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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为了实现前一项任务,毛泽东强调:“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因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①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凡是取得成绩的,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
  后一项任务,也就是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③七月二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更出现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④,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⑤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
  在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一个月,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⑥这九条方针的正式下达起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回忆说:“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⑦十月,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的批语中,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年年底,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转入甄别阶段。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时,指出一种已经出现的严重倾向: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⑧他要求对搞错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⑨“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为了防止延安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在其他地区再发生,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做到: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用延安各机关的经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占区及国统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的党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要教育干部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要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害处;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⑩这些意见对各地审干运动健康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赔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⑾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但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却出现了由于主观主义而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确实,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抗战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都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等等。但是,王明和博古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此时,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们的右倾错误也是以王明为首的。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着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其二,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 王明曾较早地认识到一些左倾错误,并对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过批评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着的《王明传》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 再如1935年7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博古还处在长征途中,集中力量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其思想与王明是不同的。 对于王明的思想转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应该指出:一、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因而他的思想转变是不彻底的;二、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与他原来所提出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做自我批评,只知批评别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 对待错误的态度不一样,因而结局也不一样 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绝检讨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王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关于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的电报,批评中央。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还针对毛泽东批评的四个方面,逐条进行了反驳。当王明听毛泽东说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要他说明自己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时,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经过其他同志做工作,王明于1945年4月20日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对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进行反驳。当会议决定要他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时,他以种种理由拒不书写。1956年他到苏联治病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国。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他更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旨,撰写《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等文章和书籍,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左倾、右倾错误辩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博古的态度就与王明完全不同。当他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后,多次认真地作了检查。在1941年9月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作了两次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是公开反对的。自己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过去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1943年9月和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再次作了检查,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再次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在革命阶段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抗战时期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回返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民是革命的主干问题上,不了解与轻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内战时期过度地强调城市与工人的作用,坚持城市观点,在抗战时期则牺牲农民的迫切要求以迁就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是在教条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缩小到只有贫农中农的地步,在抗战时期则从空喊转变为公开否定,提出所谓共同领导的口号;在政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因袭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形式,在抗战时期则把本质上、组织形式上并未改变、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变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开始,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帮助这种类型的政府,反对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从上面的检讨可以看出,博古的检讨是诚恳的,而王明的检讨是不诚恳的。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对他们的批判也是不同的。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不仅明确地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甚至认为王明、博古是反党宗派,进行了反党活动。但由于王明、博古对错误的态度不同,在这之后,毛泽东等人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批判,就只着重批判王明,对博古很少提了。博古1946年4月8日遇难后,中共中央和权威的中共历史着作就不再将博古与王明并提,而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只说成是以王明为代表的。 从王明与博古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认真学习理论,但不能搞教条主义。二是犯了错误不要紧,但不能坚持错误不改。王明和博古在这方面提供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有力地说明不管你原来职位多高,如果犯了错误不承认,不改正,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谅解。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5年10月26日第A38版,作者:郭德宏,原题:对待错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不同结局——关于王明、博古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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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当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也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⑿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需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了。他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⒀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相对平静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他们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⒁他从晋西北调兵力保卫边区;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由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同时,他又指示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蒋介石、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向外界广为传布,并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后,毛泽东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表扬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帮助中央甚大”。⒂
  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在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势力,以消除中国的内战危机。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⒃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以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⒄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眼前的种种具体事实来加以说明。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党员,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觉悟。在这些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人们对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⒅,“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⒆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故整风运动通常专指延安整风运动。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⑥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⑦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⑧。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⑨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⑩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⑾。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⑿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⒀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⒁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⒂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⒃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⒄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⒅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有的说:王、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针对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到处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⒇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他说:过去我们说,“左”的路线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起,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因为王明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一个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的比立三“左”的机会主义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九四○年,他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康生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如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康生、少奇、恩来等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23)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他说:“教条主义宗派,其思想是主观主义,政治上是投降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他着重强调:“两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24)他的这个发言,对党的历史上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两种具体形态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一些过激的话,他自己不久作了纠正。如两个宗派的问题,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彭德怀等前方负责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书记处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决定,中央的会议暂停,等他们到来再开为好,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
