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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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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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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说,一九三○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较前已大为改观:整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包括县城十四个,并在三十多县范围内进行了分田运动,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来。江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十月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的胜利后,立刻调集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这样,红军便开始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的斗争。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较早对李立三“左”倾错误提出反对意见的何孟雄同志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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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在吉安一共停留了十天。在这个期间,朱德非常注意搜集并仔细阅读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当时的各种报刊,认真分析时局变化的动向。他正确地判断: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必定要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他认为,这种进攻一旦发生,红军如果久留吉安将十分不利,应该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机动作战。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共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来到新余这座城市学习已经一年了,但说来我对这个城市还是不了解,在听说新余罗坊有一处革命会议纪念馆时,我很是好奇,这座会议纪念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很是期待,刚好暑期要选三个地方之一学习实践,而罗坊位列其中,于是我与我的团队选择的它-罗坊会议纪念馆。

  为了做好这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争的准备,一九三○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吉安召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虽已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军事封锁和交通阻隔,全会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来,所以,少数领导干部仍坚持应按照中央和军委八月初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会上发生了争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灵活的方案,决定先向吉安以北、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在这里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并等待战机。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立三路线。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在还没到这个馆之前,我和我的团队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毕竟我们都来自外地对于这里还是不怎么的熟悉,首先就是到那里的路线搜寻和纪念馆的建馆历史背景,以便我们更好的参观理解学习。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就选定了日期九月三号出发前往实践学习,总的来说还是顺利的。

  会议结束后,朱德、毛泽东在当天命令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于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拂晓撤出吉安,移师向北,到清江附近集中。十七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峡江,这时,他们已得到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的确实情报,并获悉敌人有六个师开到南昌,准备向樟树推进。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①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②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去的路上我们怀着期待,坐在一路摇晃的城乡公交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一路后退,当时正赶上荷花开放的时节,路上荷塘成片,一片片的荷塘接连着通向罗坊会议纪念馆所在的方向,碧天的莲叶与水粉的荷花迷住了我的双眼,不知到了馆里会给我一副怎样的光景。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我们来到了这座历史感十足的纪念馆,一条不怎么宽广的水泥路延伸着通往一座民风很强的四合院;路头边上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面刻着红色字体“罗坊会议纪念馆”几个大字。石头周围长满了杂草,看着这些杂草瞬间一股沧桑感向我袭来。路边更是有一座座的关于农民参加红军的雕塑,看着那些雕塑你便可以联想到当时的情景,仿佛那时那刻的画面就在眼前一般。

  当晚,朱德在峡江县城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夜,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时,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二)是否继续攻打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二)把即将开始的反“围剿”的战场摆在哪里?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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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争论中,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因为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且具体地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①但是,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没有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反驳说,“井冈山就不要了?”②为了维护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会议没有硬性作出东渡赣江的决定,而把问题留待继续讨论。朱德、毛泽东也没有立刻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而命令红一军团继续向袁水流域开进,同红三军团靠拢。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③。

终于到了这座记录1930年10月毛泽东,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开会纠正“左”的错误全过程的馆厅,在门口我们登记完就开始了自由的参观浏览,一进去便看到了正对大门的墙面上的一幅巨大毛泽东、彭德怀与农民百姓交谈的油画,随着深入的参观,看着展厅内经历风霜的木船、陈旧的红军军装,相关的历史文献,顿时历史的画面现于脑海,历史的厚重感顿生。

  十月下旬,蒋介石加快了“围剿”江西苏区的步伐,从中原战场调集大量兵力南下,集结在南昌周围,开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大敌当前,形势咄咄逼人。在这个严峻时刻,必须尽快结束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内部的争论,把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否则,必将贻误战机,陷于被动。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④。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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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的罗坊,立刻在这里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决策会议,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膝代远、袁国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会议。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同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⑤。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⑥这两个会议结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而罗坊会议的由来是这样的,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为了决定红军的行动方向,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同志在新余陈家闹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行委的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据馆内管理员介绍,和馆内的历史背景介绍我们了解到有关罗坊会议召开的背景、经过,结果等。

