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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秋收起义的历程,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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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秋收起义的历程,秋收起义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秋收起义的历程,秋收起义简单介绍。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⑩。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⑿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⒂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秋收起义的历程,秋收起义简单介绍。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P align=center><IMG style="BORDER-TOP-WIDTH: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BORDER-RIGHT-WIDTH: 0px" src="./W020140813547650668881.jpg" _fcksavedurl="../../system/read_image.jsp?FileName=U020090405658176781833.jpg" OLDSRC=W020140813547650668881.jpg /></P><P align=center><FONT color=#333399>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会师大会上(油画)</FONT></P><P>    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兴奋地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P><P>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8月3日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信中还指出,秋收暴动与南昌起义一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同时要求湖南的秋收起义,要在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同时发动;在以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地区,如有可能,也可同时发动;湘西地区也要有相当的准备,以备湖北省某一部队能到湘西时举行大暴动。 </P><P>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8月18日至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认为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的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关于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会议决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 </P><P>    当时,由我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 </P><P>    起义的行动部署是: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1团攻取平江,第2团攻取萍乡、醴陵,第3团攻取浏阳;尔后,各团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和长沙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 </P><P>    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即将爆发。</P><P> </P>

<P>  <STRONG>秋收起义经过</STRONG></P><P>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P><P>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P><P>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12日,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到达修水县城,并与8月下旬抵修城的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在本县山口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余贲民任正副师长,下设4个团,1、4团驻修水,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总指挥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群众支持起义军。师部参谋长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在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9月9日,震撼世界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举起义旗,向长沙挺进。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4团汇合,并攻克了敌盘踞的朱陂厂,在进攻长寿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后接毛泽东指示,挥师浏阳文家市,与2团和3团会合后,跟随毛泽东踏上前往井冈山的道路。 </P><P>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P><P>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并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P><P>  <STRONG>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STRONG></P><P>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始建于1977年,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10月被评选为“江西十大红色景点”之一;2005年修水县秋收起义纪念地系列景点被国家发改委、中宣部等13个部门评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P><P>  今年改版的主要项目有:一楼序厅正面雕塑及其背景、东西墙面布置;二楼展厅版面、文物展橱、中心大型展柜、灯光照明设施改造、师部和团部旧址复原陈列。改版后的内容突出反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的背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军旗的制作并在修水率先升起,师部和第一团以及第二、三、四团在秋收起义中的经历,修水地方党组织和工会、农会及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并参加秋收起义;重点突出毛泽东和参加秋收起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P><P>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一楼序厅,与观众迎面而立的,是一座新的高达3.07米的大理石基座组合雕塑。东西两墙分别树立两块用10毫米整体玻璃,深雕制作而成的毛泽东诗词墙,西墙为《菩萨蛮·黄鹤楼》,东墙为《西江月·秋收暴动》。</P><P>  二楼三个展厅展览版面,合计134.8平方米。整个版面以红色为基调色,采用大小版块有序组合的方式。展览版面正文八大部份分别是: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三、灰色旗号下的红色武装;四、毛泽东主张在秋收起义中要鲜明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五、光耀人寰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六、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日子;七、果断的转兵———会师文家市;八、伟大的进军———开创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P><P>  文稿以毛泽东亲自指挥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军旗率先在修水升起为主线,凸现了毛泽东、瞿秋白、向警予、罗荣桓、何长工、谭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他秋收起义将士的丰功伟绩;展示了卢德铭、余贲民、伍中豪、曾士峨、陈毅安、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革命英烈的卓越功勋;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汪泽楷、陈树华、黄永胜等参与了秋收起义,后来走上各自不同道路的一批人物;突出了修水地方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表现了丁健亚、樊策安、余垂成、王铁猛、甘特吾、陈秋光、余经邦、徐光华等修水先烈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P><P>  改版后的版面,采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以时空为序,系统地展现了有关历史人物、革命旧址及战斗遗址。