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捷搜索:

伟人毛泽东传,过3次开4次追悼会之人

- 编辑: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

伟人毛泽东传,过3次开4次追悼会之人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①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②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④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⑤。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⑥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⑦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⑧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⑾。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

李立三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连任第五、六、七、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和第五、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他因推行“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挫折。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建国后,他仍然担任着中央和国家一些部门的要职,却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折磨含冤而死。然而,他不但没有资格享受追悼纪念,就连姓名权也被剥夺了,骨灰也不能保留。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给他补开了一次追悼会,也就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追悼会。  第一次追悼会  1922年春,李立三从上海来到湖南,被湘区委党组织委派去萍乡安源煤矿开展工运工作。  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工人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就在这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蒋先云、朱少莲等人领导著名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李立三担任

本文来源历史网

毛泽东为了照顾杨开慧母女,便从福佑寺搬到了恩师在北京的住处豆腐胡同,与杨开慧一家人同住在一起,毛泽东知道,失去恩师的师母心里是十分寂寞悲伤的,自己作为开慧未来的丈夫和恩师的爱学生,是有义务来照顾师母和开慧的。那时候,杨开智在北京汇仁学校就读,他又是个男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可能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这副担子自然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从此,毛泽东每天就在豆腐胡同出入。住在豆腐胡同的毛泽东仍然十分忙碌,每天要完成大量的稿件,还要看马列的着作。毛泽东经常还把自己写的文章和笔记给杨开慧看,两个人共同讨论文章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进行修改。他们总是耳鬓厮磨攥地缠在一块。但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仍然以驱张运动为主体,他七次组织请愿团、湘籍住京知名人士、学生、商人以及各色人等到北洋政府集会请愿,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等一系列活动,以唤起北洋政府良心发现。然而,每一次的游行示威请愿,除了北洋政府所派出的军警对闹事者驱逐之外,很难见到政府官员。这让很多请愿者情绪十分低落,时间一长,大家的情绪慢慢消沉下去了。心中焦虑的毛泽东只好耐心的劝说他们,并用军阀内部之间的矛盾引导他们,鼓励请愿的民众树立信心。有时闹得官吏们实在无法安生了,只好让请愿者派代表到政府里面去谈判,可是,官吏们总是忽悠了事,口里答应得好好的,但过几天仍然杳无消息。毛泽东只好又组织请愿团去北洋政府门前静坐请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⑿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⒀。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⒁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⒂。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⒃。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⒄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毛泽东为黄庞烈士特制的纪念章并亲笔题写“黄庞精神不死”

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9月13日午夜,震惊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路矿当局及萍乡镇守使肖国安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路矿总监工王鸿卿还派出暗探、工贼刺探李立三的下落,悬赏600块大洋收买李立三的人头。工人纠察队为了保护李立三的安全,把他转移到郊区三合桥一名工人家中,在那里指挥罢工。  路矿当局抓不到罢工总指挥李立三,特派人去湖南,买通长沙一家报纸,在显目处登了一则特快消息:“李隆郅为罢工事逃往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日前被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云云。李立三知道此事后,当即露面,安定了工人情绪,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然而,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法国。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得知此事,信以为真,十分悲痛,立即召集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同学,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东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大厅集会,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  第二次追悼会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纱七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30 日,上海2千余名学生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斗争,结果上百名学生遭到逮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号召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课、罢市,由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  9月18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扯下了“支持爱国运动”的面具,公然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指名通缉李立三等6名工人及学生领袖,明确表示可以逮捕也可以刺杀。不久,反动派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开始了杀死李立三的行动计划。  党组织为了帮助李立三脱离险境,特将他转移至成都路的戴立夫家里。大搜捕一过,李立三和夫人李一纯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汉口。  由于李立三是军阀政府的重点缉捕对象,一到汉口就走漏了消息。吴佩孚当即下令要把他捉拿归案,但折腾了好几天,却连李立三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吴佩孚一不做,二不休,雇请刺客肖剑飞去暗杀他。肖剑飞得知李立三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土匪恶棍,而是一位出生入死为工人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好人。出于人性与良知,不忍心去杀害他,反而把吴佩孚 的意图向他透露,使李立三安全转移。  肖剑飞为了向吴佩孚交帐,便编造了一个刺杀李立三的情节与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多家报纸登出消息:“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各地工人得知李立三在汉口“遇难”的消息,无不悲痛万分。接连几天,上海纺织、海员、搬运几大工会团体,汉口、武昌、安源、大冶等地的工运组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2

