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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第八章皖南时光,第二十

  林彪不愿总当乖巧的狐狸,渴望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提出离开陕北另辟天地,被堂兄阻止。

  从沪定往北,是铺满枯枝败叶层的二郎山原始森林。过了二郎山,在向天全、芦山、宝兴的进军路上,地势越来越高,不时出现悬空的索道。在行军中,聂荣臻从长征一直骑着的那匹骡子陷入铁索桥的索环间无法解脱,挡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他只好忍痛把骡子推入水中。6月12日跋涉到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前,聂荣臻的伤口再次感染,行路困难,不得不在过夹金山开头坐了一段担架,中途把担架让给病中的参谋长左权。在此之前,林、聂已于6月10日命红二师率先翻越夹金山。夹金山主峰海拔4500米,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先是大雾弥漫,后是细雨霏霏,转眼间又雪花飞舞。接近山顶时聂荣臻感到喘不过气来,只顾闷着头走。一个警卫战士无声无息地倒在他的身旁。他硬是咬牙坚持过了雪山。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以前已经听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①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共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②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③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了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在西边,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陇东沿葫芦河向陕西鄜县东进;在东边,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鄜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④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的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当听他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⑤
  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⑥
  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⑦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两路红军刚刚会师,敌人就开始了对陕北的“围剿”。东北军5个师分别从南、西两个方向向葫芦河和洛河之间合围。先头一○九师、一○六师占黑水寺,趋直罗镇。形势很明显:如果不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就无法在陕北站住脚。毛泽东决心在直罗镇打个歼灭战。

  东征期间,一军团拒绝拨兵给徐海东。毛泽东愤怒地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兵!”回师之后,调任林彪红军大学校长。

  过了雪山,颇有些柳暗花明的意味。6月12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二师四团终于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14日,聂荣臻率部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会面,受到了盛情的接待。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马,送给他一匹骡子。这匹骡子一直陪他到达陕北。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⑧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⑨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⑩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⑾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⑿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1月中旬,聂荣臻和林彪到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开会,确定了打这个战役。战前,彭德怀组织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到西南的山头上看地形。

  斯诺眼中最昂贵的军校和最富计谋的校长。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平均枪伤三处,他们的首级赏格总值二百万银元,解放后最低军衔为中将。

  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⒁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⒂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二十五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枪支八百多,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到达距石楼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塔,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⒃
  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⒄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⒅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⒆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⒇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从出发地到直罗镇约15公里路,聂荣臻骑着骡子,到了镇南的山脚下,下骡登山。从这座山上看下去,古老的镇子就在山前。它三面环山,一条大道从西向东穿过镇子中央。镇北面有一条小河,东头有座古寨,顶盖早已坍塌,石砌的围墙尚好。10几副望远镜对着镇子细心地观察,边看边小声议论,都觉得这是伏击敌人的理想阵地。

  一时疏漏酿成“出走风波”。毛泽东亲自做许世友的工作,使这位“反对者”变成了赤胆忠心的追随者。

  6月25日。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在两河口会合。6月26日,聂荣臻列席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却主张到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聂荣臻在发言中反对了张国焘的主张,明确表示拥护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建议对部队作好宣传动员工作。他说:“红军两大主力会合,部队是很兴奋的??原来的意思(是)要在这个地方与四方面军会合,现在会合了,需要前进。这就更有号召力。”①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席间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结一、三军团。聂荣臻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在南昌起义时,此人就表现犹豫动遥眼下,他以8万之众与数量少得多而又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会师,处处表现出傲慢自大的样子。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说:“我当然也要。”他们都说笑着分了手。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史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11月20日下午,一○九师顺着东西大道钻进了直罗镇。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当日晚,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红一军团由北向南,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直罗镇。聂荣臻和林彪在一个山头上设了指挥所,于次日拂晓5时半部署完毕,发起了战斗。打到中午,敌人虽有6架飞机掩护,但指挥系统已被打乱。忽然,约一个团的敌军朝红一军团指挥所直冲过来,企图夺路突围。当时指挥所的警卫连被派到毛泽东的指挥所去了,只有一个警卫排和很少的机关干部,没有长枪,只有短枪,每人仅有4发子弹,情况十分危急。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辉煌战果。