版面采用图片275幅;总长67.4米的版橱上,摆置了68只玻璃展柜,展示着106件馆藏文物及有关物品。</P><P>  第一展厅</P><P>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P><P>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P><P>  灰色旗号下的红色武装</P><P>  1926年6月,中共江西地委为配合北伐军进军江西,派共产党员胡思先、丁健亚回家乡修水秘密建党。同年7月,在县城青云门城楼秘密开会,创建了修水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修水县支部干事会。接着,在城乡发展了24名中共党员。中共修水支部的诞生,使全县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农会会员发展到5万多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3万多人。</P><P>  1927年7月中旬,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断然作出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武装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P><P>  卢德铭率领的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修水,极大地鼓舞了修水的农民运动。8月16日,修水县党组织派组织干事甘特吾、农运负责人陈秋光,会同赣西北第二区委,组织数千农民举行下衫(今属上衫乡)暴动,攻打为霸一方的封建地主堡垒朱宫美庄园,在湘鄂赣毗邻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台庄、西尹、水源、中土段、画坪等地农民相继攻打地主庄园。修水农运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好势头。</P><P>  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屯兵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于8月20日抵达铜鼓,三支部队随时都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追剿”的危险。警派员赴南昌请示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委派干部仝仁赶到修水和铜鼓,组织协调部队整编。8月22日,三支部队负责人在修水山口举行了整编会议,史称“山口会议”。会议决定,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为避免敌军“追剿”,部队合编后“还须找一个灰色的旗号来遮身掩体”,对外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图一时之用”。师部设修水县城,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设一、三两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兼),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并成立了以师团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师委会。</P><P>  “山口会议”的整编,形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雏形。</P><P>  第二展厅</P><P>  毛泽东主张在秋收起义中要鲜明打出共产党的旗帜</P><P>  光耀人寰的工农革命军军旗</P><P>  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日子</P><P>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瞿秋白主持了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当会议讨论到秋收起义打什么旗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在秋收起义中要鲜明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湘赣边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P><P>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工农义勇队党代表潘心源,中共安源市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兼安源农民自卫队队长王兴亚等人开会。潘心源详细报告了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果断决定以驻修水、铜鼓的这个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一、三团建制不变,将驻安源的几支武装队伍编为第二团,团长王兴亚。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任书记,卢德铭任秋收起义总指挥。</P><P>  余洒度根据师委会决定,命令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抓紧时间设计工农革命军军旗样式。为使旗帜完美体现工农革命的内涵,何长工首先提出了设计方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终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样式: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嵌交叉的镰刀斧头,表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旗幅的白布条上竖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样式确定之后,师部决定连夜赶制一百面。裁缝出身的班长张令彬等人购买了布匹,县总工会委员长徐光华请来了裁缝和会针线的妇女,一面面红色的旗帜、一条条红色的领带、一个个红色的袖套在飞针走线的手工制作中做成。</P><P>  1927年9月9日,驻修水县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官兵,全副武装来到县城紫花墩操场集合。接着,甘特吾率领配合军事行动的20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押着8个五花大绑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首恶分子来到操场。随后,修水县党组织负责人樊策安率领农会、工会负责人以及数千群众簇拥着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的招牌,敲锣打鼓进入了会场。</P><P>  队伍集合完毕之后,余洒度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庄严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誓师起义。宣布起义的口号是:“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P><P>  接着,举行了授旗仪式。余洒度将工农革命军军旗,庄重地授予第一团团长钟文璋。1958年9月5日,何长工在解放军总直机关马列主义业余大学作报告时说:“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成立起来了。在中国、在东方,第一面革命的红旗打起来了。”</P><P>  第三展厅</P><P>  果断的转兵———会师文家市</P><P>  伟大的进军———开创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P><P>  9月17日傍晚,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师部和第一团到达孙家土段(今属浏阳市中和镇)与第三团会合。在这里,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苏先骏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商讨起义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会上,毛泽东通报了第一、三团的情况,又得知第二团几乎全军覆没,只剩几十号人不知去向的情报,提议不打长沙,找一个地方休整。会议正式决定到文家市去。</P><P>  毛泽东在前委会上提出明确的主张: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中国革命的根应扎在农村,因此,中国革命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否则,工农革命军将会旗倒兵散。