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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高层领导剧烈差距内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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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高层领导剧烈差距内部原

  话说红四军打下龙岩县城以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由于远离中央,不便请示,只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解决。原来,6月8日前委曾在上杭县白沙乡召开有4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结果,刘安恭和林彪一番唇枪舌战,问题更加复杂化。会议召开前3个小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上,刘安恭发言说:“我们不能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约束。他没有去过苏联,当然也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关于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实际上是狭隘农民意识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东西。”林彪立即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即席发言:“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还有我,以及在坐的绝大多数同志,的确没有去过苏联,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相信党中央的领导,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同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我们不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吗?”刘安恭接过林彪的话题说:“林彪同志谈到相信党中央,执行中央的决定。我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意见。事实上,在对待中央的态度上,朱德同志历来是拥护中央,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呢?他总是自创原则,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林彪马上反驳:“我坚决反对刘安恭同志的意见!党中央远在上海,不可能完全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在战争条件下,情况瞬息万变。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关于具体工作的一些指示,不能说成是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刘安恭又说:“毛泽东同志口口声声谈论党领导一切,可是他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请问他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党的领导?”林彪一时语塞。刘安恭瞟了毛泽东和林彪一眼,继续说道:“我看红四军领导班子中,有一个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必须解决!”林彪勃然大怒:“你无权提出留毛留朱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他任前委书记是中央决定的!”此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陷于僵局。朱德、陈毅感到刘安恭的意见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关于留毛留朱问题的提出太过尖锐、突然,不利于前委和红四军的团结。但刘安恭毕竟是中央派遣干部,他的意见是否含有中央的倾向?因此,他们都保持沉默。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白沙会议解决前委和军委的工作关系问题,不想事情越来越复杂。刘安恭提出留毛留朱问题,而朱德、陈毅竟然不吭声,只有林彪一人奋起抗争。他感到痛心,甚至有些沮丧。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心情极为沉重地说:“刘安恭同志和林彪同志不必再争论下去了。我和朱德同志的去留,既然刘安恭同志已经提出来,那就提请会议决定。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仍然保留个人的意见:在机构设置上,军委与前委重迭。更重要的是,军委与前委分权。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原则。因此,我不愿留在前委工作,请求辞职。”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大家深感不安。毛泽东是中央委员,党的创建者之一。他领导了秋收起放,创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有过重大贡献。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整个党和红军内部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因此,绝大多数人对刘安恭的提议表示不满。结果,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毛泽东继续留任前委书记,陈毅恢复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改任新组建的第四纵队队长。但白沙会议后不仅没有停止争论,反而使党内争论公开化。会议的当晚,毛泽东彻夜难眠。林彪一直跟随着朱德,但在这场严重的党内的思想斗争中,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使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极佳。6月14日,毛泽东复信林彪:“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党的集中领导问题。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斗争,而是因为对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全力了。”6月15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想法。毛、朱两封信公开后,党内争论已在红四军内部公开化,并且开始影响了红四军的工作。
  
  7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内进行。由于毛泽东、朱德均不便主持会议,便由陈毅主持会议。他代表上届前委总结了工作,并对目前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这次会议达到消除分岐增强团结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目的。大会发言非常热烈,代表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别对毛泽东,朱德进行了批评。刘安恭建议党内实行完全选举,轮流更换负责同志。林彪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且批评朱德恢复军委是想脱离党的羁绊,指责他平易近人是拉拢部下。大家对林彪的发言也非常反感,认为他与刘安恭一样过于偏激,不够成熟。朱德赶紧站起来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当时身患疟疾,浑身酸痛,全身乏力,只在会上作了简要的解释。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并作出决议:肯定党管一切的原则,否定刘安恭的建议,并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口头警告的处分。毛泽东本身患病,缺乏医药,加之本次大会的结果出乎预料,感到心情郁闷,身体日渐病瘦弱,遂带着妻子贺子珍,请假去上杭县蛟洋湾养病去了。
  