  两河口会议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目的是消灭胡宗南主力,以便打开北进通道,顺利北进。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6)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于张焘和中央之间的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27)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28)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29)
  七月一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0)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弱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31)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八月三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32)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八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33)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34)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36)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五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37)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九月十四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8)十九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39)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40)
  在收到朱、张、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十二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41)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42)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43)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44)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45)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聂荣臻和林彪、左权亲自组织这次阻击,命令机关干部全部拿枪进入阵地,保证不叫敌人冲过去。以几十人对上千人,战斗的激烈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林彪和他在长征途中一样机智灵活,指挥若定,但他的情绪阴沉、性格阴鸷妨碍了毛泽东对他作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彭德怀的豁达乐观、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在举止言谈中不时表现出来。

  7月16日,红三十军和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歼灭毛儿盖一营守军,部队迸驻毛儿盖地区。毛儿盖是草地南端的产粮区,整个红军的缺粮稍得缓解。这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日益膨胀。他鼓动别人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授予“独断决行”权力的要求。中央为顾全大局,7月18日,在芦花地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改称第一军,仍由林彪、聂荣臻分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①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②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3日。
  ④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1月30日。
  ⑤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7、48页。
  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2月1日。
  ⑦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⑨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⑿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⒀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⒂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
  ⒆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96页。
  (22)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1、65、66、69页。
  (24)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1935年12月2日。
  (25)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页。
  (27)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4日。
  (2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页。
  (31)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1936年7月22日。
  (32)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复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3日。
  (33)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4)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5)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10日。
  (3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0月13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
  (38)毛泽东、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
  (40)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10月19日。
  (41)毛泽东致彭德怀并朱、张等电,1936年10月24日。
  (42)毛、周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1936年10月25日。
  (43)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
  (44)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电报,1936年11月15日。
  (45)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1936年11月2日。
  (4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1月20日。

  后来警卫连调上来了,聂荣臻亲自带着警卫连冲下山,把企图突围的敌人压下山去。不久,二师四团到了,林彪下令发起冲锋。聂荣臻的警卫员孙起峰就是向敌人发起冲锋时牺牲的。这个战士从瑞金参军时就一直跟随他。孙起峰牺牲时,还背着聂荣臻的图囊,鲜血染在图囊上。对于孙起峰的死,聂荣臻很痛心。他把染着孙起峰鲜血的图囊一直珍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它献给了军事博物馆,以寄托他的怀念之情。

  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其他红军部队也改了番号。两大主力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了部分交流。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在两路会攻下,敌师长牛元峰逃到镇东小寨,指挥一个多营负隅顽抗。

  山高路远坑深,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红军部队未能及时向松潘集中。至7月底,胡宗南的部队已在松潘地区集结。中共中央决定,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二郎山,高万丈,

  他发电给一○六师师长沈克要求解围。殊不知,一○六师己被担任阻击的红军击溃,聂荣臻率部追击,在太白镇附近的张家湾消灭了敌一个整团。解围无望,牛元峰趁黑夜西逃,最终还是被击毙了。至此,消灭了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

  大军纵横驰骋。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1页。

  石头荒草遍山岗。

  直罗镇战役,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中国的西北部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谁敢横刀立马,

  8月3日,红军总部提出夏洮战役计划——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更明确提出,对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对张国焘的这些行为,聂荣臻与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一样,表示极大的反感。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统一编组,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组织左右路军:中央红军的一军和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为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这时已改称五军和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两路人马会师巴西。

  羊肠小道难行走,

  1935年5月起,日军逐步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地区,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12月,终于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同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种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在军事战略上,确定东征山西,以打开抗日通路和打击暗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阎锡山军阀势力。

  惟我彭大将军。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留下来吃饭。饭后,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你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怎样?”

  康藏交通被它挡。

  这就是红军东征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

  “你对会理会议的态度怎样?”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陈昌浩这个谈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谈话从黄昏一直到晚上10点钟。聂荣臻看已经很晚了,便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陈昌浩这才说:“好吧,你走吧。”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1936年1月中旬,红一军团先遣队在陕北延长县临真镇休整待命。是月28日,红一军团在临真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这时,红一军团辖3个师,除已恢复的二师、四师,又恢复了一师。

  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

  入秋的夜晚,毛儿盖地区已经寒气袭人。聂荣臻回味着陈昌浩不同寻常的谈话,引起他的警惕。他觉得骑骡子目标太大,便让警卫员牵着走。他平时没有子弹上膛的习惯,这次他却顶上了子弹,叫警卫员也顶上了子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们摸着黑走到半夜,才回到军部。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聂荣臻和林彪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说明阎锡山与日寇正勾勾搭搭,东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对红军有利,是“一个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

  在这种情况下,他提醒林彪,要防止一军部队被张国焘吃掉。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林彪不以为然,反说聂荣臻有宗派主义。两人都动了气。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会议一致同意东征的决策。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8月20日,聂荣臻在毛儿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夏洮战役下一步行动问题的报告,提出主力要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桃河流域东岸,然后向陕甘发展。指出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是极其不利的。聂荣臻完全拥护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认为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的主张是错误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东征军兵分两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第八十一师为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其余部队为左路军。

