石?张治中解释说,蒋仍拥有力量,不得到他的同意,和谈达成协议也没用。

正当蒋介石被前线战事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乘势而起,以“吁和”为名,仿效古人“逼宫”。

反动派原来以为江面广阔,在海陆空三军的防御下,决不会轻易被突破。他们没想到对岸万舟齐发、声势浩大,船工和战士一样,舍生忘死,冒着炮火突进,而且,北岸解放军炮火强大,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正在这时,江阴要塞守备部队又突然起义,倒戈一击向国民党军的阵地开火,真是兵败如山倒!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接下来,双方代表团成员个别进行交谈。交谈中,国民党代表团成员普遍对“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

12月24日,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亥敬”电,请求停战以议和,同时宣称非蒋介石下野不能和谈。在南京,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也不失时机地发表和平主张,与白崇禧一唱一和。随后,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以及湖南省主席程潜等也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授意下,相继来电促蒋介石引退,为与共产党和谈扫平道路……

4月20日、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 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二百多人。人民解放军奋起还击,“紫石英”号被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人民解放军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使长期饱受列强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这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同周恩来在香山会见张治中。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发出了“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哀鸣,并声称为“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而甘愿“引退”。

解放军先头部队踏上了南岸,守军狼狈逃窜。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把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5月14日,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在武汉以东一百多公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17日,胜利解放武汉。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一天,毛泽东给李宗仁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对战犯问题,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电报敦促李宗仁说:“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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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开始进攻上海。至27日,上海全部解放。此役除汤恩伯等5万余人从海上逃脱外,其余15万余人悉数被歼。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历史曾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中国的统一,不可阻挡。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态度:即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为了使国家和人民早日进入富强康乐之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反对国民党借以自保的假和谈,一方面积极促进真正和平的实现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真和谈。

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当日,蒋介石在写下“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神伤地离开总统府,回老家奉化溪口“归隐”去了。

将革命进行到底

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又陆续约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人分别谈话。

蒋介石走了。但他并非真的退而为山野之人,只不过是由前台转到了幕后。在奉化溪口,当他逗留在雪窦寺中,或流连于山林泉石之间时,他仍操纵着一切,甚至比在南京时公务更繁忙更紧张了。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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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刘斐会谈时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刘斐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泽东扳着手指头对刘斐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哇!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靠不住;第三,蒋介石的残存军队靠不住;第四,他自己的那点桂系军队也靠不住;第五,如果不搞和谈,南京支持他和谈的那些人也靠不住;第六,如果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奉陪他打到底。

李宗仁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代总统。然而,他费尽心思得到的却是一个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自称“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的李宗仁,上台伊始便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如果长江天堑不守,则吾人将面临一惊涛恶浪之恐怖大海……” 1949年1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如此评论。这是淮海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眼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司徒雷登似乎肝儿都颤了。到了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理由是“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最后还来了一句——“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吃饭时,刘斐试探着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是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会意地笑着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原来,蒋介石前脚走,最高军事统帅部后脚就跟到了溪口,孙科的行政院则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而顾祝同、何应钦等一班党国干将要员干脆搬到溪口办公,在那里部署长江防御战。军机大事固然惟溪口之命是从,政府各部门一应事务也都要溪口点头,没有蒋介石的认可什么事也办不成。一时间,京沪杭公路上轿车川流不息,各方大员有事无事便往溪口跑。这样,李代总统被孤零零地扔在南京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副总统,好一个副总统——就在不到一年之前,尽管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国共决战已经全面展开,但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李宗仁有关中华民国总统职位的争斗,还是到了白热化。所谓“选举”,结果自然是更为老奸巨猾的蒋介石胜出。就职大典上,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一派绅士打扮。而败选的李宗仁,得了个副总统头衔,穿着挂满勋章的军便装来到了台上。在各国使节纷纷到场、3000多人参加的总统就职典礼上,一身戎装的李宗仁,活脱脱一个蒋介石的保镖形象。此前的情况是——李宗仁一再请示,蒋先是说穿西装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谁知道,这统统是在骗他玩。

