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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长征前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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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长征前后红军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以前已经听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①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共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②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③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了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在西边,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陇东沿葫芦河向陕西鄜县东进;在东边,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鄜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④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的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当听他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⑤
  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⑥
  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⑦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十一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①十一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追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②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③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④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⑤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⑥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⑦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长征前后红军中缘何有八个总政治部。  红军主力西进,在十二月十五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⑧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⑨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⑩
  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⑾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⑿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⒀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⒁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一月七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九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⒂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⒃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⒄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⒅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⒆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⒇
  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21)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2)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二月八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3)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二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三月十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4)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25)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二十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26)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三十一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27)


时间:2009-12-19 10:16:36 来源:不详

【战史·今日·8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

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重组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因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随张南下,中共中央率军委纵队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又成立了西北军委总政治部。这两个总政治部同时并存长达一年之久。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⑧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⑨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⑩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⑾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⑿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十七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28)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29)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四月二十八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谓巧获呀!”(30)
  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文史精华》2009年第4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曾称“中央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

红军总政治部的组建及演变。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由于张国焘向党争权,党中央为有利于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任命秦邦宪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从7月起,在毛儿盖地区总政治部改以四方面军政治部组成,原一方面军的总政治部结束。此后,红军总政治部随被张国焘挟持的红军总部等南下川康边。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⒁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⒂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二十五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枪支八百多,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到达距石楼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塔,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⒃
  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⒄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⒅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⒆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⒇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31)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32)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沪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沪定桥和沪定县城。红军主力在六月二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六月十七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十八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路上谈到了一段公案,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段公案无论是在红四方面军军史,还是在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传记或回忆录中,都跳过这一段,直接写到抗日战争,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这段公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对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为您揭开这团历史迷雾。

1930年6月13日,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汀州会议”确定了在汀州整编红军的决议。同年6月19日,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南寨广场正式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 历史背景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公开打出反党旗帜。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命令,取消了红四方面军的名义,在红军总部下保留了前敌指挥部但未设立前敌政治部。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实际上兼红四方面军政治部。1936年4月初,张国焘被迫表示准备率军北上,在甘孜地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重新恢复了红四方面军番号,健全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开始重新组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同时仍然保留着“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组织。主任仍由陈昌浩兼任,副主任李卓然。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不久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挥师北上。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史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六月十六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二十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二十五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33)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34)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二十八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5)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36)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七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十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十八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37)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肝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38)
  接着,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杨成武回忆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39)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40)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41)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42)
  八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43)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九月一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44)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西路军的惨败,点燃了清算“国焘路线”的导火索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经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指挥部兼,下辖3、4、12、20、22军,共5个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下辖5、8、16军,共3个军。全军共计3万余人。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1936年10月10日,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并转一方面军全体同志,表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承认随党中央在一起以杨尚昆为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从此没再用“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6)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于张焘和中央之间的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27)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28)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29)
  七月一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0)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弱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31)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八月三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32)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八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33)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34)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36)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五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37)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九月十四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8)十九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39)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40)
  在收到朱、张、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十二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41)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42)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43)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44)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45)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
  “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45)
  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46)
  九月十二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47)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三十米宽,过后就是甘南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九月十七日夺取腊子口,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九月二十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48)
  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向北行进,二十七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49)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始终悬念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兵。在青石嘴,侦察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
  “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火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50)
  这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又尾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军骑兵一直跟着红军进陕北苏区于我们不利。他提出要“砍尾巴”。彭德怀指挥第一、二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军一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窖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长征以来一直感到苦恼的伤兵安置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51)
  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高潮,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有利条件。当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丸。
  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52)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53)
  ①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77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3页。
  ③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④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
  ⑤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3页。
  ⑥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24页。
  ⑦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1、442页。
  ⑨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2日。
  ⑩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5、56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5、446页。
  ⑿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6页。
  ⒀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8期。
  ⒁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⒂《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4页。
  ⒃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7页。
  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⒅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1月12日。
  ⒆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⒇《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4页。
  (21)《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70页。
  (2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61页。
  (23)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1页。
  (24)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9页。
  (25)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
  (26)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
  (27)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8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17、218、219页。
  (29)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17、218、219页。
  (30)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3、186页。
  (3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8页。
  (32)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年版,第346页。
  (33)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1954年第1期。
  (34)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6月26日。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16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6月29日。
  (3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1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1页。
  (39)《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16—219页。
  (4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8月20日。
  (4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8月20日。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8页。
  (43)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68、276页。
  (4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52页。
  (4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46)《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89页。
  (47)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9月12日。
  (48)《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2页。
  (49)毛泽东十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50)《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3、284页。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0月22日。
  (52)《〈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132页。
  (53)《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6、287页。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8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共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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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总政治部的成立与演变。1935年8月5日党中央毛儿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8月8日正式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任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方面军政治部。8月19日党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这种分工是党中央针对张国焘争夺兵权采取的必要的组织措施,以加强党中央对红军的最高的统一领导。

