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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刘少奇与新四军有啥样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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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刘少奇与新四军有啥样情缘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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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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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正面临中战火,可以说,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且,整个中国变成了二战的主要战场,但是,最可悲的不是你被敌人攻打,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自相残杀,皖南事变就是这么的一起悲剧同时,这起事件,也可以说是中国抗战历史上的一大悲剧,那么,皖南事变是怎么发生的呢?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一起来看看吧。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⑤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⑦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⑧。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⑨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⑾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⒀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⒁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瞩目所敬仰。笔者在认真阅读《刘少奇一生》、《刘少奇在皖东》、《红旗飘飘》等书籍,查阅有关新四军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把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后领导新四军抗战所作的工作进行详细介绍,使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刘少奇的革命历程,缅怀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然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自《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

皖南事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延安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分散在鄂、豫、皖、苏等八省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当时八路军已经控制了华北的抗日局面,如果华中能在新四军控制的范围内,那么华北经山东到华中的广大地区就能连成一片,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继续对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在此情况下,1月3日,毛泽东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磨擦活动。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1938年分散在南方的新四军,根据中央的指示逐歩向苏、皖地区集结,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也率军部迁移到皖南。由于部队分散,新四军建立了江南、江北两个指挥部。江北指挥部由陈毅指挥,他们不但要进行抗日活动,还要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形势十分严峻。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19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1月5日,叶挺、项英报告中央: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皓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刘少奇与新四军有啥样情缘,皖西事变是怎么发生的。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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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军部。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罗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1月7日,毛泽东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提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但是,情况已发生变化。6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后,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那么,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刘少奇与新四军有啥样情缘,皖西事变是怎么发生的。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鉴于上述局面,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巩固华北尽快解决苏皖问题,实现发展华中的战略决定。中央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来完成。刘少奇化名“胡服”于1940年11月率中原局军政干部一千多人到达苏北海安陈毅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彭雪枫领导南下一部八路军会合,同时中央任命陈毅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国民党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部不断向江南、江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发起进攻。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虽然人数不少,但驻地分散没有连成一片,而且立足未稳有被个个击破的危险。为解决这一被动局面,刘少奇、陈毅于年底向中央报告,要求江南、江北新四军连成一片,集中力量保卫华中根据地,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其实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曾经给项英、叶挺发过电报,要求“速速过江,尽快北移”。但项、叶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未动,这次毛泽东、朱德又发电报严厉督促他们:“中央早就指示你们,即向北发展,始终都不执行,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毫无方向,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果不其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新四军吃了大亏。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借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1月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同日,刘少奇再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为探求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小编针对性的研究了当年国际国内历史背景,发觉皖南事变发生可以说是偶然性也可以说是必然性,这是不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意志而转移的悲剧,它产生的根源,本质上还是来自双方的政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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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分析了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当天,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电报,才得悉皖南事变发生,但具体情况不详,于是立即同朱德复电刘少奇,说:“九日电悉。你说项、袁、周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电报还说明,中央得叶、项5日电,说他们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抗战后,共产党陷于一直以来的生存危机与不安全感,一方面要应付国内民众及苏联的要求,高呼抗战到底。而另一方面又要借着抗日的大旗,同时兼顾自身的力量扩展,以增强自己现实及将来的生存能力。但是,在这里小编要公平地说,在共产党壮大之前,贯穿整个抗战时期,日军的压力绝大部分是压在以蒋阿拉为首的国民政府身上。可以说,八路军的壮大是在国民党在与日本抗战之时的。

1941年1月4日江南新四军九千多人在项英、叶挺率领下移师北上,六日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八万人的围击,新四军浴血奋战,拼死抵抗。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行为,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

1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转告叶挺、饶漱石9日电报内容,说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的情况。刘少奇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形如何,我亦不知”。但“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同日,项英等人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而且,1940年12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在当时中央将新四军90%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让刘少奇负责。而项英管辖的新四军只有百分之十。1940年7月,蒋介石曾下令让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但是毛泽东曾置之不理。到了年底,毛泽东又命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1月9日在苏北的刘少奇电台突然收到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电报:“今晨北进,又受包围,现正与敌激战。项英、袁国平今晨率小部武装去向不明,我们准备决战到底”。