为了促成和谈,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军事部署方面的调整:第一,根据李宗仁、白崇禧的要求,决定我军不攻安庆,让驻守安庆的桂系军队向武汉撤退;第二,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由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22日;第三,在4月11日到16日期间,命令长江一线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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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从海外回到祖国大陆的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仍念念不忘此事。《李宗仁回忆录》将蒋介石称为“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这是在泄当年长沙阅兵时落马堕地出洋相的那腔怨气”。原来,1926年,李宗仁陪蒋介石检阅部队,在检阅的过程中,蒋介石坠马,狼狈不堪。李宗仁认为,蒋介石一直记仇到1948年,仍不忘在公开场合出他洋相。然而,李宗仁忘了,南京,不是桂林。蒋介石自起家以来,一直念念不忘南京,恰恰是因为这里距离上海、宁波的距离都较近。上海,是他得以依靠的江南财阀的聚集地。宁波奉化溪口,是他的老家。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年间,即使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怎么可能将南京拱手让给桂系李宗仁?蒋家王朝,披着大选之皮,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

4月13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宣布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

更叫李宗仁大为光火的是,蒋介石将国库银元美钞统统运到台湾,弄得这位李代总统在“执政”期间竟不名一文。

1949年1月21日的宣布下野,在蒋介石来说,无非金蝉脱壳——眼看在辽沈大地、徐蚌战场满盘皆输,甚至在他宣布下野的时刻,他已经知道北平的傅作义正在和中国共产党谈和平改编事宜。对于蒋介石来说,宣布下野,意味着他在国民党内部以退为进,准备逃亡台湾。在国共之间,他则是摆出了一番姿态。早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中,蒋介石就名列榜首。

当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国共双方开始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先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逐条内容进行了说明,张治中把对其中不能接受的三点逐一提出,表示愿意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修正案。

尽管如此,李宗仁仍有信心,因为他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手里还有一张“和谈”的挡箭牌。他对刘斐颇为自信地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提出:要用革命的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经过一天的研究,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于4月14日晚交给周恩来。第二天,双方代表又分别交换意见。

当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上台伊始,李宗仁就积极筹备与共产党的“和谈”,藉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同时加紧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天真幻想,蒋介石是决不答应的。

这时候,事实摆在面前,连蒋介石都不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要赢得胜利了。

4月15日晚9点,还是在勤政殿,国共双方和谈代表进行第二次正式会谈。周恩来把接受南京代表团意见所作的各点修改作了说明,并对不能修改的各点也作了说明。最后,周恩来说: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定案。我们期待你们接受这个协定。张治中表示要把这个最后的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同意。周恩来正式告诉张治中:请代表团回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宗仁,到本月20日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李宗仁认为当前面临三大要务,丞待处理:第一,要立即与中共联系,迅速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寻求美援,抑制通货膨胀。

蒋介石的下野,是个烟幕弹。早在1948年12月中旬,他就表示要以“主动下野”来促成“和谈”。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将李宗仁推到了前台,这当然也是美国人乐见的。而他自己,则退到奉化溪口的老家,对嫡系部队遥控指挥,希图整军再战——利用和谈,争取三到六个月时间编练新兵200万,加上剩下的100万残兵,蒋介石感觉,能够依凭长江天险,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抗到底,起码争个南北朝出来。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有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在于保证用金圆券抢夺来的黄金、美钞能运往台湾。

散会后,南京代表团商定第二天派黄绍和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劝李宗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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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来说,无论国民党反动派是否要和谈,“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了既定目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

为此,李宗仁立刻致电宋庆龄、李济深以及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想通过这些平素与他交善的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增加和谈的砝码,“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然而,大大出乎李宗仁的意料,这些民主人士早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相反,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更为活跃,在香港的李济深等人纷纷前往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绝不可能是南北朝

黄绍等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等人商议。白崇禧看完协定,怒气冲冲地对黄绍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会议决定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拍着桌子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为试探共产党对和谈的反应,李宗仁转而策动南京、上海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颜惠庆、章士钊等社会贤达,组成“人民代表团”,乘专机飞往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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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2月27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电文如下:

《新民周刊》记者最近在南京“总统府景区”的“子超楼”里看到,当年李宗仁的办公室仍旧是旧时模样。在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时,李宗仁自称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蒋介石跑到台湾,于1950年恢复自己的“总统”职位。李宗仁一直认为这不合法,并一直未予以承认。1965年7月,他辗转回国,受到毛泽东等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欢迎。

4月21日,毛泽东同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又一次作了揭露,指出: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

润之先生勋鉴:

