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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读书笔记,叶剑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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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读书笔记,叶剑英传

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阅读1小时,总计368小时,第350日。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中美会谈之后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①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阅读《大动乱的年代》完毕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70年代初期,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和“四人帮”的形成,全国的政治斗争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复杂了。毛泽东在错误地估计“文化大革命”“成绩”的同时,确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弊端,因而相继发出指示,意在局部地解决一些问题,稳定局势。但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面对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各方面工作停滞混乱的状况,忧心如焚。他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整顿、恢复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对军队进行初步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1973 年 11 月,毛泽东依据不可靠的信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在会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12 月 9 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中,一方面肯定这次会,认为“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另一方面批评了江青的提法,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按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12 月12 日,毛泽东在讨论由他提出的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话, 12 月 13 日、 14 日和 15 日又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了话,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还提出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还作了自我批评,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1月18日读书笔记,叶剑英传。1974 年 3 月,江青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毛泽东 3 月 27 日致江青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又于 4 月 4 日批准了邓小平在大会的发言稿。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 7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毛泽东一方面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积怨甚多”。他发觉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篡权活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告诫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的问题。不可低估毛泽东的批评的意义,它使政治局成员心中有数了。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江青就突然发难。她说,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几个下午和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在会上疯狂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事实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1971年7月,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叶剑英奉命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同他会谈。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以后,叶剑英又几次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基辛格、黑格等人。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如1972年9月25日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哪里是什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呢!江青一伙故意变功为罪,纯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带病主持国家人事安排工作。 12 月 23 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23 日、 24 日、 25 日和 27 日,毛泽东同他们作了四次谈话。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又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再次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对邓小平高度评价:“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还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还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说张春桥有才干。 1974 年 12 月末至 1975 年初,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要点。在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的支持,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召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江青的“组阁”未成,把政治局的许多委员都骂了。毛泽东批示:“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 月 8 日至 10 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还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0 日深夜,江青到北京卫戍区某部一个连队“看望”指战员。在谈话中,她歌颂吕后,吟哦唐人李商隐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以发泄她对中央人事安排的不满。 1 月 13 日至 1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2864 人。大会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朱德主持了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了 1965 年初三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 20 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方针。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 · 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的召开,是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八年动乱之后,为了稳定政治局势,使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转上正常轨道所作的一次努力。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终于未能得逞。大会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作好了思想准备。他既不申辩,也不去作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②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江青集团是我党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个集团。它与林彪集团一样,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党和国家一切正常秩序与正确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的。它具有地位高权力大、有些犯罪活动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组成了反动帮派体系、犯罪行为涉及面广和后果严重等特点。他们赖以存在的条件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对他们的信任和重用。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造反”起家和狂热“左”倾的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利用和助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群众,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极力阻止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在党中央进行宗派活动,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操纵一些地区的派性斗争,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粉碎“四人帮”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粉碎“四人帮”十分顺利的根本原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王洪文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已经下来:“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这样,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

  二苦撑军队危局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④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3日、22日,江青直接给空军、海军领导人和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写信、送材料。要求部队讨论她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开展批林批孔。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⑥”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月24日,江青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的领导人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迟群、谢静宜作报告。在此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向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叶剑英接到这些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她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划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总政治部只好于1月2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会前,秘书给叶剑英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但他在会上却没有讲。除了宣布:“开会”和“散会”以外,其他的话,他一句也不愿多讲。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军队许多老干部根本听不下去。①到了1月25日,江青又用同样手法,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让他主持召开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还是由江青的两个干将在会上大放厥词。在这两次大会上,迟、谢都秉承江青旨意,以所谓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为名,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入学、当兵问题大作文章,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进行影射攻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的办法,进一步搞乱军队,搞乱全国。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⑦”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军队系统开过大会以后,叶剑英为了稳住军队,没有具体布置全军如何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江青一伙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说:“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要整整军队”。面对江青一伙的攻势,叶剑英经过认真考虑,采取了巧妙的反击措施。1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的信后,于2月15日作出批示,对江青一伙的作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毛泽东写道:“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泽东制止了江青一伙准备在全国播放“一二五”大会录音的打算。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意见发出通知,提出领导干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作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⑧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在军队拿叶剑英开刀,进而大整军队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⑨追查所谓“蜗牛事件”,⑩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⑾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江青:

