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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百花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一定会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性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②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祥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本人只讲了一次,而且十分简短。而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言不少于五次,而且异常兴奋,也使他的听众们兴奋不已。他批评了斯大林对发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宣称,全党目前的任务是“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几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坚信他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看他们以多么大的热情和有效手段使这条总路线付诸实施。
  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全国七亿人民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紧接着就流传开了这祥一句话: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在这股“共产风”之中,许多公社实行了免费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为了响应毛在1958年1月发出的在近几年内农村要力争做到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当的号召,公社新建或扩建了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小作坊,并以重新改装或以自行设计的机器设备尽可能地来装配它们。最后,当农村出现钢铁短缺,无法供给这些工厂足够的钢铁时,公社便开始自己生产钢铁。(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建起了数十万个小铁炉和小高炉。有些公社多达数十个。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者去煤矿运煤,或者去操作小铁炉和小高炉。迫于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好多社员被迫拿出他们的水壶和铁锅,并拆下他们家里其他一切金属类的用具。然而,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华北的秋收季节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农忙时节田间劳动力的短缺,结果,一些农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这祥做并没有炼出有用的钢铁;因为要炼出经久耐用的铁——至于钢就更不必说了——所必需的技术在农村并不具备,所以耗费数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数百万吨毫无利用价值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了两亿吨,是中国历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各省关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报告,断定粮食产量还要更多。8月,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了三亿多吨,12月,中央委员会宣布,粮食产量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使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不能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或者毫无用处,因而他们开始调整他们前些时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本人批评了农民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国家银行系统过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他还请教了陈云,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也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组织动员的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钢产量的目标应当从三千万吨降至一干三百万吨,并主张应当把国民经济看成“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在各类产品上都做到自给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丰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几个决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规定在1958年巨大的粮良总产量的基础上,1959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还应当提高;总的播种面积应该减少。而且在这些已经减少的播种面积中,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的比例也应该相应地减少。正是这些决定使“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劳动了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而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积的毁坏。而这时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毛都赞成,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从现已公布的正式文献上,看不出邓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这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他也赞成“大跃进”的方法。
  然而,邓的调子并不完全与毛一样。他不使用毛(或刘)夸张式的语言,也很少说政治挂帅或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一类的话,而毛把它视为这次跃进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也对农村小铁炉和土高炉的效能表示怀疑。他在10月份视察农村期间曾经说,他们应当引进技术。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个讨论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免费供应。
  1959年,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他成为周恩来和陈云的合作者,此时周和陈都致力于按照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钢产量指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书记处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公社的作用的报告之后,又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研究钢产量的指标。第二次会议向中央财经小组发出了一个指示,财经小组是毛决定重新起用陈云时成立的,它是由资深的党员所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看起来似乎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1959年这一年,党的领导层重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以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随后毛和自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打破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并造成了一种谁提出忠告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是一个豪爽、直率的人,在军内和党内他的同事中颇孚众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却深深地关心着改善中国五亿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他很重视党和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干部彼此间应当担诚相处,对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础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关系经常出问题。1959年,他与毛在高层政策即武装部队的性质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毛想加强核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间视察了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并坚持同农民和当地的干部谈心。他断定,这场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并断定,地方干部向党的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祥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的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推断。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凋,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后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O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抬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O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一直能够保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吨粮食。到196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干三百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O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两倍半和三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饥饿和疾病——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要严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了有关这一时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现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说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跃进”及这场饥荒。“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邓小平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邓在1958年一次打台球时折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见他的伤恢复得很慢。——原注)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后为彭德怀定罪的军委会议(在军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尽管他同彭从来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为彭的命运——以及毛的行为——而深深地担忧。据公布的一些材料记载,他对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他并不是绝对不犯错误。这时,他又勇敢地准备再次重申这个观点。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也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领袖,毛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切不可把他同这个集体领导分开。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这场斗争(反对彭及其同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③
  作为总书记,邓也一定发觉,要想避开毛所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或第二次跃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并不是对这两项运动发表主要讲话的领导人之一,从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可能中苏关系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许这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和60年代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签订的两国同盟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它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断绝同苏联社会一切来往的决定,这与他后来作出的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险,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显得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分表示这种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通过修正主义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其后果与赫鲁晓夫最初所持的有关斯大林问题和议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论题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需要有个“头”,而这两个“头”就是苏联和苏联党。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地球卫星——苏联最早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和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感到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使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满足中国人所提出的有关帮助他们建立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一定会作出两国之间是信任和合作的关系这祥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顶点,随后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便出现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并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存在着美国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这样一个正式承诺,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俄国人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中国人在1958年8月底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便出现了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危机。