毛泽东力主放弃攻打长沙,将工农革命军转移到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P><P>  1927年9月20日拂晓,起义军将士1500余人,来到里仁学校操场集合。毛泽东向全体官兵宣布了前敌委员会改变起义军行动方向的决定。军号声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卢德铭的率领下,高举军旗,向湘南转移。</P><P>  工农革命军于9月24日傍晚抵达芦溪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启程朝莲花进发。因担任后卫的第三团走错了路,待听到号声调转行军方向时,遭遇从萍乡赶来的江西军阀朱培德所属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追击。芦溪一战使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人枪300多。总指挥卢德铭在阻击敌人掩护我军撤离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P><P>  9月29日下午2时,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起义以来的20天时间里,部队从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鉴于部队人员锐减,原有编制有名无实,毛泽东在三湾进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P><P>  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抵达井冈山茨坪,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插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P><P>  毛泽东诗词</P><P>  《西江月.秋收暴动》</P><P>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P><P>  秋收起义在修水</P><P>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未能赶上“八一”起义大军,辗转到达修水、铜鼓一带(浏阳工农义勇队到铜鼓)。8月底,9月初,毛泽东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计划,奔走于湘赣边界,并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安源工人矿井队为基础,分三路围攻长沙,举行秋收起义。9月9日,警卫团等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名义,首先在修水起义。</P><P>  一、秋收起义主力在修水集结</P><P>  秋收起义前夕,在修水集结了三支革命队伍,形成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军。</P><P>  警卫团集结修水。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后,驻武汉的警卫团收到来自南昌的一份电报,电文说:“我们已经起义了”,接着又收到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电报,电令警卫团迅速出发,星夜用轮船运往九江待命。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3人接到这两份电报后,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参加南昌起义。8月2日,团附兼辎重队长范树德,通过张发奎总指挥部留守处主任陈劲节,调来招商局轮船“德兴号”。当日黄昏,全团乘船离开武汉。次日晨抵达黄颡口上游三里多处的江边梁村,涉水登陆,于当日抵阳新。4日在阳新以国民革命军名义向县政府及商会筹集部分粮款,于5日又乘民船到阳新排市。6日晨,由排市上岸,步行,经燕厦、龙港,向江西武宁进发,当晚露营山中。7日上午,抵武宁,与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相逢,从余贲民处得知起义大军已于8月5日前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便改变由涂家埠直驱南昌的计划,于8日取道靖安、奉新,期望赶上起义大军。当部队到达奉新时,卢德铭接到夏曦的信,要他和辛焕文、韩浚离开警卫团到南昌起义大军中任职。卢德铭等3人经反复研究,决定离开部队,到汉口找党中央,请求指示。临行前,将部队交由团附余洒度指挥,并要他将部队带到湘鄂赣边界之修水待命,以求发展。</P><P>  卢德铭等3人离开警卫团后,余洒度根据卢德铭的安排,带领部队绕经高安边界,由奉新的罗坊、上富向修水进发。于8月12日抵达修水,与平江工农义勇队一起攻克修城,赶走了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进驻修城。</P><P>  平江工农义勇队集结修水。1927年7月下旬,苏先骏通过中央的介绍,准备将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带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参加南昌起义。由于苏(先骏)、余(贲民)之间的权力之争,未能统一。“后订了一个相当条件”,才一路由平江虹桥经修水到武宁,在武宁苏先骏要确定他为团长,并要合编部队,余贲民不愿意,几乎闹成分裂,因此在武宁误了几天,直到8月5日才到达永修涂家埠,这时起义大军已全部南下,未能及时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终因不能统一而分手,浏阳工农义勇队决定绕道奉新及赣南赴广东,追赶起义大军。后闻贺、叶部队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改由上高、万载到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决定返回平江。8月6日,经武宁时,与警卫团相遇,进入武宁县城。两天后,余贲民率义勇队,拟取道修水返回平江。8月12日,在修水城郊再次与警卫团相遇,相携攻入修水县城。尔后退居修水渣津、马坳一带,就地休整。</P><P>  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集结修水。1927年7月下旬,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消灭卫石丰等反动武装后,因敌强我弱站不住脚,由叶重开率领,离开崇阳开往通城。到通城后不久,与警卫团取得联系,约定到修水与警卫团合编。约8月底离开通城,向修水开拔。途经通城麦市时,被夏斗寅残部包围,后冲出包围,到达修水桃树港。两天后,在警卫团的接应下,进驻修城,编入师属特务连。</P><P>  上述三支部队均为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警卫团原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部警卫团,属军阀张发奎部下。但他一开始就在我党秘密领导之下,团主要领导人都系中共党员,其部队成份多为党组织秘密输送的中共党、团骨干,农运积极分子,对党忠实可靠,是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P><P>  二、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P><P>  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修水后不久,余洒度又与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苏先骏取得联系,三支部队的领导人都认为形势严峻,“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相邀于修水山口镇召开统编会,结果将三部合编为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钟文璋为参谋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同时,将原警卫团改编为师属第一团,团长由钟文璋兼任,将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师属第三团,由苏先骏任团长,将平江工农义勇队分补一、三团。为加强基层领导,将原警卫团五连(干部连)解散,分到各连队担任连排长和政工职务。为加强第三团,又调一团伍中豪营长及其部属一部充实第三团。整编后,为缓和与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便于筹措军需,对外暂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并假造花名册,派宛希先去朱培德处联系,同时又派吴会治去湖北向党中央报告,并请求指示。部队就地休整,积极准备执行上级新指示。</P><P>  在此期间,余洒度等以黄埔学友身份,广与外界联系,不久,余得到湖北通城刘基宋(黄埔一期同学)转来党中央军事部通知,让他们积极筹备参加两湖秋收暴动,余得此消息后,与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商议,决定一面扩大武装,加紧收编邱国轩团,同时指令何长工、杨立三等3人设计军旗、臂章,积极准备起义。另一面,又将党中央军事部的通知转告苏先骏,并拟将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和建制不变,同时寄去军旗图样。苏先骏接余洒度的信后,对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名义参加两湖秋收暴动未提异议。但认为现在处于:“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余率部南进,余以为未得中央命令,不便贸然行动,未动。