  ①访问王守江谈话记录,1993年10月。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在这以后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为了搞乱军队,篡夺军权,“四人帮”继续无事生非,制造事端。他们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总参、总政“揭盖子”,打“维持会”;支持《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夺权,迫使《解放军报》停止发稿178天;强行扣压军事科学院为肃清林彪的流毒而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等两本书;指使总政文化部个别领导人“夺权”;竭力反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制。对于“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叶剑英竭力予以抵制和反击。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⑿“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⒀”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毛泽东

  他要求总参、总政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坚定地支持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革委会”,恢复党委制。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七0、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三月二十七日

  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八一厂是属于军队的建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江青对此十分不满,借口八一厂没有给摄制样板戏提供最好的摄影机,把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拉到八一厂,大吵大闹。叶剑英以沉默表示抵制,未作任何表态就走了。江青闹了个没趣,也只好走了。①①李德生在叶剑英传记书稿讨论会上的发言,1993年4月16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三围绕筹备四届人大的较量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⒁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这一时期,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酝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同“四人帮”的斗争更为惊心动魄。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私下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你唱我和,为窃取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起哄。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1974年10月中旬,“四人帮”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并在毛泽东面前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让毛泽东表态,由他们这些人出来组阁。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⒂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①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12月下旬,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②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临行前,他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千叮万嘱说:“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于是,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长沙,从12月23日至27日,经过与毛泽东4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1975年1月中旬,酝酿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德高望重的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邓小平等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至此彻底破产。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④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四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议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⑤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立即着手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整顿。1975年夏季,他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叶剑英参加这些会议,积极支持邓小平。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⑥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在全面整顿的形势下,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常委成员的名单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通知全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队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⑦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为了抵制和排除江青一伙对全面整顿的干扰,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邓小平经过请示毛泽东同意,于4月底至6月初,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一个时期以来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他气愤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江青反唇相讥,诬蔑这是对她“围攻”和“突然袭击”。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针对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作了长篇发言,对他们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党。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他指名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江青在批评的压力下,当时不得不作了“检讨”。但会议一过她又造谣说,政治局开会斗了她几个月!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⑧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

  随着军队整顿工作的进展,叶剑英清醒地看到,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1975年上半年,他以很大精力来抓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提出,军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次会议解决不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中心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目的是要进一步把军队整顿好。他的意见,得到军委常委会的肯定。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并获得通过。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⑩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他指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来,军队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军队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当前首先解决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关于精简整编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减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通过精简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提高战斗力。关于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指出,总的精神是,既要精干现有的领导班子,又使超编干部各得其所;既有利于部队平时建设,又适应战时部队发展的需要;既能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有利于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强调要教育干部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保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能城能乡。安排超编干部的办法,一是转业到地方工作,二是在领导班子中设置顾问。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⑾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强调学习理论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队内部现存的问题,把军队建设和工作搞好。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三)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发言中,还离开讲稿,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①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赞成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⑿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

  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历史文献。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这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⒀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

  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王洪文、张春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言未发。平时那种嚣张气焰完全被会议的凛然正气所压倒。有一次,全体大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叶剑英讽刺地说:张春桥同志今天头疼,也坚持来参加大会了。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四人帮”对这个会议确实感到头疼。他们虽想把军队搞乱,想把“老家伙”都打下去,看到与会人员中有20多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看到军队高级干部团结一致,内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什么市场,不便发作,憋着一股气,不头疼才有鬼呢!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⒂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期间,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叶剑英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打招呼,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一条一条如实地讲给他们听。他要求高级干部要听从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看清方向。平时要注重策略,行事谨慎,少说话,不授人以柄。①除个别谈话外,叶剑英还出席了一些小组会。他不止一次地在小组会上打招呼: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大家一听就明白指的是什么人。他说,中央军委是毛主席领导的。今后,不论是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的,你们都有权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会后,叶剑英又留下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这样,叶剑英通过会上会下,大会小会,会前会后,做了大量工作,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对以①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5年7月15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①

  毛泽东说道:

  ①杨成武:《丹心向党,功炳千秋》,载《光明日报》,1986年11月5日。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后数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他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对各单位的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他直接了解情况,特别注重了解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坚决不予重用。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安排适当的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后来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矗五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③,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①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玻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④