  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继续讨论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犬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己“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⑦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其背景是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后,按照李立三等人制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所率红一团鉴于敌固守南昌,未贸然进攻,于8月撤离进入湖南。红三军团虽乘湖南敌军何键部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之机,一度占领长沙,但很快被迫退出。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成立红一方面军。此时,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再占长沙,因两次攻城不克,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遂移师江西,攻占吉安,扩大了赣南、湘东的红色区域。其间曾就红一方面军所处的形势和行动方向问题,先后召开了袁州会议、峡江会议、清江太平圩会议等加以讨论。就其历史背景来说,罗坊会议可谓是红军的重大转折点,也道明了当时红军革命所面临的危机时刻,严峻格局。

  ③朱德在讲话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东渡赣江,在革命根据地消灭敌人。经过毛泽东、朱德的耐心说服,对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统一了认识。第二天,会议一致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式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取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④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同敌人作战?也就是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还是赣江以西?对这个问题仍继续发生争论。红三军团和江西省行委的少数领导干部,反对东渡赣江的方针,提出“夹江而战”的主张。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千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⑤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在回忆中也说:“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⑥最后,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六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十九日又移至长汀县城进行,到二十二日结束,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红军的整编和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六月十五日,正当朱德、毛泽东在南阳开会的时候,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严厉地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又说:“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信的最后发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⑧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红四军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这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间的严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停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而此次会议产生重大意义,会议基本上克服了李立三的左倾得错误冒险主义;会议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正确估计,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估量,指出:“以为军阀混战总是愈打愈大,直到自取灭亡,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这一估量完全是非阶级的错误估量。”“这种空调乐观的估量”实际行动上容易走到脱离群众,单纯的军事观点。会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否定了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的冒险主张,强调“应当严重纠正”所谓“轻装袭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

  十月三十日,会议正式通过两个军团一起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会议还正确地指出,战略是依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此“不应简单机械地”而应“活泼的运用”战略战术。基于上述的正确认识,会议于10月26日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并于11月1日,由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命令。红一方面军不再去进攻大城市,而是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以便打破敌人行将进行的军事“围剿”。

  罗坊会议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统一指挥下东渡赣江,汇合在一起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红军的作战能力,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会议在极端紧急的时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原有部署,确认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就为以后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矗罗坊会议一结束,红军在“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立刻开始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⑨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

在参观中我们学习到了革命的不易,在了解到革命道路方法不当时,应该有人勇于提出错误改正错误,而不能盲目的听从指挥,毛泽东彭德怀等正是因为没有盲目的遵从中央的左倾的错误思想,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主张进行,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将革命红色政权根据地扩大,为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应该学习革命先贤的精神和方法,在学习中也要讲究方法;当发现一种方法不当行不通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寻找新的正确方法,放弃错误的不当的,少走弯路。一切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纸上谈兵。

  十一月一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东渡赣江的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涂、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⑦并在命令中规定,各路红军在一个月内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主力按照命令,分别在十一月五日和六日迅速渡过赣江。五日,朱德同毛泽东暂时分手,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峡江县城东渡赣江;毛泽东由峡江前往吉安,参加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的扩大会议,对赣江以西地区如何坚持斗争和撤离吉安作了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⑩尽管如此,朱德、毛泽东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理,尽力避免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

通过这次走访罗坊,参观学习实践革命旧址,让我与红色革命走的更近,让我对那时的艰苦革命道路有了更深的了解体会,对于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更加的爱国,在学习生活中学习践行革命精神。

  红军主力迅速东渡赣江,这是罗坊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11)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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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以先到的七个师和一个旅编成三个纵队,采劝并进长追”的战术,向红军发起进攻。十一月七日,他们推进到红军原来所驻的袁水两岸,但因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扑了个空。

  当地群众知道朱德、毛泽东将率领红军北上后,在长汀县城南郊举行欢送红军北上大会。“到会的工农群众,达三四万人之多(全县人口二十余万),多数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赤脚、光头,有的持红旗,有的荷步枪,有的带梭标或鸟铳、刀棍,完全武装,红色遍野,成为赤色世界。这天演说的有二十余人,除了朱德、毛泽东和一台湾共产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工农分子。”(12)这次欢送红军北上大会,体现了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东渡赣江后,立即指挥部队向新涂。崇仁、宜黄、南丰、南城地区推进,威胁樟树、抚州。并抓紧敌军尚未东渡赣江的时机,在这一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整训部队。十一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吉安,同朱德会合,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并在兴国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当年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的萧华回忆说:“一九三○年六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兴国。七月中旬,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帅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镖闪光,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忽然,热烈的掌声铺天盖地,如江潮一样汹涌而起——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政治委员等领导同志登上了讲话台!”