从损失九千到扩编九万

1月11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同日,毛泽东等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当时蒋介石是让项英带来的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当时 毛泽东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但是在30日毛泽东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当时项英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路线但是被毛泽东给压了下来。后来就促使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刘少奇接电大惊,项英身为新四军主要领导,关键时刻不告而别脱离部队非同小可,他立即复电叶、饶,要他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带队突围”,同时把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撤项英的职。中央回电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要求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帮助皖南新四军突围北撤。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组建起不可战胜的新四军。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以上种种原因是皖南事变的原因,但是,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过于注重了自身的生存于发展,而忽略了对日军的侵略抵抗。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抗战历史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今天,这个历史事实,无论现在政府宣传方面如何百般遮掩辩护,还是无法抵赖,被人诟病不已。

但这时江南新四军已被围攻六天六夜,弹尽粮绝,面临全军覆没的巨大危险。在这紧急关头,饶漱石力劝叶挺去同国民党谈判,开始叶挺不同意去,后来饶漱石说“是组织让你去的”。叶挺脱党十年,现总想靠拢党组织,听后十分感动,亲自下山谈判。叶挺一到国民党108师,立即被扣押。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50余万人。

同一天,毛泽东等通过刘少奇、陈毅致电叶挺、饶漱石:“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电报还提到“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以上所述的就是中国在针对关于皖南事变是怎么发生的以及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作出的相关解说,如您想要了解更多,敬请关注中国。

说点题外话,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新四军主要领导在皖南事件中的情况:饶漱石见叶军长一去不回,便带领部队突围,不幸被捕,他隐瞒身份买通敌连长才死里逃生到达上海,后辗转到苏北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报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由军法审判。对此,刘少奇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想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还是1月12日这一天,刘少奇、陈毅向中央建议: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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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坤带小股武装脱离大部队后,在泾县蜜蜂洞被副官刘厚总杀害。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1月13日,毛泽东等复电刘少奇、陈毅,同意他们的建议,并指示:“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同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包围皖南新四军通电。同一天,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并嘱立即散发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叶挺被俘后,严词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禁在江西、湖北、广西,最后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关押,在此他写下了著名《囚歌》。1946年经中共努力,于3月叶挺被释放,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重庆谈判。4月8日叶挺乘飞机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与同机的王若飞、博古、邓发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子女遇难身亡。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1月14日,叶挺在谈判中被扣,皖南事变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了。同日,毛泽东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将领及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该电还指出军事上全面大反攻的部署:“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话归正题。刘少奇得知江南新四军的危情寝食难安,想尽一切办法为新四军解围,以拯救这支队伍。1月12日刘少奇、陈毅向毛泽东去电建议:请八路军包围沈鸿烈,我们包围韩德勤,以国民党交换。毛泽东立即回电表示同意,但为时已晚,江南新四军除傅秋涛率二千余人分散突围外,其余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几乎全军覆没。

损失9000,整编90000。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1月17日蒋介石掩盖皖南事变真相,诬称新四军“叛变”,下令消除其番号,并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刘少奇冷静下来,严肃慎重的分析当前形势,向党中央提出:“看全国局面,国民党仍在抗战,对共产党还不敢公开分裂,此时我党不易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分裂,建议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并提议重建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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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重新制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两天后中革委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并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央又内定刘少奇为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书记,全面指导华中新四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的决定传到苏北后,新四军官兵及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振奋不已。刘少奇去苏北一直用的是化名“胡服”,中央任命他为新四军政委,人们才知道原来胡服就是刘少奇同志,新四军干部战士兴奋地奔头相告传送着这个消息。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成立大会在苏北盐城召开,各方代表一千余人参加。当刘少奇宣布中央命令时,全场欢声雷动。刘少奇政委,陈毅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士气大长。重建的新四军辖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任各师师长,全军九万余人在统一指挥下奔赴抗日战场。

皖南事变后,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被害,副书记饶漱石等大批干部陆续来到苏北,因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华中局,任命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曽三任组织部长;新四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新四军重建后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中原大地的抗日战场上,成为継八路军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革命劲旅,为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

献身革命创伟绩,领导工运亦先驱。

危难之中显身手,力挽狂澜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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