  “”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

  8月21日,林彪率一军二师四团作为右路军先导,在茫无人烟的水草地里行军。8月23日,聂荣臻率一军直属队、第一师、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进入草地,历经艰辛,于27日到达班佑,与林彪会师, 29日他们率部到达阿西。而左路军到阿坝后再也没有前进。9月上旬,张国焘擅自改变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两次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到9月9日那封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令①,连夜报告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经紧急磋商,为脱离危险境地,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军委直属队等北上(当时一军已进至俄界)。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黄河对岸,阎锡山当时拥有8万兵力,沿河筑垒,在山西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做好了迎击红军的准备。

  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

  后来,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则向南越过草地。9月10日,林、聂在俄界接到电报,得知张国焘的阴谋,立即复电彭德怀、李富春,告知已在俄界作好接应中央及第三军的准备。9月12日,聂荣臻在俄界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表示:“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①《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66页。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这次东征,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都有新的区别于中央苏区时的政策,意在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和更多的人一致对付外侮。要想革命胜利,政策是关键。聂荣臻一向注意政策教育,对过去的经验教训总是念念不忘,东征教育抓得就更紧。临渡河之前,于2月10日,毛泽东还电示:“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虎,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并询问部队对这方面具体政策了解的情况。毛泽东对于聂荣臻的教育部署是满意的。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①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毛泽东于19日向部队发了这样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因为那时从战斗中缴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于是,聂荣臻的那只表就成了渡河时间的准绳。这件事一时在军中传为佳话。

  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中央自与四方面军会师,经历了与张国焘的一场极其严肃而又危险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聂荣臻始终是旗帜鲜明的。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渡河前夕,一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聂荣臻第一次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雄伟壮观: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到处白茫茫一片,一望无际,真是壮丽异常,与江南的绿色相比实在是崭新的天地。白雪覆盖着大块大块的浮冰,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像一座座小银山,在水里缓缓浮动;一阵急流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渣,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惊起成群白鸟,贴着冰面掠过。渡口两侧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山头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在白雪上可以看到不少黑点,那是敌人的碉堡。在密集的碉堡旁边,有敌人的哨兵在活动。20日晚20时开始了敌前偷渡。但船到河心,对岸枪响了,就改成强渡。

  “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3页。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红一军团很快突破河防,至22日,红一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乘胜占领了三交镇、留誉镇。26日,阎锡山组织反击,红一军团东进迎敌,聂荣臻率四师、一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率二师由南向北包抄,击溃阎部独立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歼灭第四团,首战告捷。3月上旬,红一军团逼近同蒲线,阎锡山调集十四旅之众反击。在兑九峪地区,红一军团在毙伤敌约两个团后撤退。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3月中旬,红军兵分3路:左路红十五军团向岢岚、岚县方向,3月底红二十八军也东渡黄河,加入左路军行动;中路红三十军活动于石楼、中阳等地;右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向右,突破汾河堡垒线,包围霍县、赵城、浮山、洪洞等城,攻占侯马。4月,又攻占襄陵、史村、汾城,全军团扩军约5000人,筹了不少款子,充实了军费。4月中旬,蒋介石10个师分别由潼关、正太路等进入山西,阎锡山调集5个师12个旅,分路向红军进攻;陕西境内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企图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形势对红军不利,毛泽东下今回师陕北。5月3日和4日,红一军团在清水关、永和关、延水关渡口西渡黄河。

  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抗日先锋军东征75天,共歼阎锡山部1.7万余人,筹款40万元,扩充新兵7000人左右,迫使阎锡山把伸入到陕北绥德、米脂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抗日大旗插到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东征结束,由毛泽东主持,红一方面军从5月13日起,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和动员西征。总结东征时,会议肯定了东征作战的成绩和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有不少经验教训。其中,着重批评了红军中的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错误倾向。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红一军团在汾河流域扩大红军较多后,军委曾要红一军团从中拨出部分兵员给红十五军团,红一军团复电请求免拨,这就是本位主义的表现。此事源出于林彪。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聂荣臻作为政治委员,承担责任,做了检讨。他说:“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接受批评,我也做了自我批评。”①不久,中央任命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左权代理军团长的职务。聂荣臻召开了欢送林彪的大会。至此,林彪、聂荣臻共同领导红一军团的历史结束了。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领导红一军团,把这支队伍培养成主力军团之一,打了许多胜仗,在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黄破、草台岗大捷、强渡乌江和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斗成为胎炙人口的美谈,家喻户晓,名扬世界。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1936年5月18日,一军团奉命西征。西征的目的起初仍是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为西征组成了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红二十八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向西迸发。沿途对聂荣臻和许多指战员来说并不陌生,长征的最后行程便是这一带。但心境此时和彼时大不一样了。每日黄昏,聂荣臻骑在马上,看那起伏的土山、荒凉的草原、倏忽出没的羚羊、稀稀落落的村落,征途是艰苦的,但他怀着一定要争取西征胜利的心情一路向西。