  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立即改变部署:留下第三纵队在赣江西岸,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尾随红军主力东渡赣江,企图在赣江东岸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朱德后来说:“我们看(敌军)这样多不行,就往南伸。”⑧为了继续“诱敌深入”,朱德、毛泽东决定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和迷惑敌人,指挥主力部队隐蔽转移到苏区边沿的藤田、招携一带,在转移途中,朱德视察了各地坚壁清野和其他反“围剿”准备工作。这时,有些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疑虑。朱德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解释工作。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刚刚离开,各路敌军就分别进到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又扑了个空。

  “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

  红军退却的终点应该放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红军刚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初战,不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同敌人决战。

  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13)萧华那时刚调到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他回忆到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况:“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我对朱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朱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朱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14)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在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训今。“本军团决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15)这里没有说“夺缺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就是说,到南昌附近以后,视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里也是留有灵活的余地的。

  红军主力与其退却到苏区边沿地区,不如退却到苏区中心地区更为有利。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军的进攻,采取这种慎重的方针是必要的,为了不使红军在退却中过于疲惫,朱德、毛泽东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敌军诱到苏区中部的东固,南垅、龙冈地区;第二步再将他们诱到苏区腹地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在这里相机歼敌。

  按照训令,红一军团即日分三路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涂。

  四万红军按照朱德、毛泽东这一部署,先后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十一月二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总前委机关来到黄陂。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陂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当地群众,为了欢迎朱毛红军,搭起一座彩门,彩门两边用“黄陂”二字题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黄虎出林啃白犬”;下联是:“陂水人潭养赤龙”。当朱德、毛泽东率部走来时,夹道相迎的群众中锣鼓、唢呐、鞭炮齐鸣,黄陂、小布顿时欢腾起来。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一起,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肢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赞扬他们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并鼓励他们继续支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这时,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军已调离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军将领鲁涤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开始进攻,击破鲁部两营,缴枪近二百支,俘虏一百余人。进驻樟树镇后,朱德、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人民,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援。

  朱德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但从没有一点架子。他来到黄陂、小布后,不仅经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谈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同红军战士打成一片。有个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通讯员一次在打草鞋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术,手里拿着黄麻和破布,怎么摆弄也编织不好。他又急又气,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乱打乱敲,嘴里气呼呼地说:“打草鞋!打草鞋!”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笑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朱德站在那里。朱德走向前去,对小通讯员说:“小同志,别着急,来,我来教你。”说着弯下腰去,指点这位年轻战士打草鞋。经过朱德的耐心帮助,一双又合适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扛成了,朱德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爱兵如子的精神,在红军中人人皆知,广大官兵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红军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向东夺取临川(即抚州),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七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在樟树镇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抚州有敌两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涂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6)针对这一情况,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发出西渡赣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务要切实照办”(17)。七月二十六日拂晓四时前,全军团渡过赣江,向北前进,攻占高安、上高等十余县。

  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进攻;并任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约十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边沿部署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七月三十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军躲在城内不还一枪。

  朱德来到黄破不久,在十二月上旬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这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向南昌鸣枪示威后,朱德、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发出撤围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在强敌围攻的险恶环境中,出于巩固后方的考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党组织在这年上半年开始展开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些同志,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反对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错误地指责它是“右倾”、“逃跑”的方针,仍主张夺取中心城市,这又加深了高级干部内部的矛盾。一九三○年十二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当时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的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在第二年四月就己解体。)李韶九到富田后,相继逮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并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将被错定为“AB团”井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逮捕,在十二月十二日带领部队在富田包围当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人员,并将全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他们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说要古柏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的主犯。字体“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⑨他们故意将这封伪造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红二十军由赣江东岸拉到赣江以西的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时,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些极端错误的行动,严重地分裂了红军,只能有利于敌人的“围剿”,而不利于红军的反“围剿”,朱德收到那封伪造的信后,一下就看出了破绽,立即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问朱德:你怎么还送给我呀?朱德回答:我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