</P><P>  1927年8月底,9月初,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计划来到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潘心源根据自己从上高离开浏阳工农义勇队时,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的行动及去向,向会议报告,毛泽东根据潘心源的报告决定以驻修水、铜鼓的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加上安源工人自卫队、矿井队和醴陵县农民自卫军一起,分三路向长沙进军。第一路,以安源工人矿井队为主力,夺取矿警武装,然后进攻萍乡、醴陵,向长沙进军;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形成包围长沙之势。此后,便分头到各部开展工作,毛泽东到铜鼓,指挥第三路行动。</P><P>  中共修水县党组织为充实秋收起义队伍,一方面,在西乡农军中挑选一百多名青壮年,由共产党员丁长盛、余经邦带领集体编入秋收起义队伍;另一方面,又从各地动员了一批青壮年陆续参军。与此同时,修水县法警队二十余人亦弃暗投明,参加起义部队。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机关和一团离开修水时,修水有二百余人编入起义军,大大充实秋收起义主力。</P><P>  9月初,正当余洒度翘首以待中央指示,苏先骏于8日转来“萍乡举动决议”,并说“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注余洒度)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又说“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余得此消息后,以为时间紧迫,未便迟疑,于9月9日在修水县城带领师部机关、特务连、一团,高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旗,首先起义向平江进发。部队行至修口,遇卢德铭从党中央返回,卢即向余洒度等师团领导报告了赴汉经过,传达党中央关于秋收起义指示,并就任秋收起义总指挥。10日到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四团汇合,并在渣津河滩召开群众动员大会。11日向平江挺进,至长寿金坪时,前卫报告有敌阻击,一团团长钟文璋即指挥部队放下辎重,让邱团走两边,自带一部居中,端枪行在两山之间,不料邱团突然叛变,一团受挫,全部辎重被劫。金坪失利后部队被打散,有的跑到了边界修水一侧。为帮助失散的人员顺利集中,修水地方党组织和人民主动为失散部队人员当向导,并帮助他们解决吃住和归队问题。部队集中后由卢德铭等率领转移修水台庄,向三团靠拢。途中接到毛泽东指示信,即率部追进至浏阳文家市,与三团和二团一部会师。从此,跟随毛泽东踏上了新的征程。</P><P>  三、秋收起义革命精神激励修水人民开展苏区斗争</P><P>  9月9日,中共修水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依送别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离开了修水。从此,中共修水县党组织和人民在中共江西省委、湘鄂赣边特委、湘鄂赣特区委、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的领导下,发扬秋收起义革命精神,排除万难,前赴后继,开展创建,发展、巩固苏区的革命斗争。同年11月,修水万余农民在中共修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反压迫,反暴政,反对苛捐杂税的游行大示威,并围攻修水县城,坚持半月才退。1928年1月,修水西乡农民摧毁曹祖烈的封建堡垒后,在沙坪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成立了修武铜工农革命军,矛头直指反动当局及其封建势力,并在当地没收了曹寿功、戴家林的粮食,并罚了几家地主豪绅的款。1928年8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转战修水边界,6日,在修水县党组织组织的万余农民配合下,再次攻克修水县城。从此,修水县党组织在红五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逐步进入创建苏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高潮。 (摘自《赣北党史资料》)</P><P>  第一面军旗</P><P>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一、四团在修水举行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P><P>  1927年8月,我党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奉党中央之命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知起义军已退出南昌,便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驻扎待命。 </P><P>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党中央积极准备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8月底9月初,驻修(水)铜(鼓)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根据中央军事部“积极准备等待时机参加暴动”的指示,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P><P>  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商会东厢房灯火通明,在师部参谋处一张宽大的八仙桌上,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三人在制作军旗,他们反复比较、推敲,修改着,争论着,最后确定,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左边白色套管上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整体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 </P><P>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四团在修水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古城修水高高飘扬。第二团、第三团在安源、铜鼓亦打响了暴动的枪声。从此,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东赣西的辽阔土地,湘赣边界掀起了威震敌胆的金秋狂飚。</P><P>  ◆秋收起义</P><P>  释义</P><P>  南昌起义名义上是国民党民革,而秋收起义才是真正的工农武装。</P><P>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8月7日汉口紧急会议精神,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定创建新的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随后,在多个省组织了秋收起义。而南昌起义的部队恰恰是加盟的!</P><P>  所以朱毛会师或中国工农红军一军团成立作为建军节比较合乎逻辑——即秋收起义才是真正的建军,有中共的文件命令。 </P><P>  南昌起义作为建军节,好比中共在军阀队伍中渗沙子,工农红军借军阀的码头,也为和平时代埋下了军阀混战的隐患。</P><P>  朱毛周事实上是:朱的码头、毛的红旗、周的系统——按耶稣的说法,最小的是最大的。</P><P>  背景</P><P>  秋收起义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了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设计制作并率先起了我党的第一面旗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诗词中所说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秋收起义的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见仁见智,为了更好地纪念秋收起义,笔者以史实为据,就秋收起义几个历史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新的角度解读秋收起义历史,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揭开历史的面纱!</P><P>  一、关于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时的身份问题</P><P>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其后来的特殊地位,正确把握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问题,对研究秋收起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有的认为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特派员,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有的认为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同志为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派毛泽东同志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年谱》中介绍1927年8月30日毛泽东的活动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举行暴动;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暴动领导机关。