这期间毛泽东多次与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见面交流思想,征求他们对驱张运动的看法并希望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其中特别是李大钊对驱张运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帮助,他在各报刊发表文章给予声援。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使他逐步接触和了解了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毛泽东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改良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特别器重这个年轻刚毅的毛泽东的性格,他们的关系成了讨论革命理论的良师益友。其中还有邓中夏的帮助是不能少的。邓中夏,湖南省宜章县人,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范的同学,他们在一师就已经是好朋友了,1917年邓中夏随父进京并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门,在北京相遇毛泽东更是感到十分亲切,又经常在李大钊教授家见面,自然他们不断给毛泽东传播共产主义理论创造了条件,并多次将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送给毛泽东。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曾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于叛徒告密被捕,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呼喊着“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走向断头台的。可以说,邓中夏也是早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伟人毛泽东传,过3次开4次追悼会之人。  ① 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②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③ 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④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⑤ 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⑥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⑦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⑧ 《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伟人毛泽东传,过3次开4次追悼会之人。  ⑨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⑩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⑾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⑿《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⒀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⒁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⒂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⒃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

1922年初,毛泽东为湖南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遭军阀残害事第5次来到上海。

李立三

毛泽东每次从外面活动回到住处,总是如饥似渴的看《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史》着作,同时他结合现实看到了军阀政府的腐败、勾结外国势力残害人民、争权夺利的本质,以及对民众的合理要求忽悠、不闻不问的行为。特别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的所作所为,让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唤醒民众,团结民众起来斗争,才能彻底铲除不合理的现象。毛泽东领导的最后一次驱张运动的请愿,终于得到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答复,答应要查办张敬尧,徐世昌还出面谴责张敬尧的行为,并下达命令,褫夺张敬尧军职。靳云鹏还假惺惺地对请愿团的人说:

黄爱、庞人铨于1920年11月创建湖南第一个劳工团体——劳工会,拥有会员几千人。起初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宣扬“人是平等的,绝对打破领袖和男女的界限”,在组织上采用“合议制”等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与湖南的党组织对此深为关注,他们通过青年团组织,以同乐会形式与劳工会会员交朋友,找会员骨干谈心,组织会员去安源煤矿进行调查研究,并撰写文章,一方面肯定他们办工人夜校、工人读书会,反抗资本家与军阀赵恒惕的成绩;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只作经济斗争,组织不严密,缺乏远大政治目标等问题。争取劳工会组织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

李立三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连任第五、六、七、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和第五、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他因推行“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挫折。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建国后,他仍然担任着中央和国家一些部门的要职,却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折磨含冤而死。然而,他不但没有资格享受追悼纪念,就连姓名权也被剥夺了,骨灰也不能保留。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给他补开了一次追悼会,也就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追悼会。

“政府愧对湖南。”其实,很多次当请愿团到政府门口请愿和静坐时,靳云鹏早就躲起来了。有一次还躲到自己家里派警察保护起来。毛泽东得到北洋政府的答复之后,在1920年4月11日与杨开智、杨开慧、岳母向振熙扶着恩师的灵柩运往湖南长沙板仓老家安葬。

在毛泽东等耐心热情的指引和帮助下,黄、庞及劳工会组织开始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按毛泽东《寄希望于劳工会》一文的建议,确立劳工会以谋全阶级根本利益为宗旨,用委员制代替合议制,及时将该会原有8部改为书记、宣传、组织3部,聘请毛泽东助理会务。黄爱曾向人称道:“润芝是将才。”1921年年底,黄爱、庞人铨及劳工会另一领导人张理全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张理全还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工作。

第一次追悼会

这时除了驱张运动,还有湖南的另一批留法学生约定毛泽东前往上海见面,希望他尽快去上海为赴法留学生筹措经费。因为事情紧急,毛泽东将恩师的灵柩护送到湖北武汉后,就拜别岳母、开慧的大哥开智和恋人开慧前往上海。毛泽东5月5日到达上海后,就和派遣在上海的代表团见面,并在湖南代表团创刊的《天问》杂志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战斗檄文,继续广泛的开展驱张运动,同时利用各种关系为留法学生组织资金。他每天四处奔走,联系在上海各团体声援湖南驱张运动。5月8日,毛泽东在半淞园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聚会,并准备欢送赴法留学生登船。大家不仅欢聚一场,还在一起照影留念。这时大家都眼巴巴的望着他,希望他能够尽快帮大家想到办法筹集资金。此时的毛泽东也陷入了困境,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他突然想起恩师为自己给在上海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写的推荐信,突然眼睛一亮,觉得只有找章士钊想办法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留学生们经费的一线希望。于是,他带着恩师的推荐信前往在上海的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那里,寻求解决资金问题。