  (18)并命令红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红一军团于八月二日全部撤离南昌近郊。朱德、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顾一切地强攻南昌,不仅难以攻克,并将使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朱德、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巧妙抵制。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十二月十七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严厉地批评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维护“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策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策略。”宣言还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⑩十二月十八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曾炳春是红二十军政委——作者注)。公开信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出:“富田这次行动,唯一的借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右倾,。

  红一军团从南昌近郊撤离后,国民党军队不敢出城追击。朱德、毛泽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领导红一军团在赣西北的安义、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丰等县休整待机,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扩大到一万八千人。以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时期。我们大大扩充了红军,聚集资力,组织群众,许多新的村庄加入了苏维埃。”(19)这时,“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20)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长沙。

  泽东同志平时主张彻底平田,坚决在政治上反对富农领导,经济上反对富农剥削,相当的武装地方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些主张??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信中强调:“只有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大举消灭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敌人,工事也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人,南昌、九江不攻自破。

  于是,朱德、毛泽东在八月十日命令各军西出万载。他们也随同总部于八月十二日进驻万载县城,还到县苏维埃住地会见县委党团书记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并指出县委必须在城内发展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发展党的组织,从而把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说明红军不单纯是为了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1)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

  这种战略才是实际的布尔塞维克的战略。”“凡是真的布尔塞维克同志,都(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并指出:“这一个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公开信最后严肃地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11)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团结,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内部得到稳定和巩固。这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己率领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退出长沙,正在乎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十团以上的兵力主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四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朱德。毛泽东立即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指出:“何键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踞文家市(约两团)、孙家缎(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段之间之青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

  “富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和苏区内部出了问题,正是乘机大举进攻的好时机。于是,他下令将国民党“围剿”军队分为八个纵队,于十二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全线进攻。在红军正面的右、中、左三个纵队,由北向南“分进合击”。由于苏区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到处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因而陷入困境,停顿不前。他们在战报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赤区作战真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因一样”(12)。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22)命令规定全线总攻击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拂晓。

  “围剿”军已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样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第十八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第五十师。因为“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13)然后进行各个击破,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次日,红一军团根据朱德、毛泽东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进入阵地。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戴斗垣根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日拂晓,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向文家市发起总攻击,一举全歼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步枪一千四百支,水机关枪二十挺,手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等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余支。这次战役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这是红一军团自长汀回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战果比樟树战役大得多。

  这样,总前委选定远离敌人后方的龙岗、小布地区为退却终点,准备转入反击。为了打好第一仗,十二月下旬在小布河畔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挂着毛泽东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14)。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和朱德先后讲话。他们号召全体军民努力杀敌,勇敢冲锋,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土地革命,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家乡,保卫工农的天下。

  文家市大捷后,朱德、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到达水和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一万五、六千人胜利会师。这是朱德、毛泽东第三次同彭德怀部会合。

  (15)

  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得到情报:在源头的国民党军队谭道源师,正在大量拉夫,准备向南进犯小布。朱德、毛泽东认为,小布的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好,对红军有利,正是在运动中消灭谭道源师的好机会,决定先打谭师。他们在当天下午一时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16)次日早晨,指挥红军主力由黄肢向小布以北轻装疾进,设下埋伏。这时,正是隆冬时节,北风阵阵,寒气袭人。红军指战员在冰冷的战壕里等待着。可是,从早晨一直等到黄昏,始终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只得撤回黄陂。二十六日午后,谭道源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到距小布十五华里的树陂,前哨放到距小布只有七华里的假坑。朱德、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在当天夜里十点钟又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日进至小布附近,待机由树陂来犯小布之敌围攻而歼灭之。”(17)红军指战员在第二天拂晓前,再次进入原来的设伏阵地。可是,从拂晓等到天黑,仍然没有见到动静,只得再次撤回黄陂。

  八月十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并称:“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进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23)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24)联席会议决定由这两个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谭道源师为什么没有进犯小布?并不是情报不确实。谭道源确曾下达进攻小布的命令,先头部队并已出发。但由于谭师力量较弱,不敢轻进,也有记载说由于有人从苏区逃去报告了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消息,谭道源便下令部队停止出发,并将已经出发较远的前卫部队撤了回去,盘踞在源头一带迟疑不前,源头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谭师居高临下,硬攻对红军不利。两次在小布设伏都没有打成,有的指战员便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还说起怪话。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