回看1949年春的李宗仁,却在做一个梦。他从心底里是不认可蒋介石的。他认为这个出身于上海滩的江湖混混,并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李宗仁自认,如果放开手脚让自己来干,或许能够挽国民党政权于既倒。原因在于,回顾个人经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之际,李宗仁与白崇禧、黄绍竑在广西确实干出了一点点成绩——政治、军事、经济、教育,都有过一些新气象,以至于胡适等人南下参观,将广西誉为“模范省”。这让出身新桂系的他感到,如果将曾经治理家乡广西这一边陲省份的经验推广开来,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恐怕还是有救的。与此同时,他寄希望于美援,寄希望于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甚至寄希望于在汉口的白崇禧能带兵负隅顽抗,然后与中共划江而治。

按照命令,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于23日占领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国民党反动派所玩弄的假和谈阴谋也就此宣告失败。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

在国际上来说,随着三大战役里国民党连番失败,美国不仅“劝告蒋委员长退休”,并要求李宗仁和共产党谈判划江而治。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汇报后,告知李宗仁,只要他“和平努力能够获得显著的进展,或者甚至仅能成功地延迟着或者似乎延迟着共产党的攻势”,美国就会支持李宗仁。

在北平的张治中决定24日回去“复命”。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代表团进行了恳切的挽留。他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他情真词切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面对共产党人的真心挽留,代表团成员终于留了下来。4月25日,当白崇禧派来接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时,不但一个代表没有接走,反而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也一起送来了。原来这是我们的地下党秘密安排的。

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

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作为特使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米高扬此行之前,毛泽东曾经希望访问苏联,遭到斯大林婉拒。米高扬此行,则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时,南京和谈代表团的代表,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参加者和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为和平做出贡献的人士,是充分尊重和照顾的,对实现和平是真心诚意的。

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的军队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份好,觉悟高,战士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无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由此,苏联人知道了——中共已下定决心打过长江。

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中国统一的杰出贡献

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

在台面上的李宗仁不是不知道“划江而治”的想法之可笑。就在总统府,他曾如此说道:“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而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者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国人民终于同心同德地战胜了国民党玩弄假和谈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了。中国终于没有像国内外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搞“划江而治”,而是实现了大陆的统一。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所描绘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前景也终于胜利实现了。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著名文章和这一伟大思想的正确性,显示出毛泽东对历史把握、对前途把握、对命运把握的准确性。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当人们纪念统一的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当人们庆幸中国没有出现又一个“南北朝”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思想的历史贡献。

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

尽管李宗仁此言是在说明当时的局势,然而从语言转换来看,他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糟糕透顶的国民党政权比做大革命之前的北洋军阀了。他唯一感觉和谈还有一丁点儿希望的前提,在于美援。在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宗仁要求司徒雷登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他10亿美元,哪怕是5亿美元。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中美关系白皮书》里,对中国国民党已经极尽嘲讽了——在天津的美国人“目睹共军夺获天津,其配备全为美国武器及国民党军在东北不战而送给共军的其他军器”。对于这样的“猪队友”,美国人表示“前此对华援助,因国民政府之缺乏效能全落于共军之手,现在若继续加以援助,实等于进一步加强中共力量”。国民党军队“没有一仗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者装备而失败的,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以及使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致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战胜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而且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因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统一的一大杰出贡献,是对国内外各种企图让中国“划江而治”、南北分裂的势力的彻底打击。我们必须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也只有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和高度,才能真正地、全面地、深刻地理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

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1965年回国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曾经表示:“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北部政府也得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敬爱祖国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还在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国内就有人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的文章,把“南北朝”列为中国三个可能去向的首位。“南北朝”一般指的是东晋末年到隋文帝统一,即公元420年到589年这170年的南北政权分立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混乱时期。

弟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在李宗仁个人来说,这是他的深入反思和忏悔,而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征途上,却并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新中国绝不可能是南北朝。这一点,1948年写下《中美关系白皮书》的美国人,比1965年以后的李宗仁看得还要透彻,他们认为,即使援助了李宗仁,这些援助也会全落于中共之手。不支持国民党,相当于变相不支持中共。这样的逻辑,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揶揄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可谓异曲同工。

1947年夏天,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对中国情况进行“调查”后,为国民党制订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在军事上,把中国分为6个区,国民党重点经营西北、西南、华南三个区。