同年12月,劳工会受中共湖南支部委托,发动长沙万余名工人、学生、市民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1月,劳工会又发动湖南第一一纱厂为改善待遇的工人罢工。

1922年春,李立三从上海来到湖南,被湘区委党组织委派去萍乡安源煤矿开展工运工作。

这是一个明媚的春天,阳光普照,碧空万里。其实,章士钊对毛泽东是熟悉的,因为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毛泽东就作为旁听生听过他的课,而且当章士钊见到毛泽东时,就觉得毛泽东器宇轩昂,不是等闲之辈,同时他也在杨昌济教授面前提起过毛泽东。当章士钊见到毛泽东来找自己时,倍感亲切。特别他看了杨教授写给他的推荐信,更是觉得自己帮助毛泽东责无旁贷,于是,热情地款待了毛泽东。恰好这时,章士钊筹集到了一笔款子,本来是想做教育经费的,既然现在毛泽东急需用钱,他便毫不犹豫地给了毛泽东两万块银元。毛泽东拿到筹集到的款项,匆匆将学子们送别。因为诸多原因,毛泽东就留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毛泽东又见到了从北京大学辞职后住在上海的陈独秀。陈独秀再一次见到这个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发表文章的年轻人时,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于是,毛泽东经常去拜见陈独秀并听陈独秀宣讲共产主义理论。对于此时的毛泽东对陈独秀是很崇拜的,因为,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刊者,又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青年学子没有几个不崇拜他的。

1月13日,湖南第一纱厂劳工会员邹觉悟、萧石月等向厂方交涉,要求以沪汉纱厂为例给工人发年终双薪,在遭厂方拒绝后,全厂2000多工人奋起罢工。14日。接受华实公司5万元贿赂的赵恒惕,派出大批武装人员进驻纱厂,军方拘捕了数十名工人。15日,工人们在危急中发出“纺纱厂全体工人二千二百余人万急启事”,呼吁社会支援,并要求赵恒惕撤军。16日,华实公司以“与工人协商调解”为借口,诱逼黄、庞前去谈判,赵恒惕趁机派兵将黄、庞二人拘捕未经审讯,即于17日晨4时将黄、庞秘密押往浏阳门外斩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黄庞惨案”。随即,赵恒惕又将劳工会和《劳工周刊》一并查封,禁止舆论界报道黄、庞被杀的真相。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3月间撰写的《黄庞流血记序》中指出:“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

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工人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就在这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蒋先云、朱少莲等人领导著名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9月13日午夜,震惊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路矿当局及萍乡镇守使肖国安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路矿总监工王鸿卿还派出暗探、工贼刺探李立三的下落,悬赏600块大洋收买李立三的人头。工人纠察队为了保护李立三的安全,把他转移到郊区三合桥一名工人家中,在那里指挥罢工。

但毛泽东在上海的工资很低,只有三块钱一个月。同时他的心里十分惦记着自己的心上人杨开慧,他在寂寞的时候恨不得飞到杨开慧的身边。他不知道杨开慧回到家里后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尽管经常听陈独秀宣讲共产主义,也看了《共产党宣言》,并与陈独秀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其实他此时的思想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对于共产主义的观点仍然有些模糊。6月份毛泽东写了一篇《湘人为人格而战》的文章发表在6月9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6月11日张敬尧终于被赶出湖南的消息传到上海,听到这一消息的毛主席高兴异常,当天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全文如下:

毛泽东从劳工会员张剑白处获悉此惨讯后,极为悲愤,即为此起草了一个启事交张送《湖南日报》。并要张剑白去常德接黄爱父亲到广州向孙中山大总统请愿。他又在船山学社主持召开黄、庞追悼会,并以此进一步推动反对军阀赵恒惕的运动。

