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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学普及里失陷后变为主战地,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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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学普及里失陷后变为主战地,毛泽东传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①
  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②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③
  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④。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⑤
  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⑥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⑦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⑧
  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对严峻的考验。
  十一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二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⑨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⑩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⑾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⑿
  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⒀。在晋东南地区则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由于采取这些正确的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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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国人们立即奋起反抗,红军全部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参加抗击日军的队伍。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⒁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⒂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⒃。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⒄。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⒅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⒆二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⒇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③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④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⑤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⑥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⑦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⑩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⑾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⒀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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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21)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22)。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3)。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5)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26)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着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⒃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⒅。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⒆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⒇。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21)。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十大元帅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承担指挥抗战的重要任务。他们的任务大致可分为三类: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29)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0)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这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着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三、八路军总部领导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31)。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六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地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32)
  当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到这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一千六百多次交战中共歼敌五万四千多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43)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54)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八路军总部任职的元帅有朱德、彭德怀、叶剑英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33)。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36)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②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页。
  ③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4日。
  ④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5日。
  ⑤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7年7月9日。
  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⑦ 《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⑧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页。
  ⑨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页。
  ⑿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页。
  ⒀《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页。
  ⒁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⒂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⒃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
  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页。
  ⒅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年8月1日。
  ⒆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1937年8月4日。
  ⒇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5日。
  (21)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4日。
  (22)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8日。
  (2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25)《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页。
  (2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页。
  (2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页。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
  (3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页。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44)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48)《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4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54)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5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朱德:八路军总指挥。率领八路军指挥部挺近山西抗日前线。先指挥八路军三个师袭击日军后方兵站、运输线支援忻口会战、太原会战。后来指挥八路军创建敌后根据地,扩大抗日队伍。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当时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泽东用两个月时间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43),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4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种。”“《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46)
  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彭德怀:八路军副总指挥。朱德返回延安后,就是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最高领导人。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全国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使汪精卫投降以来出现的悲观妥协气氛一扫而空。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④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⑤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⑥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
  ⑦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⑨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⑩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⑾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⑿《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⒀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⒁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⒂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⒄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⒇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页。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页。
斯科学普及里失陷后变为主战地,毛泽东传。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年2月2日。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长期协助周恩来在国统区开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极营救被监禁的革命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争取武器装备,并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为国民党军官传授游击经验。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战斗部队主官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从平原到山地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在战斗部队中担任 军事主官的元帅有林彪、贺龙、刘伯承、陈毅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从平原到山地

林彪115师师长。这是我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抗战军队,官兵全部经过长征,有些还参加过北伐战争。刚到抗日前线就取得平型关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人们的抗战意志。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贺龙120师师长。这个师的官兵大部分来自湘西、鄂西起义部队,实战经验丰富,也都经过长征。贺龙主要战斗在晋西北,多次伏击日军,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刘伯承129师师长。这个师的官兵来自红四方面军,也是参加过长征的部队。刘伯承率领这个师在太行山抗击日军,多次给日军沉重打击。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陈毅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先在安徽南部抗击日军,后来向东发展到江苏南部的苏州、常熟、无锡地区。1939年第1支队和第2支队统一整编为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二、战斗部队副职或政治主官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在战斗部队任副职的元帅有徐向前、聂荣臻,政治主官的有罗荣桓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聂荣臻115师副师长,先协助林彪指挥平型关大捷,后来单独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启了八路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先河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38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38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徐向前129师副师长,先协助刘伯承在太行山打击日军,后来单独到河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罗荣桓115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政委。先在山西、河北交界的曲灵开战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来率115师大部队挺近山东,建立了强大的山东根据地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着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斯科学普及里失陷后变为主战地,毛泽东传。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着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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