也就在这一天,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和江庸组成的“人民代表团”在北平活动了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南京。李宗仁立即召见他们。

在1949年的春天,尽管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渡过长江,但全世界都已经明白——蒋家王朝必亡,国民政府必亡,新中国一定不是南北朝。

蒋介石对美国这一构想也暗中运筹。同年9月,蒋介石让原行政院长宋子文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给他下达任务:力求南方稳定,策划停战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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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总统府

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右翼势力,更认为在“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的相持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如果第三方面也拥有武装,在未来的局势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他们到一些地方策反军队,收编土匪,建立地方武装,策划某省独立,准备割据一方。

刘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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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美国方面向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传递出明确信息,希望国共两党“决定南北自治,以长江为界,各不相犯”,“深恐组织联合政府,亦为共党所控制,前途堪虞。”

毛泽东笑着问:“你敢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

在如今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幅3.35米高、4.6米长的大幅油画。画面的下缘从右到左,半露出三个字——总、统、府。在“府”字的左侧,亦即画面的左下角,是一面脏破老旧的青天白日旗。画面的中心位置,是两名带着布军帽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仰望着画面最上端的红旗。他俩的后面,是一名戴着钢盔的解放军战士在做着升旗工作。这就是画家陈逸飞、魏景山联合创作的《攻占总统府》。

1949年3月1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傅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期望什么呢?这在当时是个谜。前些年,有人公布了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的一个内部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们的同志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从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也是期望中国“划江而治”的。

刘仲容当即表示:“请毛先生放心,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事。”

经典的三角构图,展现出人民解放军直捣蒋家王朝老巢、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如虹气势。回顾历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时间,是1949年4月23日晚。当时,大军在南京江面渡江成功,迅速进城。还没等24日天光见亮,人民解放军35军104师312团官兵在师参谋长张绍安率领下,就由起义警察带路,直接进了总统府。

如果出现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我们今天的任何人,恐怕都不如当时人和当事人说得真切。

毛泽东转向一旁的周恩来:“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回顾渡江战役,会发现,早在1949年2月11日,亦即己丑年正月十四那一天,渡江战役总前委就在河南商丘张菜园村成立了。这一天,距离淮海战役胜利,刚满一个月。然而,战役一直没有打响。

我们先来看看1947年夏天“南北朝”之说闹得沸沸扬扬时,上海《时与文》周刊是怎么说的吧!该刊第1卷第21期《魏德迈的“调查”与中国大局》一文这样写道:“如果真是暂时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命运便泰半系于世界形势。……最可怕的就是发生三次大战,其次可怕的就是弄成今日德国、朝鲜的模样,硬把一个统一国家拆得稀烂,那就悲惨了。”

随后,毛泽东郑重要求刘仲容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时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机要秘书的王辅一回忆,当天,中央军委回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确定淮海战役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但国共两党的代表在4月1日开始在北平谈判了。有关和谈,中共的态度很明确,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

我们再来看看曾梦想“划江而治”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是怎么说的吧!在自己的梦想破灭十年后,李宗仁回忆说:“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时,我不禁不寒而栗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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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宣告中外: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唬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

这两段并非中国共产党人写下的历史文字,倒是让我们更加看清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结局,是怎样避免了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的。李宗仁担心如果真的实现了自己想要的“划江而治”,“在我们敬爱祖国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正好从另一面告诉我们: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打破李宗仁等人“划江而治”幻想的毛泽东,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们敬爱祖国的历史上,有着统一中国、避免中国陷于分裂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这一功,使无数中国人免遭涂炭,使未来中国史少一断章。仅以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功在千秋,是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历史功臣!

白崇禧(左)、李宗仁(右)。

当然,由于国共处于和谈期间,如果国民党的中枢机构最终做出诸如北平傅作义般的态度,则长江以南是可以和平解放的。由此,中共给出了和谈时间。就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发表前一天,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5日发起“全线渡江作战”。但由于国共进行和平谈判,渡江时间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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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和谈开始的半个月后,4月15日,国共双方签订《国内和平协定》。然而国民党又玩弄起惯用伎俩,于最后期限20日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编辑:卫中

