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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论中华夏族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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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内容摘要: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估计到抗战胜利,已是可望可及。作为政治家,他们都在考虑下一步棋:抗战胜利之后,该怎么办?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步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 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 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 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还在卢沟桥事变8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苏联于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投降。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日本天皇很快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国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诸如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于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 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民兵也有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著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蒋介石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已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再次明确提醒全党,「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并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应对的方针:「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并命令附近的日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蒋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强硬的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对于他来说,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于是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以谈判拖延时间。 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之际,上海、浙江的汉奸武装,摇身一变为国军,阻止新四军的进入。广州等27个战略要点,除张家口、古北口由八路军解放,多伦、赤峰、承德为苏军和外蒙古军占领外,其余的战略要点,多由美国抢运的国军所接收。 赫尔利愿以国格担保 抗战胜利了,战后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抗战以来,美国基于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而其对中共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共也有意与美国接触。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诚恳地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他还委托斯诺将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资料带给罗斯福的顾问居里,并附信一封,表明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态度和决心。 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司令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最先提出:美军应向延安、华北和西北抗日根据地派出观察组。之后不久,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戴维斯也在一份备忘录中,呼吁罗斯福总统派军事观察员去西北、华北。 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在华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将军和驻华大使高斯也多次要求罗斯福总统致函蒋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事与之交涉。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明确表示出对国共关系的关切,一再提出美军观察组的问题。蒋介石这才勉强同意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观察组一行9人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由重庆飞往延安。自此,中共与美国官方有了外交接触。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出热忱的欢迎态度,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积极参与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还向谢伟思提出这样的要求,考虑到战后美军观察组的撤销,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 观察组基于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给华盛顿发去许多报告。这些报告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美国产生出「激动人心的影响」。美国朝野无不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从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力主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以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 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被召回国。随之而来的赫尔利,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后又继任美国驻华大使,其在华的主要使命之一,仍是调处国共两党的关系,继续中共与美国的对话。11月7日,赫尔利飞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力促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在延安向毛泽东表明:如果蒋介石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重庆,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祉、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并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正是出于对赫尔利的尊重,周恩来才由延安回到重庆,使业已中断的国共谈判又重新开启。 1945年2月13日,赫尔利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共的意见,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国共和谈又陷入僵局。而半年后,抗战全面胜利,蒋介石慌了手脚,已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向其建言,鉴于斯大林的公开态度,大可不必担心苏联的介入,可以放心大胆地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无论是否接受,毛泽东都将陷入两难之中。如果拒绝,则表明毛无和谈的诚意;倘若真的来了,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国军运往华北、华中等地。赫尔利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这才连发电报,催促毛泽东早日成行。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发来时,据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报》,中央在致徐冰、张明电报中指出:「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共中央还针对来电,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6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换句话说,这些要求如不能实现,那么,毛泽东的来渝谈判也就不可能。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民主人士从中斡旋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张。 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同时,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慨然成行,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到重庆后,异常活跃,会客访友,如鱼得水,媒体会面,妙语解颐,一扫几十年来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园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风,展现出毛泽东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蒋介石又失算了。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关键词:

  屈指算来,中共该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的习惯,称“七大”;国民党则该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国民党习惯,称“六全”大会。颇为有趣的是,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几乎同步召开!中共“七大”开幕比国民党“六全”大会开幕要早,闭幕要晚:中共“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开了近五十天;国民党“六全”大会则自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只开了半个月。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⑤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一九四○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⑥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⑦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⑧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⑨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⑩。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说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⑾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⒀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⒁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⒂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⒃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⒄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⒅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⒆,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3)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作者简介:

  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并肩的侧面像;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浮图关中央干校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孙中山正面像。中共“七大”高悬的标语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标语依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共“七大”在《国际歌》中开始;“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国民党“六全”大会则在《中国国民党党歌》声中开始。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为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出席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七十九人,特准代表一百六十一人。对于中共和国民党来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空前的。中共“六大”是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那时中共只有四万多名党员;时隔十七年才召开“七大”,中共党员已猛增至一百二十一万,已是一个大政党了!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毛泽东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⒇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毛泽东传,论中华夏族民共和国的创制。  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抗战刚转入相持阶段时,他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21)困难一露头,毛泽东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22)接着,又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23)不过那时边区财政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节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负担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26)。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27)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对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28)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2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30)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31)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32)。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33)毛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34)。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35)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36)毛泽东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六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37)。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田居俭

  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便已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打算在翌年一月召开“七大”。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便有一句:“‘七大’开会在即,你及项英均须一月十五日前到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一九四○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一九四○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一九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征收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38)。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
  在军队的带动下,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鼓励他们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41)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42)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3)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44)“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45)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46)在这期间,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47)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作者简介】田居俭,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9)