并指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P><P>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 “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 (1)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中可知,当时毛泽东、彭公达回到湖南概括为承任三项任务: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湖南秋收暴动。在中央与湖南省委的来信等原始资料中没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记录,所以第一种说法不准确。</P><P>  《毛泽东年谱》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如毛泽东同志是当时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纠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前省掉 “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误,但《年谱》中提到的派往湘赣边界之说同样不准确。从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来信中,中央开始建议毛泽东往湘南领导暴动, “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2)而从湖南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决定只举行湘中暴动,“(二)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3)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计划改变的过程,“四、湖南暴动计划。(一)暴动的区域: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4)从以上中央与湖南省委的往来信件中以及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可知,毛泽东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领导秋收起义,当时拟派毛泽东同志往湘南,后经湖南省委坚持,缩小暴动范围,“泽东持之最坚”(5),以湘南暴动为重点的湖南全省暴动变为“湘中暴动”,毛泽东为湘中暴动的负责人, “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6)安源是计划暴动县之一,所以毛泽东接到当时属湖南省委管辖的安源(7)的信件后,于九月初匆匆抵达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当从潘心源的汇报中得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属湖南管辖的平浏农军滞留在江西境内的修铜时,对于主张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8)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改变了 “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9)之初衷,从当时属湖南管辖的安源向属江西管辖的修铜发指示(这实属非常时期之非常之举),发完指示后,毛泽东又急急经铜鼓赶往江西境内师部驻地的修水。铜鼓9月7号接到了毛泽东的指令,修水8号接到了先俊转来了安源的通知,毛泽东10日到达了铜鼓,因师部已于前一天举行起义,所以毛泽东只到达铜鼓,没有到达位于修水的师部。同时卢德铭9月9日带着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卫团。从此,毛泽东由湘中暴动的领导人变成了湘赣边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成为湘赣边秋暴的核心领导者,并非当时组织的安排,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P><P>  二、关于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P><P>  研究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对于研究秋收起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对秋收起义指挥中心,一般以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地为重要标准,一说为“安源”,一说为“铜鼓”,有的网上文章甚至说“为什么毛主席将指挥岗设在铜鼓”,事实上“指挥岗设在铜鼓”的前提并不存在。笔者认为,作为指挥中心,应具以下几个条件,一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二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时间较长;三是在此作出了重大决定和有重大事件发生等。</P><P>  安源和铜鼓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地方进行了秋收起义的积极准备,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亲临了这两个地方。安源尽管召开了安源会议,但其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沈家大屋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同时“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10),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安源的时间非常短,不可能在短短几天时间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同时“师委会”没有一人参加安源会议。我们不能因为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后来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确定安源是中心。事实上,安源应从属于长沙这个中心。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起义前夕到达了铜鼓,但秋收起义所作出的重大决定不是在铜鼓作出的,毛泽东同志到铜鼓只是组织实施沈家大屋会议和安源会议精神,而并非将指挥岗设在铜鼓,同样毛泽东同志在铜鼓活动时间非常短,铜鼓中心说也不成立。</P><P>  笔者认为,秋收起义的指挥中心当时有两个,一是长沙,彭公达和毛泽东自武汉回到长沙后,在长沙积极进行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南省委围绕秋收起义召开了沈家大屋会议和8月30日、9月5日的省委常委会议等,多次研究秋收起义问题,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并研究了土地问题、旗帜问题、军队问题等(11)。长沙中心论毋庸置疑。第二个中心是修水,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在修水活动近一个月,在山口会议上组建了我党的第一支工农军队,并成立了“师委会”,特别是在修水设计制作了我党的第一面军旗,打响了秋暴的第一枪,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师长余洒度一直在修水活动,余洒度以黄浦同学的身份到处活动,非常活跃,从国民党的兜剿鄂南共匪近讯也可知,“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分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枪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可见余洒度在修水为秋收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P><P>  从“两中心说”可知,秋收起义之初是两条线。一是由湖南省委领导下的湖南秋收起义,二是由中央军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领导下的江西秋收起义。《余洒度报告》中:“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度乃将此意转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江西省委在其秋暴计划中提出“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并斟酌各县的情形拟定秋暴计划如下:…………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暴动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邻近各县与各县的联络,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在上述暴动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暴动工作,并指挥邻近各县的暴动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话)。