路矿当局抓不到罢工总指挥李立三,特派人去湖南,买通长沙一家报纸,在显目处登了一则特快消息:“李隆郅为罢工事逃往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日前被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云云。李立三知道此事后,当即露面,安定了工人情绪,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然而,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法国。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得知此事,信以为真,十分悲痛,立即召集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同学,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东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大厅集会,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

“据报南军有攻下长沙之讯。果然,湖南人消极方面的驱张运动总算将要完结了。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

1922年初,毛泽东正担任中共湖南支部负责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为了揭露赵恒惕控制湖南报纸掩盖惨杀黄、庞的罪行,向全国人民公布黄、庞横遭惨杀的真相,动员社会各界声讨赵恒惕。组织上决定派毛泽东专程前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三十年代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第二次追悼会

废督论倡了几年,督总不曾废掉。卢永祥、唐继尧的废督论,可断其于实际影响很少。但湖南此刻如张敬尧确去,却大有废督的机会。湖南人驱张,出于自决,不受何种黑暗势力的牵掣。果真觉悟到督军要废,自己举足踢去就是。湘南湘西军队各征粮至七八年,现虽得了长沙,早如一块石田。一面湖南银行巳〈已〉倒亏了五六千万,官家财政和民间经济,一齐破产,军队不解散也要解散。军队解散,督军无军可督,最好取消。谭延闿对于督军滋味也曾尝过。此次驱张,原只能将功赎罪,要他丢下这根光骨,总该愿意。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可惜太缺乏了一点建设的才。假如这回又把好机会轻轻逸过,那真正冤枉极了!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很的去干这一着。”

毛泽东于1月底到沪后,即找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一是汇报黄、庞被害经过,确认两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二是尽快地把湖南劳工会流亡在沪的会员组织起来,尽早在沪恢复《劳工周刊》,揭露赵恒惕在湖南的罪行;三是广泛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和呼吁全国工人群起痛斥赵恒惕,在全国造成反赵运动的强大声势。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纱七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2千余名学生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斗争,结果上百名学生遭到逮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号召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课、罢市,由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

7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途径武汉时,毛泽东拜会了湖北籍激进青年学子恽代英,并与之商讨了湖南办文化书社等问题。之后,回到长沙后的毛泽东,立即就到了板仓去看望自己的心上人杨开慧母女,与杨开慧共话相思之苦。然而,此时的毛泽东继续在推行他的“湖南自治运动”。他不断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推广他的湖南自治的主张。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发表,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的主张。全文引用如下:

2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黄、庞被害的经过以及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情况,大会决定公开召开黄、庞追悼会,借以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受到党团领导人的重视与支持。

9月18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扯下了“支持爱国运动”的面具,公然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指名通缉李立三等6名工人及学生领袖,明确表示可以逮捕也可以刺杀。不久,反动派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开始了杀死李立三的行动计划。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曾会见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共同组织旅沪湖南劳工会会员开展如下工作:首先,恢复《劳工周刊》,以上海北成都路19号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在地为《劳工周刊》的通讯处。2月17日黄、庞牺牲周月纪念日,《劳工周刊》出版了《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特刊号》,刊出黄、庞被害的惨照、悼念文章、旅沪52名劳工会员联名致湖南工人和全国工人书等,将赵恒惕制造“黄庞惨案”的暴行公之于世。其次,成立了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把广大旅沪劳工会会员团结在办事处周围,大力开展悼念、声讨活动。毛泽东离沪前对办事处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并留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员张理全在上海协助工作。3、月间毛泽东因湖南党的工作需要离开上海。

党组织为了帮助李立三脱离险境,特将他转移至成都路的戴立夫家里。大搜捕一过,李立三和夫人李一纯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汉口。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着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1922年3月26日,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联合举办的“黄庞追悼会”在上海尚贤堂举行,全市工人和各界代表200余人出席。李启汉担任大会主席,陈独秀到会演说。由于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谌小岑代表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报告了黄、庞的个人经历和被害经过。会上还散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黄庞牺牲告工人书》,该文1922年4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宣言》为题,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青年周刊》第6号发表。陈独秀于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提到“黄庞追悼会”发传单二种,每种一千张,其中就包括毛泽东起草的一种。