  只是由于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使中共“七大”不得不推迟。这一推,就推迟了五年……国民党也走过了曲折的路: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有三个之多——蒋介石在南京、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各自召开了各自的“四全”大会。好不容易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算是召开“五全”大会,开幕之日便爆出汪精卫在与中委们合影时被枪击的新闻,而胡汉民则拒绝出席会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48)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同执政的国民党联合—决裂—再联合—再决裂直至最后斗争胜利的产物,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年来,不断探索、完善、实践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的必然结果,开辟了历史新纪元和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广阔道路。

  至于国民党“六全”大会,居然也有两个!那个汪精卫的国民党,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极司裴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秘密召开了“六全”大会。蒋介石得知,斥之为“伪‘六全’大会”!耐人寻味的是,陶希圣既参加了那个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又出席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主题,都是为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②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
  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
  ⑩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43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8、809页。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1年11月10日。
  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23页。
  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页。
  ⒄《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页。
  ⒅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438页。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月。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① 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前线的干部的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23日。
  ④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的电报,1944年4月22日。
  ⑤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的电报,1944年8月3日。
  ⑥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⑦ 毛泽东对即将赴前线的干部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⑧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⑨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9页。
  ⑩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6月5日。
  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年6月5日。
  ⒀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1944年5月22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2月15日。
  ⒇《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页。
  (2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58页。
  (29)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2月19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页。
  (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2页。
  (31)《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
  (33)《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1945年7月3日。
  (34)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创建历程

  毛泽东提出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指出,中共的方针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作了《政治总报告》,制定了国民党的方针:“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大会对外发表了《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称中共“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  

20世纪40年代末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也谱写了世界历史新篇章。

  对内秘密印发《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称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潘公展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特别报告》,则称“与中共之斗争,已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全”大会拒绝了毛泽东的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确定“国民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并由大会通过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从此走进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毛泽东则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加以驳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同执政的国民党(1927年后主要是蒋介石集团)联合—决裂—再联合—再决裂,直到排除自绝于中国革命的蒋介石集团,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筹建新中国的胜利产物。更是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来,在各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从事政权建设(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等),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全国,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全面实践共产党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的必然结果。

  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是准备内战理由。这么一来,蒋介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又反对蒋介石提出的国民大会。重庆和延安,两个大会尖锐地对立着。  

  “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

  中共“七大”通过修改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方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但是,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重建国家”,并不十分明确。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其领导。大会通过对国情的分析,制定了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最低纲领,大会强调:“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3年6月,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对“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然终为中国惟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重要分子”[3]的估计,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党内合作,“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4]

  国民党“六全”大会则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改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为行使总理职权。蒋介石可以按个人手令裁夺全国党、政、军、财一切事务。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做出国共两党合作并改组国民党的决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提出:大会的根本任务是“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然后再用“政党力量去改造国家”。[5]大会通过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际上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并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鉴于辛亥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的失败教训,孙中山在大会期间决定创办为“改造国家”服务的军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办学过程中,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当选。大会还通过党章正式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议决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国民党员。为了发动工农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专设工人部和农民部。这些举措意味着国民党将被改组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将通过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以“重建国家”。

  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唱的是对台戏。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为中共、国民党制定抗战胜利后的政策。眼看着八年抗战即将画上句号,一场新的斗争又将开始……  

国共两党合作后,国民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工人运动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低谷走向高潮,兴起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则势如破竹,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尤为迅猛。工农运动的高涨,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7月,国民党把孙中山先前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主席。随后,把黄埔军校校军和驻粤的各路地方军统一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并于1926年7月分三路进行北伐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消灭了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主力,占领了江南。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国民政府还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集团背叛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四·一二”政变,倒转枪口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把共产党“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浸入血泊之中。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只好单独承担“重建国家”的重任。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等率领经过北伐战争洗礼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奉命回长沙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会议精神,并策划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省委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6]9月,由于攻打城镇失利,毛泽东毅然率领起义队伍转入江西农村,途经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政治改编,然后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工农武装带到宁冈县茅坪,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1927年11月,茶陵县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兵政府。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参加湘南暴动的农民开赴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为加强政权建设进一步提供了军事保障。此后,新建的政权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5月下旬,在茶陵、遂川、宁岗、永新、酃县、莲花六县建立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基础上,以茅坪为中心建立了湘赣边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朱德又率领工农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把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推向更广阔的区域。到1931年7月,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同时,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东江、琼崖等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四年的形势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正确。

