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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山带头人,80时代邓外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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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山带头人,80时代邓外祖父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祥。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监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邓提拔的担任重要职务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也只是年轻半代)。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老一辈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生于上海市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人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员,比邓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50、60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忧郁。多年来一直传说他身体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时一点也不忧郁,也不让人觉得阴沉沉的。他经常面带微笑,而且说话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了,鸟会死掉,但是如果把笼子拿掉,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一盘棋,他认为,如果每个地区都能有效地提高产量,那么国家经济就会有很大发展。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然而,他的资格太老,而且推动过邓所欣赏的一些政策,因此,即使撇开他与邓之间的友谊不谈,邓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佯,80年代他与邓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革”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①。1948年,邓和李曾在大别山并肩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邓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与王震肩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少见的。胡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十四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长征途中,他任“中共”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同时凋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为邓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就已确定他为自己在党内的接班人。
  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赵紫阳。赵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小十五岁,比胡小五岁。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长。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此处有误。赵紫阳当时担任的是四川省省委书记。——译注)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1980年9月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终也失去了邓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此处有误。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的。——译注)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接着指出了到本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轻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悻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协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②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革”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毙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文革”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柳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的生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1982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二十八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全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有十八人参加过五十年前的长征。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了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1982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年,大约还有二百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六十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第三阶段始于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说过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党需要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党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复、机构重叠,妨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扯率,使得很多专家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提出新的命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基层单位的管理与决策。但是,真正所实施的改革并不多,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反映并不强烈。新闻媒体的形式虽活泼和多样化了,但是,没有政府的批准,新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发行。从1986年夏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看,他本人希望更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并且希望能得到党内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并没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是集中讨论了文化和思想问题,且措辞稳健。直到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邓才使大会作出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党的工作目标。但是,即使如此,当时也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作出明确规定。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邓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心,他从道德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③邓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所提倡的道义与16、17世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倡的道义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的严厉观点。1983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对此并不满意。两年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④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突破了毛的思想与做法。对于全球能否继续保持和平,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谈到中国对解决地区冲突与内部冲突的态度时,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1978年以后的几年当中,邓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于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1979年圣诞节,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在短短几天之内,投入了十万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苏联,它提供了两个港口供苏联太平洋舰队使用。在邓小平看来,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也就是苏联的进攻政策,目的在于建立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力量,削弱美国和中国的力量。
  由于中国已恢复了法律和秩序,经济改革也进行得很顺利,另外邓认为苏联的对外扩张已到了极限,因此,他深信,中国已比以往要强大一些了,不必再过分依赖美国了。恰好这时,美国对台湾要求军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态度,所以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紧张状态。这是从1981年1月里根就职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就禁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成协议为止。
  中美双方就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共持续了六个月,最后达成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协议。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多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一协定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美关系不再取决于中苏关系或美苏关系,而是基于中美双方的实质利益,它给了中美双方,尤其是中国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但也使得中国在以后要注意保持两方的平衡:一个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势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另一个是实行开放政策,势必就要面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上不稳定,而关起门来,就无法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从1982年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保持两方面的平衡。