由于李立三是军阀政府的重点缉捕对象,一到汉口就走漏了消息。吴佩孚当即下令要把他捉拿归案,但折腾了好几天,却连李立三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吴佩孚一不做,二不休,雇请刺客肖剑飞去暗杀他。肖剑飞得知李立三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土匪恶棍,而是一位出生入死为工人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好人。出于人性与良知,不忍心去杀害他,反而把吴佩孚的意图向他透露,使李立三安全转移。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自从毛泽东2、3月间在上海的多方联络后,反赵活动顿即出现新局面。在上海的党中央局、上海地方党组织、团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以赴,有计划地从内到外开展了反赵宣传,支持湖南党的工作。

肖剑飞为了向吴佩孚交帐,便编造了一个刺杀李立三的情节与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多家报纸登出消息:“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各地工人得知李立三在汉口“遇难”的消息,无不悲痛万分。接连几天,上海纺织、海员、搬运几大工会团体,汉口、武昌、安源、大冶等地的工运组织和工人群众,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追悼会、纪念会,向这位工人运动领袖深表哀悼。

中国呢?也醒觉了。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陈独秀先在团内开会追悼黄、庞,接着通过《民国日报》(当时共产党员邵力子任该报社经理兼编辑)、《申报》连续发表报道。2月4日,两报分别以“湘督虐杀工人之不平鸣”、“为赵恒惕惨杀事旅沪湖南劳工之呼吁”,转发湖南劳工会旅沪会员联名声讨赵恒惕的宣言。并以《湖南劳工运动之血痕》为题发表黄、庞被害惨照四张,增强反赵宣传声势。陈独秀还以“只眼”笔名发表短评《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直接揭露“湖南赵总司令承华实公司旨意杀害了劳工会职员黄爱、庞人铨。”陈独秀还与知名人士邵力子、李书城等联名致电责问赵恒惕。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以“光亮”署名在团刊《先驱》撰文,称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底好团员,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李大钊在北京也为《晨文》撰文,沉痛写道“黄两位先生的死”,“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家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追悼黄、庞,声讨赵恒惕的活动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北京《工人周刊》当时描述“为黄、庞抱义愤者如云而起”。全国一些大城市纷纷召开追悼会:3月问天津数百名工人、学生在高等工业学校开会追悼黄、庞两烈士。5月,广州团组织与广东总工会召开五百多人的追悼会,林伯渠送去书有“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将颈血洗乾坤”的挽联。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田汉等人,也于4月和日本进步人士在东京召开黄、庞追悼会。黄爱曾是周恩来主持的天津觉悟社的社友,旅法的周恩来在德国时从友人信中知黄、庞殉难,他挥笔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讴歌黄、庞是“为共产花开和赤色旗儿飞扬,把种子洒在人间;血儿流在地上。”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高度评价黄、庞的革命活动和纪念黄、庞烈士对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大会议决每年1月17日黄、庞殉难纪念日作为“中国劳动节”。

在武人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湖南共和国”之梦自然只是空谈。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总结道:“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毛泽东在上海进行反赵宣传运动,时间虽短,成效很大,对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斗争和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926年湖南党组织签发的一份文件对这次斗争作了充分的肯定,“黄庞惨杀以后,湖南的工人认清了阶级的利益及组织的重要,于是产业组合、职业组合的工会日益加多,先后成立了各种手工业工会、铁路总工会及伟大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做了很多次数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取得了几次的胜利后,便成立了工团联合会,统一了湖南的工人运动。”毛泽东于1922年11月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接着他兼任《大公报》主编。同时在8月份,由陈独秀、李达写信和毛泽东联系,要毛泽东负责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并把上海建党建团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纲草案、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及时寄给毛泽东。李启汉、李中也把上海早期党组织及其工作情况向毛泽东通报。

毛泽东在建党前后第5次上海之行,带来了其后湖南工运乃至全国工运的新高潮,为上海革命史和湖南革命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此时,毛泽东不仅忙于湖南自治运动,从而他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内容,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这时,易礼容和毛泽东发起,并和彭璜、何叔衡,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成立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于8月初在长沙潮宗街成立,会员17人,推举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成立时当时经费只有20元。还是由赵运文借来的。在经费严重欠缺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大力扩展会员,实行股份制,毛泽东主持并召开会员会议,发动会员投资入股,群策群力把书社办好。后来,毛泽东邀请湖南省省长谭延闿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请谭延闿书写了招牌。谭延闿便给文化社拨款400毫洋,才还清债务,并扩展了业务。