在农军势力统治的县份,如修水、铜鼓等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暴动势力联合。”(12)由于卢德铭于9月9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带回了中央军事部的指示;毛泽东同志9月10日赶到了铜鼓,两条线并成了一条线,成为了湘赣边秋收起义。铁心的《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余同志是出于意外的,想不到半天云里又来了一个命令他的人,心中总有点东西不能吐出,对于党权高出一切,自然不便作声。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才一起见面了”也反映了当时两条线并为一条线之史实。《访问宋任穷记录》中宋任穷回忆:“回我们部队团部后,同志们告诉我,毛泽东委员来了,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并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说明宋任穷离开部队之前,浏阳农军不属于毛泽东同志领导,回到部队后,才由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P><P>  秋收起义过程中存在两个中心的状况,导致指挥不统一。潘心源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的进军路线,即毛泽东同志在安源会议上的部署“大概结论是分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平江义勇队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励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展。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在这三路中,又以浏阳为主力军,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与余洒度计划的进军路线完全相同,“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13)实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却未组织实施,从这里也可说明当时分属两条线指挥,造成信息不畅,指挥不统一,导致起义之初的失利。正象林育南在回忆中所分析的:“据我个人的感觉,此次的失败是因为:一、负责人指挥此次暴动不坚决不敏捷,有观望期待的心理;二、党的组织及机关不合于紧急斗争的需要(如彼此不接头,消息不灵通,指挥不统一等);三、对群众的宣传太缺乏;四、军事的准备太薄弱。”(14)</P><P>  三、关于军旗问题和编师问题</P><P>  第一面军旗问题和编师问题体现了秋收起义不同于其它起义的特点,此两件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至于由谁指示制作军旗、由谁组织编师仍是众说纷纭。</P><P>  在许多权威论著中均持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观点,理由是毛泽东提出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15)。笔者认为此说有些牵强,从见证者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的报告或回忆中均没有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参加了安源会议的潘心源在其报告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述。目前也没有找到毛泽东关于军旗问题对警卫团作指示的史料。同时,当时湖南省委既然有制作军旗的动议,也就会安排在长沙或安源组织设计和制作,没有必要在江西修水付诸实施。</P><P>  那么军旗的产生余下就有两种可能,或是得到了中央军事部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可能包括准备军旗问题等。何长工回忆:“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于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便在内部正式成立了。”(16)或为“师委会”内部决定,陈明义回忆:“我记得为了制作工农革命军五角星斧头镰刀军旗,真是左画也画不好,右画也画不好,左拚右拚凑合而成。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以省防军的关防印信盖税务收据,还造具全师名册,派人到南昌请朱培德收编,以迷惑他。”(17)笔者倾向于由“师委会”内部作出的决定,既然中央在8月中旬已指令组建工农革命军“2、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18)中央给湖南的指示自然也会给湖北和江西。部队的名称要改,原来的旗帜自然也就作废了,何况当时警卫团也是人才荟萃,“师委会”自然会想到易帜问题。当时任参谋处长且亲自参与军旗设计的陈明义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P><P>  要制军旗,必须先编师,否则旗上的称呼没办法确定。既然编师还在前,自然也应与湖南省委无关。如前所述,湖南省委和警卫团、平浏农军联系上,有记载的只是9月7日和9月8日。至于编师问题,警卫团的领导酝酿很久,8月初,警卫团驻武宁时遇平江农军,且掌握了浏阳农军的有关信息,就有了编师的想法,“一面派人追到浏阳军队内面来,通知浏阳负责同志。当时我们正在瑞州,听说贺、叶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听到他们的报告便决定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19);余洒度“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20)特别是“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21)由于卢德铭带回了中央的指令,最后促成了山口编师会议。何长工对此事作了详尽的回忆,“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清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会议决定将原警卫团的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充实第三团,加强第三团的基层领导,因为当时三团的战士还是能打仗的,但班排干部却有不少是地方的党政干部,在指挥打仗上还缺乏实践经验。”(22)至于名称问题,肯定不仅仅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那只是掩人耳目的称呼。“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23),而对内则叫“工农革命军”。另外,铁心的记述也可找到佐证“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复写了一封口号式的长信给邱国轩,谓在咸宁的王天培部,已经是我们一道了,劝他同他们编在一起,作为第二团。......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师师长。”(24)</P><P>  许多观点提及安源会议编师,但都是推测所至,并没有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和资料介绍。安源会议的参加者潘心源在其报告中,对安源会议作了详细报告,但也没有编师的介绍。没有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就推测安源会议上进行了编师是不妥当的。至于安源武装力量为什么被称为第二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同志完全认可了山口会议编师,并将其所掌握的安源部队补充或纳入到第一师来,作为第二团;一是安源会议上重点考虑的是军事问题,并没有考虑部队编师,若已编好了师,部署进军路线时,不会直呼部队名称,只会宣布几团攻平江,几团攻浏阳。其实当时安源武装力量的叫法比较混乱,如《民国日报》中报道“醴陵至安源一带,因萍乡共党军队大肆猖獗,除攻克萍乡以为根据外,并于前日有全副武装共党军队一千余人,侵入湘境醴陵阳三石车站,扑攻醴陵、攸县,系打第三军第一师旗帜。”(25)而继山口会议编师后,在文家市会师会上,前委又对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重新确定了部队序号,至于第二团的叫法可能应是在文家市会师上。</P><P>  所以,编师应为在中央军事部的指示下,即“嘱我们积极准备”,而驻修铜的部队“ 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等背景下,在山口会议上进行的编师,编师之后,“师委会”自然想到了易帜问题,所以又设计制作了我党的第一面军旗。这两大事件意义非常重大,标志着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真正的产生,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P><P>  四、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P><P>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并告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9月9日。