  1929年7月,蒋介石见朱毛红军又在闽西壮大起来,遂令赣、闽、粤三省的地方军阀会剿闽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击破一面”的作战方针,并以张贞的闽军暂编第一师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会后,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率领二、三纵队转战闽中,一、四纵队则留在内线作战。在此期间,刘安恭不幸战死。红四军四处碰壁,不仅发动不了群众,打不了土豪劣绅,有时甚至连饭都弄不到吃。以前行军打仗,毛泽东经常给地方党团、苏维埃和赤卫队布置任务,安排他们去摸索沿途乡村基本情况,找出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劣绅,然后红军一到就加以打击镇压。这样,农民自然会随时提供情报,并且积极支前,帮助红军。军中没有毛泽东,人们不善于做地方工作,自然也就感到寸步难行。林彪对红四军七次党代会本来就不满意,此时见红军处境如此,加之中央2月来信的影响,他产生了悲观情绪。他特别看不惯朱德的极端民主化,事无巨细都拿到前委讨论,事先毫无准备往往讨论终日毫无结果。22岁的林彪年轻气盛,喜欢毛泽东的大刀阔斧和干净利落。他想,照目前这样下去,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红旗能够打得多久?8月底,红四军各路纵队又在白沙会师,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攻克上杭县城,歼敌2000余人,终于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红四军也得以补充和休整。9月,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会上,罗荣恒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林彪第一个举手赞成,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朱德这时也体会到毛泽东平日主张的正确性,他爽朗地笑着说:“这两个月没有润芝,我们吃的苦头可不小哇!人们都说朱毛红军,朱可是离不开毛呀!猪离开了毛可是过不了冬的。我赞成,把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声笑语。刚从中央调来的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看到毛泽东是众望所归,立即代大会起草一份《敦请书》,朗读后大家鼓掌通过。会后,朱德立即派人去蛟洋湾敦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十分高兴,经过两年的思想斗争,朱德以及红四军全体将士终于与自己融为了一体。但是,由于缺医少药,毛泽东病情仍然十分严重,无法出山。
  
  10月13日,临时中央命令红四军开赴广东,帮助东江的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着急,立即命人用担架把自己抬到龙岩参加前委会议。毛泽东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朱德赶紧扶他坐下,毛泽东有气无力地说:“同志们,广东去不得呀!广东的敌人力量很强大,我们党的基础很差呀!”前委们虽然有些相信,但中央的命令不可违抗。朱德只好决定四纵留守闽西,其他部队则随他远征广东。分别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紧紧地握着手,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由贺子珍陪着,转移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广东,刚到梅县就遭到粤军六十一师伏击,部队损失将近三分之一,不得不折回闽西缩编休整。此时,全军将士更加信服毛泽东的见识。11月24日,陈毅从上海返回后,来到毛泽东驻地,传达了临时中央再任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指示。原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向中央负责人特别是军委书记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和闽西的工作,红四军的争论,自己的看法。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安恭的作法,肯定了毛泽东和前委关于红军和苏区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通过几个月的思考,对于党、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的思想也日益成熟。
  
  11月2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乡溪背村廖家祠堂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天,古田大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群山披上银装,一支支鲜红的午时莲在晶莹的瑞雪映照下傲然挺立,预示着春天的来临。会上,陈毅汇报了上海之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建军思想和原则。大会通过决议,并且改选了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会后,红四军官兵认真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整顿思想,积极练兵,部队面貌为之一新。但林彪的思想仍然十分悲观。对于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他毫不怀疑,但他在冥思苦想更深更新层次的问题。1930年春节前夕他以祝贺新年的形式,给他极为崇拜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对根据地的前途深感担忧,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主张放弃“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放弃根据地,建议红军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然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接信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林彪是红四军的一员勇将,但他目前的悲观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革命对他自己都十分有害。他决心抓住林彪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元月5日,他在驻地的一间民房里,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000余字的复信。信中,他以一个革命导师和兄长的口气,深刻地阐述了在帝国主义争夺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苏维埃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艰巨性、长期性,以及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规律性,由于内外环境的差异各省革命先后胜利的可能性,建立根据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等等。末尾,他以饱满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对革命前景进行了描绘:“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性’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泛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亲腹中快要成熟分娩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完这封信,立即派人送给林彪,并要求红四军政治部将它油印出来,发至各个大队党支部组织官兵学习讨论。林彪看完毛泽东的复信后,深深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顿觉天地豁然开朗,信心倍增。但当他看到上面发下的油印公开信时,他不由傻了眼:我是出于对革命的深切担忧和对你的无比崇敬,才向你写信请教,你怎么反而抓了我的典型?林彪性格内向,不大说话,但并不等于他头脑简单。相反,自幼十分聪明的他,常常喜欢把自己锁定在脑海里遨游,去探索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他对于根据地前途的担忧,并非完全因为挫折和失利,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难能可贵的思索结果。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使很爱面子的林彪耿耿于怀。1944年,中共中央编印《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并将这封信在海内外公开。1948年2月28日,林彪从紧张繁忙的东北战场上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在这篇文章中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并避免国外种种不益的猜测。毛泽东考虑到党内团结和外部影响,遂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隐去了林彪的名字,删去了前面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内容。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