  与此同时,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也向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了要求。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提出了三个条件:减少苏联在中苏边界与外蒙方的驻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对越南的政治军事援助。随着国际形势及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没有做什么,上述三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对美国的要求是严格遵循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文件,即1972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签订的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和1982年分别签订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公(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首次访华,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这一文件。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原注)报和禁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协定。对于强迫美国遵守这三个文件,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办法。但同样,美国的决策者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她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不能忽视的。
  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单纯仇外。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欢迎来访的英国女王时说:“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我这位中国老头子。”
  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他只是偶尔轻蔑地提一提香港报纸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但他并没有制订计划,要收回这两块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广东的激进派给香港的工会首领下达命令,要他们起来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发香港的劳工罢工,使香港陷于混乱。但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对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经鼓励他们这祥做。英国政府拒绝接受示威者的最后通碟后,一伙暴徒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了一幢房子,但这似乎也与毛毫无关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1981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的这一提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的政治领袖也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⑤
  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的九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对。
  叶的九条方针提出后,国共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台湾的权威人士表示,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台湾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也不允许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应如何,80年代以后,两岸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还是逐渐增多,贸易迅速增加。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特别是对福建省的投资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台湾的旅游团,而且两岸之间最终实现了通邮。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则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签署了正式协议。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首先采取了行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向中国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租约,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地区(约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的前三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确定之前,这项租约将无法延续,因此造成了英国政府的困扰。中英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在各方预粉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香港的前途问题列入了中英双方的议事日程。双方先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了探讨,接着又共同进行了探讨。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了北京。根据后来刊登最终协议的白皮书记载,当时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白皮书上说,这些政策证实了英国女王政府的观点即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⑥。第二年9月,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她不同意中方谈判代表以及邓本人对香港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双方随后发表了简短的联合声明,但并未提到双方谈判要达成何种协议,甚至也没有提谈判的基础。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不影响香港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谈判本身拖延的时间很长,内容复杂、敏感,从而影响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愿意把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以换取对香港继续行使管理权。但中国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因为从法理上讲,中国政府从没有将香港的任何主权交给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其所承担的使命,所以,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英国政府继续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邓小平对一批香港客人所说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⑦。
  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英国政府提出,“除了英国继续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双方应该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这种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够确保香港持久的安定与繁荣”。⑧
  随后,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协定。邓小平出席了草签仪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换批准文件,协定从当天起正式生效。
  事实表明,邓小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文选》所选的他1984年的文章中,有七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一向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本人10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1984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向英方谈判代表透露,邓小平有时要求他们汇报一下谈判的进展情况。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申了这一点: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件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⑨第三,是关于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口。⑩
  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⑾
  注释:
  ①1987年5月李先念同玛格丽特女王的谈话。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
  ③同上书,第112页。
  ④同上书,第152-153页。
  ⑤1981年9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⑥《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1页。
  ⑧《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3页。
  ⑩同上书,第61页。
  ⑾同上书,第101-1O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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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下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①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②。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③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⑦
  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乎,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70页。
  ②同上书,第70页。
  ③同上书,第142页。
  ④同上书,第181页。
  ⑤同上书,第196页。
  ⑥同上书,第229页。
  ⑦同上书,第240页。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这是为什么呢? 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商讨“交班”适宜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一起。陈云、邓小平、李先念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4月20日,印共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李先念为何要“打到”邓小平? 1975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拒绝对“文革”作出“七分成绩,三分缺点”的评价,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 然而,许多老干部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确实,张震的意见,邓小平听进去了。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候机室里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邓小平见没有“四人帮”的帮派成员,就说:“毛主席已经对我不满意了,下一步就要批我,把我打下来。你们这几个人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与我划清界限,目的是保存实力。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位置都让‘四人帮’占了。如果你们为我打抱不平,受到牵连,都垮了,问题就严重了。” 不久,毛泽东接见另外一批外宾,李先念、汪东兴等人陪同。活动结束后,正好江青等人前来告状。毛泽东见状故意问李先念和汪东兴:“小平最近在做什么?他思想怎么样?”李先念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转不过来,他有固定的思想,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这个情绪我们大家都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江青说:“你老说邓小平可以把他们都统起来,你看李先念就站过来了,他就不是邓小平一伙的么。”随即,毛泽东作出严格的规定: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批邓小平一个人,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统统不能动。 后来,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殊不知,这恰恰是邓小平的锦囊妙计。几个月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内容摘要:

朱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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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陈云与李先念两人的默契合作,不仅在促使历次重要的政治变革、政治运动向着积极方向发展,而且在国民经济调整、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与邓小平一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往往对他们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件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为此,本文尝试从陈云的角度,谈谈对他和邓小平两人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认识。

  陈云与李先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以及确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在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的“文革”时期,还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抑或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与李先念都延续了两人近40年友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推动共和国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李先念积极促成陈云复出工作

  关系之一:携手启动改革开放

  1976年9—10月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酝酿粉碎“四人帮”问题并派人多次找陈云筹划。9月30日,李先念、华国锋、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和时间,李先念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的意见。10月16日,也就是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粉碎“四人帮”消息的第三天,李先念就给陈云打电话,征求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全面讲了他的想法。他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他在信中提出了对当前工作的六条意见和一些注意事项。李先念认为这些意见切中要害,都是关系全国政治局势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见解。因此,他不止一次向华国锋建议,让陈云早日进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联手促成国民经济调整逐步到位

  任何一项政策推行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该项政策的倡导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第二,要使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处于决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能提出新政策而且为大多数高级干部所认可的领导人,最具资格的首推邓小平,其次便是陈云,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回到决策的位置上。

  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8月25日,李先念将国家计委的请示报告批送给华国锋、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看了这份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表示同意。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全部过程,从出国考察、谈判、签订合同到国内立项审批、制定方案、筹集资金,再到国内筹建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是李先念策划组织的,而陈云在关键环节和重要进程上的提醒和支持也是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四三方案”成功实施和国民经济整顿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当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云因"反冒进"在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又因主张"分田到户"从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从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邓小平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被打倒;1972年虽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谓"刮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当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两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的强烈愿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重提“跃进”口号,赶超“三个水平”,形成了新的“跃进”局面。陈云认为,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9月9日,李先念在务虚会上发言的基调和陈云的想法接近,重点是要加强综合平衡。这反映出李先念已经认识到经济建设不仅是发展速度的问题,而且还是发展平衡的问题。国民经济的降温、调整问题很急迫地摆在了中央领导的面前。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挠、拖延邓小平职务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这场政治较量的胜利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时,很多人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陈云在发言中提醒大家:“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对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1979年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的相关信件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标准。宁可减建某些项目。”这提醒了李先念。根据这些精神,国务院开始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修改,从而使两年来的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回到了决策岗位。随即,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推动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成功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最终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79年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六点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起到了廓清迷雾的作用,而且启发李先念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问题、平衡问题。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国民经济调整比例关系的原则措施阐发为十二条就可以看做是对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具体发展。

  在那次会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中还有汪东兴,但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的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2]在这四个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1980年4月19日,陈云同前来探望的李先念谈话,交换了对长期计划制订的意见,形成了一些经济调整思想。经过调整,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找到了平衡点,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李先念看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往往在片面追求高速度上出现了偏差,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因此,在这次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调整上,对陈云的观点深以为然,遂坚决支持陈云的调整计划。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积极促成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3]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工作日新月异,培养和选拔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日渐凸显。1979年3月,陈云在主持国务院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找几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问题和决定大政方针。陈云关于选拔党和国家接班人的思想,得到李先念的支持,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

  1985年9月16日,陈云与李先念、邓小平等共同主持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高度评价了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同志,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

  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89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92年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支持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平稳过渡。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江山带头人,80时代邓外祖父陈云在改动主题素材上的通力同盟与抵触。5]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经济面貌、社会结构、社会面貌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陈云与李先念两人的默契合作,不仅在促使历次重要的政治变革、政治运动向着积极方向发展,而且在国民经济调整、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与邓小平一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

  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4](p.144)

  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这种现象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关,与旧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有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误解和个人崇拜的风气有关;提出要从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划分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和权限,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个方面,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弊端。[4](pp.327~341)

  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3](p.190)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7]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p.274)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p.275)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3](p.359)。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几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该组织是当时处理日常经济建设问题的最高领导机构---笔者注)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3](p.219),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3](pp.221~222),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3](pp.223~224)。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尤其是核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有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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