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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文/子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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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⑨。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在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⑩。往后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⑾。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北漂的他,职位低微大家没空理我。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图/来自网络

杨昌济,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杨开慧的父亲。曾赴日本、英国留学。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后导致新民学会成立。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协助蔡和森等筹措赴法勤工俭学旅费,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著有《劝学篇》等文,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书。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和毛泽东实现了他“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当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会有影响的。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工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影响都不大。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了十多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用白话文。该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速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毛泽东是怎样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⒂“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⒃。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⒄。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⒅。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毛泽东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⒆。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个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文章《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这篇介绍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适。
  这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一个章程,于九月一日发向各地,邓中夏还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个《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恰在这时,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轰动了社会。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一九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28)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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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⑥。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⑨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⑾。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⑿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他来自乡村,他年轻有为,他曾是北漂,也曾衣食无着。他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最重要的人,获得了自己最重要的职位(尽管在别人眼中是如此的不起眼),接触到最重要的思想,身体力行,获得了爱情,获得了成功。

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名怀中,字华生。伦理学家,教育家。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7年08期,作者:方勇 刘大禹,原题:毛泽东与北大图书馆的几个问题考析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一直认为毛润之的成功是草根成功的典范。一方面是其跨越了社会阶层(尤其是那个如此动荡的年代,贫富、社会阶层差距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其用自己的百折不挠的奋斗实现了青年所愿,人生纵然跌宕起伏,却又如此波澜壮阔,令人回味。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等人,这对毛泽东此后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有关问题,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本文认为,毛泽东是通过杨昌济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得到李大钊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间进入北大图书馆,并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其实,总结起来八个字,志向高远,良师益友。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闓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②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③ 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1918年10月16日。
  ④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
  ⑤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⑥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⑦ 毛泽东致舅父母信,1919年4月28日。
  ⑧ 罗学瓒致毛泽东信,1919年11月1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8页。
  ⑨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⑩ 据萧三1918年3月31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⑾毛泽东致杨钟健信,1921年9月29日。
  ⑿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⒀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⒁易礼容:《有关新民学会的史料几则》(1979年7月7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页。
  ⒂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号,1919年7月14日。
  ⒃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⒅毛泽东:《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
  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⒇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
  (21)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2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2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29)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30)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3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35)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36)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37)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38)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日。
  (39)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41)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3)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一、毛泽东初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杨昌济以“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改良人心风俗之外,还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而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促使了中国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他引导蔡和森、毛泽东等走上民主革命之路。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出任伦理学教授。当年5月,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从长沙赴京,出任该职,6月,携家眷住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诉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为此,毛泽东的同学蔡和森先行,6月23日由长沙启程,25日到达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组织事宜,并住宿在杨昌济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蔡和森很快见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商议了赴法的各项细节。不久,蔡和森两次写信催促毛泽东,要求他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断,19日方抵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就去看望杨昌济,并与蔡和森住在杨家前院南房一间客房里。不久,考虑到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经杨先生帮助,毛泽东与蔡和森迁居位于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经杨昌济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

          志向高远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令杨昌济刮目相看,在他的日记中评价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二、毛泽东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

        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的意志。他曾于1910年,17岁改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武将西乡隆盛的诗送与父亲,表明志向。诗文如下: 孩 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杨昌济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杨昌济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毛泽东面临着如何解决生活费用的问题。据他回忆: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关于毛泽东与李大钊相见一事,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8月下旬,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上说法都没有提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那么,毛泽东到北京后并任职北大图书馆与蔡元培有什么关系呢?

      他一生之所以能最后成功,湖南一师所奠定的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最为根本的基础。他常对人说,好男儿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从他的诗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可以看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向高远的毛润之,自然找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蔡元培、李大钊。。。)和朋友(萧子升、蔡和森、朱德、周恩来。。。。)皆志存高远,并对其坦诚相待,在人生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杨昌济还教育学生要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求实际。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杨昌济的这些话语充满了时代的紧迫感,激励着一代青年人去自强不息地奋斗。

据萧子升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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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杨昌济评价极高,称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青年毛泽东

         


           遇到贵人

         恩师杨昌济可谓是毛润之的贵人,从读湖南师范到北大求学,思想转折,乃至嫁女与他。此时的毛泽东,不名一文,即使做到北大的图书管理员,薪水不过8圆,而自己的薪水是毛的30倍;抛开世俗眼光,都足以见得杨先生思想之开明,眼光之独到,识人之准确。

        1913年春,10岁的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尤感兴趣,在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仅比毛泽东年长四岁的黎锦熙和毛泽东来往密切,相交于师友之间,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正是由于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给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 “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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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杨昌济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25年的诗文,但足见当时的志向高远)


         人生转折——北大图书管理员

        后杨昌济从湖南师范调至北京大学任教,并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湖南。人称杨门三君子的毛泽东、萧瑜(子升)、蔡和森于1918年8月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不去法国,后留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此事据陈明远通过借鉴《蔡元培年谱》给出了三个版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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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其一为几人商议写信给蔡元培校长,由其给安排清扫教室的工作。后蔡校长有个更好的主意,让李大钊给安排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萧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见台湾《艺文志》第20期,1967年5月。))。

       其二为几人商议写信给蔡校长,要其雇无法赴法勤工俭学的同伴为清洁工,蔡怜悯毛,念其刻苦自立,令李大钊安排其去图书馆工作。

        其三为毛个人版本,毛于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是杨昌济帮其找到工作,介绍给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127页。)《建党伟业》 电影里按照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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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薪水每月工资8圆,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圆至80圆之间。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称北大“学长月薪三百圆,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当时一般教授约200圆左右。

      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个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这里条件虽劣,但离沙滩红楼很近,便于活动。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北大,毛泽东通过借书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当然,这也成为其人生不愉快的经历,有人甚至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就来自于此,此说不免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遇到贵人是条件,最重要是自己的行动

    通过与北大先进人物,一众大咖的接触,毛的心中已经燃起了火焰,他开始行动。

    1919年3月,26岁的毛泽东去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从上海回到长沙。 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并主编《湘江评论》。此时的鲁迅北京忙着买房,后母亲文氏病逝,闻讯从长沙赶回韶山,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后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杨昌济于次年1月去世。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世钊(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归葬长沙县板仓。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

        此年,27岁的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接着,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此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 到此,杨昌济老先生算是倾其所有,帮助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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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风发的毛泽东


         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28岁的毛泽东进入权力核心。

        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他,人生实现华丽逆转,从此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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