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27)。何长工、陈明义的回忆文章中均有相同论述,不一一列出。当时湖南省委负责人彭公达对秋收起义时间也有表述:“(三)驻在铜鼓、修水一带的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28)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事实上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9月11日向平江进军。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P><P>  五、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P><P>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29)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30)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秋暴之初是两条线,江西这条线的卢德铭、余洒度也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卢德铭离开起义部队赶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及时带回了党中央的指令,又于起义之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指挥起义;在兵败金坪回师台庄之时,否决了余洒度的复攻平江的决定,果断率领部队与毛泽东同志靠拢;在文家市会师期间,又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关于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两次转兵,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31)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 率先于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P><P>  我们今天研究秋收起义,并不是有意抬高一个地方,贬低一个地方,而是通过研究,还历史以真实,更好地纪念秋收起义,学习秋收起义精神。江西境内秋收起义爆发于三个地方,这些地方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地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同推介秋收起义,发展红色旅游;要以红色为纽带,加强三地经济社会的合作,像八十年前那样,精诚团结,合力推进,实现老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P><P>  注释:</P><P>  (1)(4)(5)(6)(8)(28)(29)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P><P>  (2)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P><P>  (3)中共湖南省委来信(1927年8月30日);</P><P>  (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1年10月27日出版。P38,五大前,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中共安源地方委员会,书记刘昌炎;P63五大后,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夏曦,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蔡以忱;P76,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任卓宣(后彭公达等),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宁迪卿。</P><P>  (9)(10)(19)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P><P>  (11)(15)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P><P>  (12)江西省委对于秋暴的计划(1927年9月);</P><P>  (13)(20)(27)(31)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P><P>  (14)林育南报告——赴湘经过报告(1927年9月22日);</P><P>  (16)(21)(22)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P><P>  (17)(23)陈明义《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P><P>  (18)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P><P>  (24)铁心《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P><P>  (2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0日);</P><P>  (26)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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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⒆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⒇
  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大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着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1977年江西省在修水县和铜鼓县建立了秋收起义纪念馆。1998年在萍乡市建立了秋收起义广场。1993年导演周康渝以秋收起义为题材拍摄了同名电影。

大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着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1977年江西省在修水县和铜鼓县建立了秋收起义纪念馆。1998年在萍乡市建立了秋收起义广场。1993年导演周康渝以秋收起义为题材拍摄了同名电影。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页。
  ③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页。
  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⑾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⑿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⒀《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⒂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⒅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28)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29)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30)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1927年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1927年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1927年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1927年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

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1927年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1927年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1927年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1927年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1927年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1]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1927年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1927年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1927年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1927年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1927年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1927年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1927年9月23日,起义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着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1927年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1927年9月23日,起义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着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起义经过