  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这次延续一个月的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党的路线的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且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些宗派并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对时局问题,他说:今年国民党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的方针是后发制人,不为戎首”。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骂了我们八个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决”。我们“从今天起,对国民党的揭露在《解放日报》一律停止,但阶级教育、反特务斗争继续进行”。(25)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着重谈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强调,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26)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27)周恩来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几次出现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28)
  作小结时,毛泽东又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他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路线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9)
  批判王明的范围逐渐扩大。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他把抗战初期王明错误的特点概括为四条: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
  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所也迁到枣国。
  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毛泽东的住处在一座小院中,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每逢过年过节,毛泽东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并且为老人们祝寿。他称自己是“枣园的居民”。
  从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他又讲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他说:“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又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30)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也回顾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但王明始终没有到会,会后,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传达会议精神,并希望他认真考虑,作出检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31)这些,其实都是假话。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出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要求他们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毛泽东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经过九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三月五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地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32)
  毛泽东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在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中说: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33)
  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
  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时机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七大召开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七大的准备问题。

起因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本来只准备开两个月,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会议延长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十一个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指出全会的任务是:一、准备七大;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方针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关于发展自己,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各报告负责人和四个报告(政治报告除外)准备委员会名单。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36)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37),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38)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39)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
  “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40)
  这一大段话,经毛泽东再作修改后,成为后来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第一部分。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中,很多意见被吸收到决议中去。
  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重大改动呢?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帐。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帐,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到: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41)毛泽东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准备的修改党章报告也在这天的会议上通过。
  四月二十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准备的军事工作报告和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42)。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43)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44)
  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时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广泛存在;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全党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 。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①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1943年4月1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0、901—902页。
  ③ 毛泽东和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谈话记录,1943年7月。
  ④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2日。
  ⑤ 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29页。
  ⑦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⑧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月10日、11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1944年1月24日。
  ⑩ 毛泽东、康生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1944年2月26日。
  ⑾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5日。
  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8页。
  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5月26日。
  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7月7日。
  ⒂毛泽东致周子健的电报,1943年7月13日。
  ⒃蒋介石对《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41页。
  ⒄毛泽东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1943年8月22日。
  ⒅《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0页。
  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00页。
  ⒇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30日。
  (21)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7日。
  (2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9月7日。
  (2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4)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13日。
  (25)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6)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7)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8)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9)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3年10月6日。
  (3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31)王明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1943年12月1日。
  (3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3月5日。
  (33)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
  (3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1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4月21日。
  (37)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一次修改稿,1945年3月手稿。
  (38)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39)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40)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四次修改稿,1945年4月7日手稿。
  (41)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3月31日。
  (42)任弼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43)王明向毛泽东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交的《声明书》,1945年4月20日。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目的是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提倡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树立新的文风。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于1942年6月2日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在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按系统成立分区学习委员会,各单位、各部门成立学习分会或中心学习组。各基层分别建立甲、乙、丙3种学习组。参加延安地区整风学习的约1万余人。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⑨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⑿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⒂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⒄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干什么结局颇为不一样,毛泽东传。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参加整风的同志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然后根据文件精神,检查思想、工作和个人的历史,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学习和思想总结。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1941年初,中共中央首先组织和领导党的高级干部120余人在延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着作和党的历史文件。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9月10日~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党内部分高级干部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这次会议使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9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示在中央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成立高级学习组。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的目的、内容、方针、方法和学习文件作了明确规定。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同时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全军进行整风学习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展开。延安普遍整风至1943年6月基本结束。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延安整风发展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80%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学习。为了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取得一致认识,并作出正式结论,中央政治局和党的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讨论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段时间的历史。1944年4月和5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的会议上作报告(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的《学习和时局》一文),就党史学习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传达政治局的结论。5月21日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持续进行了11个月之久,深入讨论了党的全部历史。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整风运动至此结束。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布。这个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影响结果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 ,加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根据毛泽东"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的阶段。这项工作由毛亲自挂帅的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主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其事。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区,仅仅在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被诬指为"红旗党",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柯庆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为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对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说:"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清除党内敌对份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相互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和谦虚的精神,周恩来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收获甚丰,他这样说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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