  ①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②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3日。
  ④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1月30日。
  ⑤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7、48页。
  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2月1日。
  ⑦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⑨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⑿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⒀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⒂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
  ⒆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96页。
  (22)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1、65、66、69页。
  (24)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1935年12月2日。
  (25)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页。
  (27)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4日。
  (2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页。
  (31)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1936年7月22日。
  (32)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复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3日。
  (33)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4)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5)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10日。
  (3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0月13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
  (38)毛泽东、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
  (40)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10月19日。
  (41)毛泽东致彭德怀并朱、张等电,1936年10月24日。
  (42)毛、周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1936年10月25日。
  (43)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
  (44)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电报,1936年11月15日。
  (45)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1936年11月2日。
  (4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1月20日。

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的张国焘,根本不把1万余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他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9月8日,他又致电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道电令要求左路军放弃南下,张国焘竟置之不理,还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又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公然成立所谓第二“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同时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与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暂时取消红一方面军番号。将方面军政治部改称陕甘支队政治部。1935年11月3日,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1月8日军委任命各部局领导人,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

对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尚未全面展开。

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1932年6月,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底进行整编,军团总指挥改称军团长,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全军辖3个军团24个军,共约7万人(1935年11月,红五军团与红33军合编为红5军,归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并兼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方面军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方面军参谋长,杨尚昆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区会师。不久,中央红军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后因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935年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名称,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

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军委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军委政治部兼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大部人员组成西方野战军政治部随军西征。5月下旬,由军委政治部兼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少数人员与军委后方政治部合并,成立了军委总政治部,随党中央及军委留在后方瓦窑堡,后移驻保安。

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3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西路军遭到重大失败。尽管西路军渡河作战是中革军委作出的决定,但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使得把清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再次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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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21日,党中央及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提出“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即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为主席团成员,对此张国焘未表异议。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党中央及总政”领导人,明确表示承认军委总政治部对全军政治工作的统一领导。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为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肃清其在全党全军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所面临的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56人。3月31日,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决定还特别强调:过去第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决定号召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全党一道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红一方面军组建,实现战略转变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根据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进行为期3个月的反“国焘路线”斗争。此次活动以干部为重点,紧密联系历史实际,着重清算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及危害,特别是他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应该说,清算“国焘路线”是一次深刻的党内路线斗争教育。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

1930年8月,由红军1、3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这支部队是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平江、湘南、闽西、赣西南、弋横、左右江等起义建立的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起义时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10月转战到井冈山,创建根据地。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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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宜章地区,随即与中共湘南特委发动湘南起义,先后组成工农革命军第1、第4、第7师等部队。4月,朱德、陈毅率部到达江西省宁冈县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5军主力由湘鄂赣边转战到宁冈,同红4军会合,并编为红4军第30团。红5军一部由黄公略领导仍留湘鄂赣边坚持斗争。在此期间,红4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挫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初,陕甘支队同红军第15军团在甘泉地区会师。接着,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第15军团,共1万余人。第1军团由陕甘支队编成,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辖第2、第4师和第1、第13团;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辖第75、第78、第81师。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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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示意图

歼国民党军1个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一胜利,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1936年2~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的胜利,部队发展到2万余人,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底,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从甘孜地区北上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10月9日和22日,红一方面军先后同红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会师。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配合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后来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铺平了道路。193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和陕南红军第74师等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接着投入了抗日战争。 历史评价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作战,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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