  朱德、毛泽东非常冷静,认为红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重大,它将影响全局,必须打胜,必须在敌情、地形、人民等备方面条件都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情况下才能动手,否则宁肯持重待机,这时,又探得张辉琐师正向龙岗方向推进。于是便决定暂时不打谭道源师,先打张辉瓒师。

  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三十五人为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实现集中兵力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当红军主力在小布设伏准备伏击谭道源师的时候,朱德、毛泽东已派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带领该军第三十五师会同地方武装,将张辉瓒师一步一步从东固引向龙冈,并指示罗炳辉:在诱敌过程中,只许打败,不许打胜。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朱德为候补中央委员。

  准备担负正面攻击张师任务的是红三军。二十七日,朱德来到红三军,在全军指战员大会上宣布作战任务。他说:“谭道源溜了,张辉瓒来了。”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26)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总前委认为,敌人已被调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总前委决定:你们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希望同志们努力打!要初战必胜。”他扫视一下队列问:“有没有信心?”队列中爆发出响亮的回答:“有!”“坚决打垮张辉瓒!”当时正在红三军红九师担任参谋的耿飚回忆道:“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我是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以前,从众多的关于他的传奇式传说中,我得出了一个印象:他是一员威风而严肃的战将。现在,当他站在我的面前时,那一对浓浓的眉毛和总是微笑的嘴唇,使我感到了他的睿智和亲切。”“现在,就是这颗被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光洋的头颅,就是这个被多次宣布己被‘击毙,的英雄人物,正指挥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18)第二天下午,朱德、毛泽东正式发出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19)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由黄陂、小布地区挥戈向西,于当天到达龙冈以东三十华里的君埠隐蔽待机。这一天,张辉瓒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的第一○四团于上午十时进抵龙冈。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张部进到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君埠地区隐蔽集结,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无顾忌地准备由龙冈继续东进。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龙冈圩地形十分险要,后面是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河,河的对岸是一座小山,东面不远处有个黄竹岭,是张师东进的必经之地。朱德后来说:“那山地的确险要。有些怪地方,山顶上的小路,一般军队都不能走,没有人领路,那就会迷失在树木草丛石壁中间卞。”(20)这里的地形极有利于红军隐蔽和集结。当晚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天由君埠向龙冈运动,利用有利地形,趁敌军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将它围歼在龙冈山区,并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28)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龙冈山区大雾弥漫,群山遍野云宠雾罩,如同黑沉沉的夜间,真是“雾满龙冈千蟑暗”(21)。红军在浓雾掩护下悄悄地进入阵地。朱德、毛泽东带着总司令部很少几个参谋人员,进入设在小别山上的指挥所。过一会儿,云消雾散,一轮红日徐徐东升,龙冈山区晴空如洗。红军指挥员居高临下,将整个龙冈圩尽收眼底,密切注视着张辉瓒部的行动。上午九点左右,张师先头部队戴岳旅进到龙冈以东的小别村附近登山时,早在这里隐蔽待机的红三军第七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尚在龙冈的张辉瓒,对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戴岳旅所遇到的不过是游击队,不是红军主力。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己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他既没有及时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备侧翼,而是命令戴岳旅拼命抵抗。战斗打到中午时分,戴岳旅逐渐展开两个团的兵力,战斗一时打得相当激烈,这时,在正面迎击戴岳旅的只有红三军的第七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向总部指挥所请求增援。可是,总部指挥所只留下一个连警卫部队,还担任着其他任务,只能派参谋处长到前线了解情况。朱德说:凡是部下请求增援,就必须派兵去,多少总要派,没有兵就派将。(22)不久,红三军第八、第九两师和红十二军的一部分,向戴岳旅的两翼猛烈发起攻击。戴岳旅在红军三面猛攻下,难以支持,向张辉瓒告急,张辉瓒派出一个团前去增援,还没进入阵地,就同戴岳旅一起被红军全歼。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击毙,戴岳夹在士兵中逃出。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下午三时左右,左路红十二军、右路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已按预定计划分别迂回到龙冈侧后,占领当地山头,截住张辉瓒部主力四个团的退路,切断他们同东固。因富的联络,从背后向龙冈发起攻击。整个龙冈被红军紧紧围住,张辉瓒部成了瓮中之鳖。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下午四时左右,朱德、毛泽东下令发起总攻击。各路红军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猛冲下来。张辉瓒指挥部队往西北方向突围,突不出去。红军迅速冲迸张辉瓒师部,活捉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浚张辉瓒换上士兵衣服逃跑,也被搜获。当天黄昏,战斗全部结束。朱德和毛泽东从小别山上总部指挥所走下山来,向龙冈走去,沿途听到很多红军战士高兴地喊道:“前头捉了张辉瓒。”(23)尤冈战斗,在朱德、毛泽东的周密部署和巧妙的指挥下,只打了一天,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还缴获电台等其它军用物资。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张辉瓒部的惨败,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大为震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的伤心语。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24)张辉瓒被俘后,朱德把他押到总司令部,同他谈话。朱德故意问他:“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攻击敌人的哪个部队?”张辉瓒毫不迟疑地建议红军去攻击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并且把十九路军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朱德一听便知道他是在欺骗。因为这时红军已经去追击谭道源师了,而蒋光鼎的第十九路军这时远在兴国,攻击该军不是红军的迫切任务。张辉瓒、谭道源两师同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那样说的目的是想转移红军的进攻目标。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湖南回师江西的途中,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争论。