  “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6月1日,到达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当红军向这里前进时,马鸿逵部骑兵旅旅长冶成章率领300骑兵进了曲子镇,被红军先头部队二团包围住了。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欢迎张主席!

  二团很快在曲子镇东南角打开突破口,下午3点开始攻城,经半小时激战即占领东南角及街道,两个半尖刀连沿街直逼西北角。进攻的势头眼看要席卷全城时,冶成章带着他的全部人马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反击过来,二团虽然人多但展不开,又没有巷战的经验,竟被冶成章逼退到南门一带。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从俘虏的口供里聂荣臻得知,这个冶成章绰号叫“野骡子”,是马鸿逵部的一员骁将,性情暴躁,打仗剽悍,在马家军里颇有些名气。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这个小镇子,到底值不值得打?有人提出绕道而过的方案。“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继续前进。”聂荣臻当即否定了这种意见。他说:“不行!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这一仗不能消灭‘野骡子’,我们到西边就威风大减,马家那些家伙就要欺负你。你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有什么搞头啊!对于西征,这一仗很重要,一定要打好!”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他到了二团指挥所。侦察科长苏静后来回忆说:“二团的部队被‘野骡子’逼出来时,我在城东南角突破口下面,看到聂政委上来了,离突破口不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315页。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到百米。”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聂荣臻仔细地研究地形。曲子镇,方圆不过一公里左右,筑有土围墙,墙高两丈,厚6尺,四角有碉堡。这样狭窄的地面上,一个团的兵力根本展不开,反而对敌人有利。看完地形,他指示二团团长梁兴初:进去的部队不能多,只要一个连,这边打,那边掩护,互相交叉前进。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按照他的部署,二团改变了战术,一个连先攻进去,果然进展顺利,其他部队随后跟进。同时,担任助攻的五团也攻破了西北角。两个团相互配合,到黄昏时分把守敌大部歼灭,晚上10点多钟,活捉负了伤的“野骡子”,结束战斗。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环县曲子镇的战斗,打出了西征军的威风,打响了西征的第一炮。这一仗的规模不大,但拔了个硬钉子。整个西征中,他与代理军团长左权相互配合,对于几个主要战斗的指挥都显示出他们的果断。聂荣臻抓了西征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抓了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作战上也用了不少心力。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第八章皖南时光,第二十一章从东征到西征。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初成获胜,影响到全局。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第八章皖南时光,第二十一章从东征到西征。  旌旗西指,红一军团向庆阳挺进。聂荣臻和左权都换了坐骑。聂荣臻西征时骑一头黑骡子,白尾巴根、白蹄、白顶门,人称这种坐骑为骏马,是打曲子镇时从马鸿逵的旅长冶成章那里缴的,正好缴到一对,他和左权各骑一匹。