(摘自《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一时期,毛泽东着重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9月,毛泽东聘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对《共产党》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非常喜爱,便秘密散发推荐给那些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为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发展打下基础。1920年10月,毛泽东发展了陈子博、彭少平、刘少奇、柳直荀、张文亮等一批先进青年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是湖南建立的第一个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任书记。1920年11月下旬,期间毛泽东写信向陈独秀汇报成立共青团的事情,并邀请陈独秀来湖南给青年团员们传授马克思主义学术,陈独秀给毛泽东回信时,满口答应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毛泽东将这一消息告诉所有新加入的共青团团员们时,大家心里十分激动。可惜,湖南共青团开成立大会的那一天,陈独秀没有来。

1920年10月6日,省学联发出了致各个团体的一封信,邀请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商议10月10日举行“湖南自治”游行请愿事宜。次日,会议决定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公推毛泽东、龙兼公为请愿书起草人。会议同时决定由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教育会五团体各出一个筹备员,筹备10月10日请愿事宜。10月8日,在省教育会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出席会议346人,公举毛泽东为请愿团主席。10月10日,万余群众冒雨举行“湖南自治”大游行,游行队伍抵达督军府后,将毛泽东、龙兼公起草的《请愿书》递交给谭延闿。谭延闿断然否定了《请愿书》提出的各种意见,并试图加害毛泽东。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就此以失败而告告终。

这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恋爱关系进入如火如荼的地步。但因为毛泽东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害怕跟杨开慧提起结婚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此时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杨开慧比自己小八岁,又是自己恩师的女儿,自己怎么可以一无所有就把杨开慧娶进家呢?而且开慧还有母亲和哥哥,自己怎么好意思向岳母和哥哥开口?

长沙的天气渐渐寒冷起来,毛泽东每天总是穿着一件灰布长衫,里面一件贴满补丁的内衣在街上行走,当毛泽东在自己寒冷的寝室独自面对墙壁时,他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情更加强烈。他左思右想,要如何倾诉自己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情?后来他给杨开慧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并在情书里道出了自己的忧虑。同时在信的后面还附加了一首诗:《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都灰尽,倦极身无恁。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接到毛泽东的信和诗后,心里百感交集,激动不已。其实,杨开慧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进步青年,她又深爱着毛泽东,她绝不会因为毛泽东的清贫而看不起毛泽东。于是,有一次在家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向妈妈、哥哥、嫂子说出了自己要嫁给毛泽东的主张,同时把毛泽东给她写信的事也和盘托出。母亲当然支持女儿,哥哥的意思是要她自己考虑拿主意,嫂子没有做声。于是,杨开慧得到母亲和哥哥的同意后,便回了毛泽东的信,并答应嫁给毛泽东,而且她在信中说一切从简。毛泽东接到杨开慧的回信后高兴不已。终于,他们确定了结婚日期。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这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普照,尽管是冬天,但仍然透出洋洋喜气,杨开慧穿着新做的棉旗袍裙,红色外套,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色围巾,头上扎着喜气洋洋的红色丝花,浑身上下透出洋溢的青春魅力。她脸色红润,姹紫嫣红,满脸充满幸福的笑容。她随着哥哥杨开智、嫂子李一纯以及堂弟堂妹们一起,分别乘几辆人力车,从长沙板仓出发,向第一师范进发。毛泽东今天理了一个发,穿着一件藏青色新长衫,青春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何叔衡、易礼容以及新民学会的所有同事,还有毛泽东的弟弟、堂弟堂妹们都站在学校大门口迎接杨开慧他们的到来,之后爆竹声声,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毛泽东和杨开慧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后家里非常简朴,仅仅买了一张木板床,一张条桌。毛泽东的书籍几乎堆满条桌,找不到吃饭放碗的空挡,他们每天吃饭就把书码起来腾出一小块地方摆菜。但尽管简陋,杨开慧仍然觉得非常的幸福。他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书籍放得整整齐齐,将毛泽东穿烂的衣服进行洗补折叠整齐放到一个简易的小柜子里,她每天细心地料理着一切家务。从此,毛泽东结束了单身生活。开始专心认真地从事他的教务和社会活动。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如何创造出一条更适合改造社会,唤起民众的道路。他不断地在探索。他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列宁着作,他从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里面认识到,中国只能尽快走上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路线,中国才能有救。于是,他开始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建设上来。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的信中说:

“罗素在长沙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

毛泽东仿佛看到一道曙光在古老的中国升起。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3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伟人毛泽东传,过3次开4次追悼会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