  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冈覆灭后,鲁涤平急忙电令在源头的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迅速向东转移,同洛口的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和头陂的毛炳文第八师靠拢,以免被红军各个击破。

  朱德后来回忆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29)异常紧迫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内部尽快结束这场争论,统一思想。否则,数万红军行动方向不明,迟疑不决,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朱德、毛泽东早已预料谭道源师一定会向东逃跑。为了在谭师同许、毛两部靠拢前加以消灭,朱德、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元旦率部东向,当天赶到小布。谭道源得知朱毛红军追来,第二天一早就率部东逃。它的主力到达东韶,准备按照鲁涤平的电令,同洛口的许克祥师靠拢。但许克祥师已退到头陂同毛炳文师会合,谭道源只得在东韶匆忙地赶修工事,抵抗红军的追击。

  九月二十八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

  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二日晚十时,下达对谭道源师的追击命令,指出:“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树政治上之声威。”(25)命令下达后,各路红军立即向东韶急迸,追击谭道源师。朱德和毛泽东也迅速进入阵地,站在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全线战斗。一月三日上午,担任中路的红十二军先头部队首先同谭部接战。随后,红军主力很快赶上来,发动猛攻。谭道源部因上一天刚到东韶,立足未稳,饥饿疲惫,工事也未修好,仓促应战,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下,无力支持。到下午三时左右,阵地被突破。谭道源趁红三军的迂回部队尚未赶到预定地点的机会,率残部突围。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膝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红军在追击中消灭逃敌一部。东韶战斗共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枪支两千多件。谭道源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共歼张辉瓒、谭道源等部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万二千多件。东韶战斗结束后,侵入中央苏区的其他国民党军队,相继退出苏区。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30)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31)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小布召开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他充分肯定龙冈、东韶战斗的巨大战绩,说:这次龙冈战斗打得很漂亮,敌人没有走掉一兵一卒,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我们活捉,这是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东韶战斗只消灭敌军两个团,是因为阻击战没有打好。但总的说来,胜利还是伟大的。接着,他针对部队中一部分人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做情绪,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说:敌人决不会甘心这次失败,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仗打。全军指战员要万倍注意,不能骄傲松劲,更不能持勇轻敌。现在的胜利,不过是一个开始,一定要取得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26)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朱德十分重视抓部队的军事训练。他不·仅号召战士们刻苦训练,而且,还经常深入到战士中间,带领战士们一起训练。当时刚参加红军不久的新战士严德胜回忆说:“那时,我们在黄陂。大家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把每天的早操时间都用来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游戏活动的内容也改成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赛跑等;在中午和下午则开展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练习打手榴弹。爬竹竿、爬绳、过独木桥、越障碍物等。朱德同志经常到实地检查练兵情况,有时还亲自伏在地上,观察我们瞄准的每一个动作。发现问题,立即手吧手地纠正。

  根据袁州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命令红一军团于次日拂晓由袁州到阜田集中,按原计划攻取吉安。红三军团按原计划经新余向临江一带开进,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的警戒任务。