时间:2009-11-23 11:22:47 来源:不详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

到底在前委下要不要设军委,争论没有结果。于是采取投票方式来解决。总共41票中,36票表示不设,5票表示要设。最终红四军前委集体通过了取消红四军军委的决定。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白沙会议上唇枪舌剑,一场激烈的争论波及红四军全部高级干部。林彪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给失意的“巨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这一决定并没有能够消除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和激烈。这是由于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后引起的。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身处荒山僻壤,林彪疑团重重,写信向恩师求教,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月8日,红四军决定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马送给毛泽东。林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尚未开,林彪的来信让毛泽东感到宽慰。虽然在会上毛泽东不露声色,但在一周后即6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高层领导剧烈差距内部原因。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一、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⑿。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正是这位阅尽沧桑,厚道慈祥的老帅慧眼识英才,从奔腾的马群中发现了这匹俊美而孤独的骐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湘南起义后,参战部队和各县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三十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朱德对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3个“发生了动摇的最大组织原则问题”,也逐条表示了不同意见。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⒃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同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协商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有在江西“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债务、不武装工农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错误。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并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二七会议”后,在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十多年后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到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毛泽东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同这相反,“无党的地方,红军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不怕你作半个月也好,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⒄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显然,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线。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
  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把在白砂会议上表达过的观点展开进行论述。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3期上,全军将士都能读到。本来红军党组织内部对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现在于《前委通讯》上公开刊登,上上下下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③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④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⑤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2号),1929年6月6日。
  ⑥ 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⑨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⒄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⑦

  朱德不忍心再责备下去,放缓语气:“你打算怎样善后?”

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如何解决双方的争论,历史重担压在28岁的陈毅身上。陈毅一开头,就号召代表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清楚,想通过争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对敌。但此言一出,代表们又开始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

后来,陈毅宣布了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处分决定,并把处分决定写进了“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七大”上未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在红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无可避免会发生争论、分歧和经历曲折。陈毅在两位领导人发生分歧时采用“各打50大板”的做法,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七大”落幕前,通过了一个决议,并进行了前委选举。选举结果一半对一半,陈毅立即声明,他投毛泽东的一票弃权。关于这些,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说:“这次近乎‘夺权’的会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七大”不欢而散,但人散曲未终,分歧依旧,矛盾依旧。红四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但他走了,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下午三时,庆功宴会在三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也被化装成“国军”的起义军战士俘虏。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接着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人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是位沙场老将,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发起冲锋,兵分两路,向我军阵地穿插。一时间,兵锋锐不可挡。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拾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了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正式上报中央。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请战?”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只要一个连?”

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气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

  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军部领导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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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朱德也觉得意外,问道:“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朱德在漳平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当地的工农群众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又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他还召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代表,分别座谈,进行调查研究。

  面对诧异的目光,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然后,组织了漳平县工会、漳平县农民协会和城防第一赤卫队,并武装了城区赤卫队。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布置跳出外线,出击闽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两批离开漳平。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不妨一试。

  闽中,是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他有十几个团,上万的人马,还有个可造枪弹的兵工厂。他依仗着人多枪多,霸占着闽中、闽北和闽西二十多个县,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分庭抗礼。(18)当红四军人闽时,他的部队据守在各个县城里,以逸待劳。前委发动党员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群众对作战的意见。“朱德军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不与卢兴邦匪部交战。好在红军与卢部没有直接打过仗,还可以‘礼尚往来’。在大田县城附近,朱军长派出信使到卢兴邦司令部,称‘借道过境’,卢兴邦这个‘山大王’毕竟老好巨猾,怕我们‘暗渡陈仓’,借口‘本乡地僻土瘠’,没有答应。”(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围攻大田县城不克,又转入永春、福鼎一带。

  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正在睡梦之中的敌军仓促应战,乱成一团。林彪挥舞驳壳枪,领着部队横冲直撞,将敌军建制完全打乱。与此同时,耒阳县三千余农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攻城,上百门松树炮、土铳一起轰响,铜锣、牛皮鼓鼓得震耳欲聋,松明火光将城外照得一片血红。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这时,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温,病员急增,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二十天内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后,国民党当局立即从德化、安溪、华安等地调兵向红军进攻。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调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