  毛泽东又说:

  叶剑英眼见万恶的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⑤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的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多少深情和愿望!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⑥”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邓小平和叶剑英实际上再度被解除工作,党和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的漩涡里。叶剑英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已经陷入困境①访问周家鼎、扬德中、卞志强、张佐良谈话记录,1983—1994年。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⑦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四人帮”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坚信,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胜利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场更大的、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他全力以赴,去迎接历史的抉择。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⑧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⑨,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江:“不大好的就改。”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你也是难改呢。”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他对布迈丁说: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

  毛:“不开就好。”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①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⑤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⑦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⑧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⑩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②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③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④”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⑤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⑥”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⑦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⑧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势,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⑨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⑩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①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外交部少数人谈话记录,1974年4月4日。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③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年3月27日。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4日。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⑤据法新社北京1974年4月2日、6日、7日电。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⑥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⑦“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⑧“梁效”成员的揭发材料,1977年12月14日。

  江青盘算着“组阁”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⑨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记录,1974年5月30日。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⑩[美]李政道:《我同毛泽东的会见――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见《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6页。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①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②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③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白内障是眼球内透明晶体发生浑浊现象,当时没有快速有效的治愈方法,需要等成熟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④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⑤”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⑥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⑦

  《通知》指出: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⑧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⑨”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①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③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⑤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⑧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⑨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⑩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①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关于贺龙,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对张春桥讲过:“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引者注),贺把他杀了。”并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事后,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更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②一九七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③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的努力下,终于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稿。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列举林彪一伙蓄意捏造罪状诬陷贺龙的事实后,《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虽然《通知》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澄清了基本事实,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罪名”。④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上海是“全面夺权”开始的地方。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时仍在“隔离审查”中。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陈丕显的来信上批道:“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⑤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⑥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⑦二十九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⑧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九月三十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⑨”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⑩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①《传达毛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8月18日印。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32页。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④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撤销1974年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⑤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4年9月17日。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⑥国民党元老人士,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反动统治,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来大陆参观访问。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⑦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⑧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⑨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圈阅的原件,1974年10月4日。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⑩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页。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①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②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从武汉到长沙有三百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秋风万里芙蓉国”。十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住在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宾馆九所。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十月十二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③很明显,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④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十八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⑤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⑥王洪文在信中说“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⑦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⑧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⑨”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十月二十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⑩”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⑾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⑿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①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②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1974年10月14日、26日。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④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94页。

  毛泽东赞扬道:“好!”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⑤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⑥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120页。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⑦据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4、95页。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⑧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年11月6日。

  毛泽东道:“这个好。”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汇报信的批示,手稿,1974年11月6日。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⑿毛泽东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几天后,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十月十七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毛:好!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毛:我赞成你!

  毛泽东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十一月十二日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毛:这个好。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①

  江青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同一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②”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太清,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③”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④”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⑤”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江青: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四日,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四次泳。到十二月五日,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气,使陈长江感到震惊。⑥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十二月十七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⑦

  毛泽东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但到他感觉到邓小平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这仍然反映出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十二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纪登奎回忆道:“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在三0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他还交代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⑧”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周恩来强撑着重病之身,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⑨”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他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问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⑩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①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12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12日。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④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20日。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⑤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4年11月。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3、227、228页。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⑦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⑧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4日。

  “Politics”,即政治。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⑩周恩来起草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①”谈话到此结束。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讲,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引者注),暇时可以一阅。③”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毛泽东的谈话,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已表示,从明年(一九七五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毛泽东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同在武汉时一样,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仍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四人帮”的成员连一次都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这位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不少是他所喜爱的传统剧目。看过被江青一伙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园丁之歌》后,他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一九七四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鉴于“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扩建江青所说的“第二武装”、煽动派性斗争,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一月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⑤”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⑥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⑦”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⑨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对这个结果,“四人帮”感到格外沮丧。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⑩”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

  这年一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⑾”江青一无所获而归。

  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①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7日。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②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2月30日。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③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月4日。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⑤唐闻生、王海容所写的书面材料,1974年3月14日。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⑥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⑦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⑧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页。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⑨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2月1日。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⑩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据王、唐写的追记材料(1976年10月17日)。

  毛泽东还批示:

  ⑾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2页。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二八、六、一九七六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

  “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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