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进攻苏联,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却开始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访问北京时,他和他的东道主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则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间才可能提出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进而声称,中国,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并很可能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同样,俄国人,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赫鲁晓夫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那封有关公社的信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串通起来,而且他已就中国的事务同资深的中国党的成员达成了一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的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只是到庐山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然而,毛这位这方面的老手必然会看出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一出现,便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著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处于了守势;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所以,事实是,中国人已经展开了进攻;苏联人在开始反攻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196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和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三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二十六国党代表会议和八十一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八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④。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莫斯科。他率领一个小型的党的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为首的苏联党代表团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论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而且自从1960年前后重新开始会谈以来,在关于态度问题上,一方总是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中国人特别在两个问题上对俄国人表示了不满:后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间允许五万多人从新疆逃亡到苏联境内,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前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公开进行批评。至于俄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公然把他们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为先是说成“冒险主义”,后来又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说法,也极为愤懑。在会谈开始前,双方各自发表长篇的文件和声明,充分地和有针对性地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这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俄国人还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来说,同邓的代表团的会谈远没有同时在莫斯科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重要(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向中国的挑衅)。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双方没有确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干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大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⑥
  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注释: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8-39页。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④赞格瑞尔:《中苏论战》,第365页。
  ⑤鲍威尔和费尔班克:《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1959》,第59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324页。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开始直到1953年6月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挥着五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人物,并以性(此处有误。抗美援朝战争是由彭德怀指挥的,彭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译注情耿直而著称。他代表着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即艰苦奋斗。
  1956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④。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20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祥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⑤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全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士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译注)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⑥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⑦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⑧。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⑩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袖”同“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倡议者,从而为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已的个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以乎使人们觉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政。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译注)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⑿。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祥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才华出众⒀。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注释: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③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页。
  ④《毛译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⑤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⑧同上书,第32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3-214页。
  ⑩同上书,第245-246页。
  ⑾同上书,第235页。
  ⑿《邓小平传略》第23页。
  ⒀弗朗兹:《邓小平》,第165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⒂同上书,第273页。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着书立说了。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①《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②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O页。
  ③《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④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⑤同上书,第264页。
  ⑥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6-267页。
  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⑨《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⑩科克:《邓小平》,第23页。
  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运动期间领导人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着,尚不多见。

大饥荒后的中国,局势更加动荡,经济陷入谷底。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中共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大谈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重振国内经济,二是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着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公开冲突。毛泽东当面斥责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进行公开批判了。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重新开展阶级斗争,已是势在必行。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建国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从四清运动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

但这次运动一开始并没有在全国掀起大浪来。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走遍了全国11个省。但只有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闭口不谈。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为此,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到:“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这个文件的发布对四清运动可谓是火上浇油。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就像反右运动一样,四清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甚至在批斗现场当场打死人。更有甚者一些“嫌犯”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后,工作组竟然连尸体都不放过,还要进行更加恶心的“鞭尸”!还对外声称这是为了洗净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心灵!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到: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漂亮的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必须要全部扫除。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不仅有开展的必要,而且必须大张旗鼓,集中火力,一致对敌,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噪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想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终身残废,甚至当场丧命!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四清运动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5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愈发失望。196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外出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1966年12月15日,在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逐渐偃旗息鼓了,但阶级斗争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学'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4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1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苏中友协积极份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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