  电文如下: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

  驻庆阳的马鸿宾6个营和1个骑兵团,驰援曲子镇。6月3日,在曲子镇以南的阜城附近与红一军团部队遭遇,红一军团部队实行坚决的进攻,马鸿宾骑兵望风而逃,剩下的步兵6个营被击溃,红军俘马鸿宾部1100多人,军威大振。红一军团继续向西,一直到陕甘边、正宁以北地区。敌人根本不敢照面,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先后占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等部向安边、定边地区进军,也取得了许多胜利。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7月下旬,西方野战军遵照军委指示,进入体整备战状态。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红一军团在预旺堡整训期间,聂荣臻与离别近5年之久的妻子张瑞华团聚了。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荣臻是那样瘦。以前在天津、上海时还好一点,现在又瘦又黄。经常打仗,前有阻拦,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不可能长得很壮实。”张瑞华这样回忆当时见到的丈夫。可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带是苦水区,水看上去很清亮,但不能喝,喝了就拉稀,这也是聂荣臻当时显得特别消瘦的重要原因。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张瑞华是由保安转来的。她一到,聂荣臻的警卫员忙了一阵。聂荣臻原来住正房,与左权住在一个房间。现在,需要把勤务员住的小小的西厢房腾出来。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张瑞华走进了这幢土坯小屋。它实在太小了,只有正常房间的三分之一大,进了门槛就是炕。西北的秋天已有凉意,但小土屋里却是暖融融的。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久别重逢,他们有多少话要说。但聂荣臻忙着开会,布置练兵,与人谈话,稍得空闲,才坐在土炕上,与妻子倾谈别情。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他问起张瑞华从上海一路辗转到陕北的情形,问起经常思念的女儿,问起留在上海坚持白区斗争的老战友们的今昔。自长征以来,一切音讯都断绝了。他思念妻子,思念女儿,思念战友。他多少次拿出小女儿的唯一的照片,小照上染着他的汗渍。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张瑞华告诉他,红军东征,消息传到上海,组织上送她到了天津,等着第二次东征。没有等到,她又由天津转到陕西澄城,在澄城教了两个月的书,然后女扮男装,化装成东北军军官的勤务兵,才穿过东北军防区,到达保安。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她怀着兴奋和欣慰的心情,告诉聂她到安塞时见到了叶剑英,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见到了邓颖超,然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荣臻同志是好同志,他工作很认真,为人很正派,对党很忠诚。”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她又谈起寄养在上海的女儿。因为她无法又工作、又带孩子,聂力4岁时便寄养给一位工人家了。对于孩子的寄养,聂荣臻很谅解。他从皮包里拿出珍藏着的女儿照片。张瑞华默默地凝视着那张小照:小聂力站在公园的草坪上,带着稚气的眼神望着前方。这帧照片,使她想起聂荣臻赴苏区后她和女儿在上海时的艰辛,想起了仍在白区生活的女儿。她想:夫妻团圆了,家庭仍是“缺圆”。她流下了眼泪。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听完她的诉说,聂荣臻也断断续续他讲述了近5年的离别之情。张瑞华永远忘不了那间两张八仙桌大的西厢房,这间小厢房里溢出了那样多的融融暖意,直到她步入晚年时还能清楚地描绘出小房间的样子和简陋的摆设。她怎能忘怀呢?!想当初聂荣臻从上海离开时,虽然嘴上没说,但她知道,他是抱着“不一定见面”的心情离别的。5年啊,有多少革命志士捐躯沙场,这个团圆多么不易呵!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她在预旺堡只住了三四天,聂荣臻受命率部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她便返回保安。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三四天,很快就过去了。有什么悲欢离合?习惯了。在残酷的环境中搞习惯了。无所谓悲欢,无所谓离合。离就离,合就合。离了就走,合了就一道生活。”步入暮年的张瑞华还洋溢着当年女战士的血性,这样说。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渡河计划。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这年夏天,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这一调动,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但大多倾向于后者。人们知道,1934年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之处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锐气。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红一军团为他们的军团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和隆重的欢送会。政委聂荣臻在致词时,绕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的建树和功绩。

  林、聂:

  但是,林彪没有对此表示出应有的大将风度。他仍然对与聂荣臻之间过去发生的不悦耿耿于怀。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

  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这些问题,再扯几天也扯不清楚,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不欢而散。军团长和政委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带着警卫员,离开了红一军团,踏上了去红大的路途。

  彭、李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始建于1936年6月1日,这是毛泽东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准备干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军团从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红大进行轮训,以求充分利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有利时机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战术水平。毛泽东希望红大能办成第二个“黄埔军校”,为此,他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来担任红大校长。林彪也常以“校长”之誉而自勖。

  7日14时

  红大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就在这场突袭事件中,林彪有过一个因惊吓过度而偶尔失态的插曲。这件事是罗瑞卿讲的。他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由于陕北红军和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击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仆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以为是林彪真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保安穷山窝,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破洞比房多;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菩萨比人多。

  如何?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

  林、聂: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

  毛泽东

  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

  林、聂: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

  彭德怀李富春

  由于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定影响。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二万发展到八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面对众口一词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吼,不顾一切地打嘴仗,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

  …………

  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门帘一挑,毛泽东闻言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

  望诸兄细思吾言。

  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随后,按照林彪的安排,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的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接着,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全体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还在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毛泽东以宽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和抗日救亡工作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林彪一筹莫展地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

  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这个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于横眉冷对的铮铮铁汉被深深地打动了。

  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

  许世友回答:“我想回新县老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

  毛泽东摇摇头:“大敌当前,全国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还有心思去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

  许世友难过地说:“我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还能有什么作为?”

  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

  “党籍开除了可以恢复嘛。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毛泽东说话算话。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林彪也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校长生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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