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宗仁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为何此次和谈不能复刻北平模式呢?原因很简单——北平和谈,是傅作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本不搭理蒋介石而直接与中共和谈了。而在渡江战役前夕,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处处受到来自溪口的掣肘。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飞回南京后,在南京的桂系要员聚集在—起商讨对策——虽然他们也没什么对策了。而随着张群将协定带到溪口,蒋介石直接骂还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然后,所谓在野之身的蒋介石,却把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撂在一边,直接让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给前方将领打电话,部署最后一拼:“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守住长江天险!”“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代表问毛泽东喜欢清一色还是平和。!”……

摘自《毛泽东在1949》,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届时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于是彻底留在了古都,也见证了古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宗仁、白崇禧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4月20日19时20分,人民解放军27军79师235团开始从江北无为县白茆洲的沟渠中拖出隐蔽的船只,翻坝入江,一字排开向江南前进。到21时左右,渡江第一船就在繁昌县保定乡夏家湖靠岸。三天之后的23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占了南京总统府。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各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总统府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东墙上,一进门首先看到一幅蒋介石身着军装的画像。解放军35军104师312团3营通讯班班长王保仁顿时怒从心起,对之连打数枪。战士刘学山也来了个点射。随后,在俘虏兵的引领下,解放军登上了总统府顶楼,看到旗杆上还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营长管玉泉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国民党的旗子扯下,换上一面解放军冲锋时用的红旗。这时正是4月23日上午8时。而陈逸飞、魏景山的作品《攻占总统府》所显示的光影,恰恰是上午8时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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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军第104师312团3营营长管玉泉称,他率部最先到一楼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的木牌还赫然挂着。可见,李宗仁当代总统时,并没有进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取而代之”,而仍然在蒋介石对面的副总统办公室“办公”。解放军冲入蒋介石办公室,发现还端放着一套《曾文正公家书》,台钟、笔插、毛笔、镇纸等等,依次放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台历,上面显示的是:中华民国卅八年4月23日星期六农历己丑年三月大代电:梗。

“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攻入总统府的解放军在秘书室一堆零乱的文件中,顺手捡出几张纸,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为庆祝“徐蚌会战”大捷的嘉奖令。战士们一起凑过来,接着,就是一片会心的哄笑。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呢?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同一天,当毛泽东在北京香山临时住所看到解放南京的消息后,心潮澎湃,挥毫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那气势磅礴的诗句。

刘仲容十分真诚地说:“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

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大进军,至1949年9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西南等地区外的国土,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补充到:“此次去南京,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会孤立,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在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也到达北平。代表团成员还有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和刘斐。中国共产党则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有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因为刘仲容这次来北平是秘密的,所以同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并无接触。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出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抵北平。当天下午1时许,刘仲容搭乘这架飞机,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南京。

一下飞机,刘仲容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傅厚岗,面见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经过,并如实地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接着,刘仲容把一张报纸递给李宗仁。那是4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刘仲容指着头版一篇名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李宗仁认真地看完了文章,一言不发,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即叫秘书给何应钦打电话,请他马上过来听一听刘仲容在北平同中共接洽的情况。

“这好吗?”刘仲容满腹疑惑。

“敬之(何应钦的字)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也听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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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

不一会儿,何应钦出现在门口。一进门,人还未坐下,就问刘仲容:“这次你带回什么消息呀?在那边你见到文白、邵老了吗?”

“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李宗仁)派出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到,正向德公汇报。”刘仲容说。

“据你看,共产党有没有诚意?你见到毛先生没有?”何应钦接着追问。

刘仲容如实回答:“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的仗,该歇歇手了,谈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先生还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不能阻挡。他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那边同他们谈吗?”何应钦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因摸不清何应钦的心思,刘仲容只好含糊其词,“双方最高当局直接会谈,可能更直截了当些吧。”

4月7日,李宗仁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给毛泽东发出卯阳电: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遭邀茬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已溺之怀,更做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弄,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干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南京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就谈判的有关事宜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

下午,李宗仁接到了毛泽东的复电: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194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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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 毛泽东

当晚,张治中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和谈情况:关于战犯问题,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毛泽东表示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关于惩治战犯问题,中共也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在和平协定中改写成: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诚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争罪犯,给宽大处理。

此外,毛泽东对南京方面特别是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关于和谈方案,毛泽东表示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比较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

接着,张治中向李宗仁请示: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共方面已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但在解放军过江的问题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能否接受这个和平协定?