  “有一次练习撑杆跳高,有的同志双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撑不起身子来;有的虽然撑起来了,但身子跃不过去横竿??正在大家为难时,谢礼宜大声喊起来:‘总司令来了!’我们回头一看,见朱德同志笑眯眯地站在我们后面。看样子,他已经悄悄地看了一会了。

  这天晚上,当部队正在束装待发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八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朱德同志先把执竿、起步跑、撑竿点地、两手爬竿和丢竿子,跃身跳下的全套动作的要领讲了一遍。接着,就给我们做示范。他轻捷地跳过横竿,我走近标杆一看,有八尺多高。大家都鼓掌喝彩。

  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在练乒运动中,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还进行了一次军事体育比赛。比赛的项目很多,有长短距离赛跑;有跳高、跳远、撑杆跳高;有射击、掷手榴弹;还有整装待发的技术比赛??“朱德同志还倡导了一个背人赛跑的比赛。他说这是锻炼体力的办法。

  十月二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祝可是,红十二军经安福向吉安前进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伍中豪中弹牺牲。

  在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还亲自当裁判,还勉励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搞好军训,增强体力,练好本领。只要平时练得好,战时才能打胜仗。”(27)自红军创建以来,朱德一直关心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认为这是红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由于红·军既没有电台器材,也没有电讯技术人员,打起仗来,只能靠通讯兵传递命令。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立即指示把俘虏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利用缴获的一部收报机和一部十五瓦的无线电台,创立起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冯文彬为政治委员。朱德、毛泽东等又接见了原第十八师的机务、报务人员。朱德对他们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陆续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28)朱德还送给他们“麻雀牌”香烟,表示鼓励。这些刚解放过来不久的机务、报务人员,被感动得热泪直流。不久,朱德亲自主持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他在会上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勉励学员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建设红军通讯事业上发挥尖兵的作用。(29)半个月后,朱德、毛泽东又命令从各部门选调一批学员到训练班学习,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材。在朱德、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从此建立起第一支电讯队伍。

  朱德异常悲痛,若干年后,他谈到这位先烈时,还沉痛他说:伍中豪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英勇善战,忠实于革命事业,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不久,项英于一月上旬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月十五日在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往书记。

  (32)

  因为周恩来在上海未能到职,由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中央局委员。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兼往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项英没有军事工作的经验,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这时实际上仍由毛泽东、朱德主持。

  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虽然失败,但他仍把十几万大军摆在革命根据地周围,伺机发动第二次“围剿”。

  十月三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在山前总部向红一军团下达总攻击命令。

  为了做好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朱德、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乘胜向革命根据地边沿区域发展,一边整训部队,一边袭击骚扰敌人,发动群众,打土围子,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组织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命令部队“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命令中还明确规定:“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格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33)十月四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一点钟左右,红军攻人吉安城内。朱德也很快进入城内。以后,朱德回忆道:当时,因吉安周围的苏区有很大发展,所以,各地土豪都集中在吉安。到深夜一点多钟进城,土豪一个也未跑掉。红军一打就打到邓英的司令部,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土豪家里。我们先把他们统统看起来,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捉光了。这次的确筹到了足够红军使用的军费,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准备了经费。(34)“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35)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十月七日,朱德出席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的有二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36)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十几天内有一两万工农群众要求参加红军。朱德亲自出城会见他们,向他们讲述参加红军打天下的意义。红一军团在吉安“补增了新兵八千”(37),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在这些日子里,朱德经常到部队和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反映,或参加部队和群众的集会,利用一切机会勉励广大军民抓紧整训部队,积极发展生产。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开拓了新苏区、争取了几十万群众,拔掉了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筹集了相当多的给养,从而为以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过去地方工农武装虽曾八次攻打过这座城市,都没有攻克。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十多年后,朱德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到吉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忆攻打吉安》诗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这样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30)

  红军速到声威震,

  一充名城赣水红。(38)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等的坚决抵制,影响并不大。苏区和红军仍不断向前发展。一九四五年,朱德这样说过:“由于立三路线历来对苏区和红军不重视,后来看着红军的发展,虽一再强迫命令,企图利用红军作为其城市暴动投机的工具,但在各苏区或遭着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而各苏区和红军是一贯站在六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执行了和完成了其发展革命的任务。”(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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