起义经过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12日,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到达修水县城,并与8月下旬抵修城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本县山口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余贲民任正副师长,下设4个团,1、4团驻修水,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总指挥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群众支持起义军。师部参谋长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在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震撼世界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举起义旗,向长沙挺进。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第4团汇合,并攻克了敌人盘踞的朱陂厂,在进攻长寿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后接毛泽东指示,挥师浏阳文家市,与2团和3团会合后,跟随毛泽东踏上前往井冈山的道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12日,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到达修水县城,并与8月下旬抵修城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本县山口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余贲民任正副师长,下设4个团,1、4团驻修水,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总指挥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群众支持起义军。师部参谋长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在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震撼世界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举起义旗,向长沙挺进。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第4团汇合,并攻克了敌人盘踞的朱陂厂,在进攻长寿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后接毛泽东指示,挥师浏阳文家市,与2团和3团会合后,跟随毛泽东踏上前往井冈山的道路。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长沙。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长沙。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

1、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

1、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

2、它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2、它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3、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

3、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

4、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永远听从党的指挥。

4、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永远听从党的指挥。

第一面军旗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一、四团在修水举行了着名的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第一面军旗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一、四团在修水举行了着名的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1927年8月,我党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奉党中央之命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知起义军已退出南昌,便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驻扎待命。

1927年8月,我党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奉党中央之命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知起义军已退出南昌,便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驻扎待命。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党中央积极准备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8月底1927年9月初,驻修工农义勇队根据中央军事部“积极准备等待时机参加暴动”的指示,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党中央积极准备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8月底1927年9月初,驻修工农义勇队根据中央军事部“积极准备等待时机参加暴动”的指示,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927年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商会东厢房灯火通明,在师部参谋处一张宽大的八仙桌上,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三人在制作军旗,他们反复比较、推敲,修改着,争论着,最后确定,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左边白色套管上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整体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

1927年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商会东厢房灯火通明,在师部参谋处一张宽大的八仙桌上,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三人在制作军旗,他们反复比较、推敲,修改着,争论着,最后确定,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左边白色套管上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整体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四团在修水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古城修水高高飘扬。第二团、第三团在安源、铜鼓亦打响了暴动的枪声。从此,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东赣西的辽阔土地,湘赣边界掀起了威震敌胆的金秋狂飚。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四团在修水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古城修水高高飘扬。第二团、第三团在安源、铜鼓亦打响了暴动的枪声。从此,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东赣西的辽阔土地,湘赣边界掀起了威震敌胆的金秋狂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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