为了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又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7]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立国文献。通过民主选举,大会选出由六十三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下设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1934年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称中央政府),毛泽东兼任主席。大会决定将瑞金作为首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全面管理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它“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8]甚至连国名都是套用苏联的,有些政策也不合中国国情,但是,它却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同蒋介石集团执政的中华民国分庭抗礼,标志着共产党在“重建国家”道路上又迈出可贵的一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就高举两面大旗:一面是工农民主专政,一面是抗日救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决心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然而,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被迫放弃“这片自由光明的新天地”(毛泽东语)随军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另选落脚点继续完成“重建国家”的使命。

  从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迈进

1935年11月,长征结束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就成立了西北办事处,领导西北地区土地革命和抗日反蒋。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和社会团体组成民族统一战线。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1936年9月,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提出把“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强调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9]

为了共图抗日大业,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如果国民党把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则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10]3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又主动“改制更名”,将苏维埃制度改为民主共和制度,将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政府陕甘宁特区(不久改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5月,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确定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的总方针。随后,林伯渠受命召集陕甘宁边区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部署从7月开始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各级议会和政府。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延安为首府。国民政府行政院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23县,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在庐山、南京等地就国共两党合作举行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又发表蒋介石对宣言的谈话,他表示放弃内战,团结御侮,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1938年春,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成立由各抗日的党派、军队、群众团体参加的“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11]的民意机关。国民党接受这一提议,于7月6日—15日在武汉召开首届国民参政会。为了利用这个合法讲坛进行斗争,受聘的七名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因病缺席外,陈少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并参加了各委员会的工作。根据国民参政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将议会改称参议会,议员改称参议员,并于1939年1月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听取和审议林伯渠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和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等文献,选举产生了参议会、政府和高等法院的领导成员,高岗为参议长,林伯渠为主席,雷经天为院长。

1939年末和1940年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中总结这一时期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权。”同时指出:现在要建立的政权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12]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又提出“三三制”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分子占三分之一。”[13]根据上述精神,陕甘宁边区于1941年11月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讨论并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其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日、救中国。这个纲领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是对毛泽东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纲领的具体化。在陕甘宁边区的示范下,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也建立了边区或相当省、县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它们大体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政策,都为探索“重建国家”积累了新鲜经验。正如刘少奇在当时所指出的:“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14]

  高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双方的斗争并没结束。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实行专制独裁?还是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战后再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联合政府?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是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于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最先提出的。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辛亥革命33周年的演说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强调这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15]为了实现这一主张,11月7日,当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赴延安调节国共两党关系时,毛泽东与他商定并签字,向蒋介石提出三方《延安协定草案》,结果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解放区人民应“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6]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具体筹划有关事宜。后因忙于受理日本投降,会议未能召开。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维护一党专政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并于5月5日至21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中共问题之议决案》,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这一事实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建国问题的斗争将是尖锐和激烈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国际国内呼吁和平建国的舆论压力下,于1945年8月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国是。为了争取和平途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暂时就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对解放区政权取舍和人民军队整编等关键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毫无谈判诚意的国民党,图谋以武力强迫共产党就范,谈判伊始就派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共产党则针锋相对,组织自卫战争。谈打均陷于被动的国民党,不得不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许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停战协定墨迹未干,政协会议声音还在,国民党就在1946年6月出兵围攻鄂豫边的宣化店,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突破口,发起全面内战。11月,又攻占晋察冀中心城市张家口,同时在南京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2月,更限令共产党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撤回常驻代表,彻底破坏了国共两党关系。共产党在和平建国无望的情况下,一面动员人民变自卫战争为解放战争,一面继续高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

1947年夏,解放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宣言中,首次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冬和1949年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统治垮台已成定局。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批准政治局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进一步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提出和赞成五一节口号的23个单位、134名代表,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推选毛泽东等二十一人为常务委员会成员。常委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头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起草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

在筹备工作进行中,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着重阐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指出:中国要建立的政权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新政协筹备会于9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常委会《关于筹备会议的报告》,通过各组起草的有关法律草案,并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授权常委会决定开幕日期。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原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之前,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立国大宪章。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9月30日,这个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会议胜利闭幕。

1949年10月1日,首都三十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震撼世界的开国大典。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以新的制度和新的形象向世界展示新的生机和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探索、完善、实践二十八年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到了全面实现。

【参考文献】

[1][2][3][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66,121,147-148.

[5]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97.

[6]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9.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72-773.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30.

[9][10][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5,157-158,486-487.

[12][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48,742.

[14]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6.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64、365.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92.

转自《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04年10期第7~12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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