听到此,李宗仁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浇上了一瓢冷水,这样看来,和谈成功是非常渺茫的。因为中共坚持要过江,而这一条连他的亲信白崇禧都不能接受,更何况蒋介石了。于是,他再三强调要张治中在谈判中继续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等要求。

9日,白崇禧从武汉匆匆赶到南京后,立即把刘仲容找来问话。

刘仲容又把北平之行的前后经过向白崇禧详细叙述了一遍,说:“当初受您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方面提出了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但中共方面态度坚决,坚持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白崇禧气呼呼地说。

刘仲容便又把毛泽东的话讲给白崇禧,特别提到如果和谈成功,成立人民政府,毛泽东将请他指挥国防军。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白崇禧自恃尚有实力,认为他的桂系军队能征善战,未伤元气,加之凭借长江天险足可以抵挡解放军过江,对刘仲容的讲话显得十分不耐烦。

“德公和敬之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马上答道:“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所说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见白崇禧有些气急败坏,刘仲容极力劝阻:“就当前的形势看,我们位处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进行和谈本来就不易,现在好容易开始谈判,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宝贵的时机,不要错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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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白崇禧仍一意孤行,过分迷信他的军事实力,并幻想美国插手援助,甚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对刘仲容的规劝置若罔闻,根本就听不进去。

见此情景,刘仲容也就不好再谈下去了。

4月12日,刘仲容飞抵北平,立即驱车直驶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

见到刘仲容,毛泽东笑容满面,风趣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

“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毛泽东边说边点燃了一枝香烟。

“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的回答有点无可奈何。

“李宗仁呢?”毛泽东吸了口烟,紧跟着问。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主席,我没能很好地完成您交我的任务……”刘仲容内疚地说。

毛泽东打断了刘仲容的话,“那不关你的事。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希望德邻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并表示了十分宽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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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重申了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原则。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15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会上,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并宣布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

经研究,南京政府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决定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文件于次日返回南京请示。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

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但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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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竑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只要一句话,就会把他轰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可见,李宗仁当时的苦闷与无耐。

20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

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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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

此时此刻,李宗仁心情凄凉无比,“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比……”

当晚,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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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南京

在桂林,李宗仁召集广西军政首脑商讨时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因此,纷纷建议李宗仁在广西与中共言和,实现局部的和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更是语重心长地规劝李宗仁:“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

李宗仁内心十分矛盾,自觉国民党在“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却又依旧坚持“不成功则成仁”,想做“断头将军”。于是,李宗仁断然拒绝了与中共再度和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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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

不久,白崇禧、李品仙等人也来到桂林,一致反对与中共和谈。白崇禧更是声色俱厉,大骂这些人是投降论者。

在何应钦、阎锡山等人软硬兼施下,李宗仁于5月7日南飞广州,决心“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21日,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

然而此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如疾风扫落叶。上海解放,长沙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往广州的大门已经打开。

在国民党政府风声鹤唳、大厦将倾的岌岌可危关头,蒋介石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准备第三次“复出”。李宗仁日感孤掌难鸣,决意同蒋介石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6月13日,中华北路广州市政府的迎宾馆,时为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与白崇禧派人把刚由北平来到香港的原桂系首领刘斐请来面谈。三人从早上一直谈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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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斐

此时,刘斐已决心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便力劝李宗仁、白崇禧二人不要再执迷不悟,赶快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刘斐对白崇禧说:“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而由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举行局部起义。这样,不仅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而且还可救全多年追随你们的部下,使他们也好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他们往哪儿跑呢?”

这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良策,但忠言逆耳,白崇禧根本听不进去,脱口而出:“汉曹不两立,我除同他们拼到底而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干!”

见此情景,刘斐知道事情已然如此,不能强求,便意味深长地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在这风雨飘摇船将下沉的时候,我还要向老朋友最后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就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啦!”

听罢此言,李宗仁勃然变色,暴跳起来,用劲往那张横在他面前的长条桌上猛地一拍,大吼道:“哪个王八蛋才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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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召唤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激动着亿万中华儿女。

此时,在广州的李宗仁正通过无线电波倾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

11月间,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资本血本无归。

11月20日上午,在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怀着无限的惆怅,凄然地离开了祖国,乘专机飞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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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李宗仁

12月5日,李宗仁以医治胃病为名飞往美国。不久,定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

1954年3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宣布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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