  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一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缴获枪枝五百余支,可谓大获全胜。

  八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突然回师到漳平境内的杨美村驻宿。第二天。在当地农民带领下,从溪南后面的打鼓岭发动袭击,一举占领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劻旅一个团,击毙团副一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

  一口气还未喘匀,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令王尔琢带领三个连,兵分三路,直捣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挨户团总局。

  红军乘胜前进,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劻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当时,《时报》有一段报导:“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余猛袭漳平,宁洋也同时受袭。漳平守军以朱已远去,无戒备,且众寡不敌,应战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复陷漳平。”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在新市,不仅猬集着常备队五百余人,还有从郴州、永兴等县逃来的地主豪绅上百人。他们在新市修筑了成群的炮楼,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此地易守难攻,王尔琢准备亲自带队去取新市。

  (20)

  朱德有心考验林彪,对王尔琢说:“派七连去。”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一带活动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个乡镇,近百个村庄。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一律住宿在词堂、庙字、桥亭、市场等公共场所,买卖公平,一律付现款。有时用了群众的东西,群众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钱。有的红军战士用了杨美一家粮店的米,老板不在家,就在墙上写下:“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有些红军战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铜板和银毫子。

  林彪率领第七连在李天佑一千余名农军的协助下,将新市街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了一天,外面的攻不进,里面的出不来。林彪心生一计,命令农军四面放火,一时间,烈焰冲天,防守的团丁、居民担心房子被焚,纷纷放下武器,忙于扑火。林彪下令吹冲锋号,南北对进,一路突进北门攻打常备队队部,一路突入南门,焚烧大地主黄宾虹的老巢,然后四面开花,各个击破敌人,顺利拿下新市。

  当地人民群众盛赞红军战士纪律严明。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是个做大事的材料。更为难得的是,林彪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拾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己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剩八月底,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结束了。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军官和耒阳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时间只有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对于这个任命,军中颇有怨言。有人提出,林彪先败后胜,至多功过相抵,如何能破格提拔,比他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二营之中,也是怪话连篇,说跟着厨师不挨饿,跟着娃子有奶吃。朱德听到这些反应后,付之一笑,他知道,军人最看重的是胜利,能打胜仗自然服众。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四天后,战争便给了林彪一个扬威服众的机会。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3月16日,李宜煊命令副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从衡南方向突袭耒阳。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所率的三个连。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那时盘踞在上杭城里的是卢新铭部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是上一年长岭寨战斗中被红四军打败后逃到上杭的。

  军情如火,重任如山。

  九月十八日,朱德率红四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余人秘密向上杭运动前进,前委会作了周密布置,同城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要求各地赤卫队配合攻城。第二天,朱德带着有关人员登上山头,仔细察看地形,制定具体的攻城方案。红军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当地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第一纵队攻西门,第二、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纵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攻东门,另一部分赤卫队佯攻南门。

  全军都把目光投向刚刚度过二十岁生日的小将林彪身上。

  战斗打响时,卢新铭部还蒙在鼓里。当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和土枪进行轰击,同时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卢部分不清真假,只得扼守城池,胡乱放枪。当第一纵队的炮火把守军的主力引到西面后,第二、三纵队立刻在北门发起猛攻。朱德在北门外一个小高地上指挥作战。红军战士架起云梯,翻入城内。当卢新铭发觉中计,调兵增援北门时,北门已被突破,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入城。朱德也随军进入上杭。这次战斗,除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从南门冲出重围逃走外,城内守军全部被红军俘获。二十日,朱德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主持召开了上杭军民祝捷大会。

  林彪的确与众不同,他的感觉不是沉重,而是兴奋。长期以来,他都是跟随别人冲锋陷阵,从未单独发号施令,现在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他一心要打个漂亮仗。这种任务越重,对手越强,斗志越旺的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红四军打下上杭,不仅粉碎了三拾会剿”,而且又为红军争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红四军人数发展到七千人,每个纵队由两个支队发展为三个支队。

  林彪手下三个连合计只有二百七十余人。营部讨论战法时,大多数人都把重点放在固守待援上,唯独林彪口出狂言:“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营部参谋本来就不太服气,反唇相讥:“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蚊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夭,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

  林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正在这时,广东的政治局势又发生重大的动荡。九月十六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鉴于时局的变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21)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22)“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23)“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24)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25)省委还派谢汉秋前去巡视工作。

  耒阳县委一声令下,李天佑带领八千余农军与二营一起来到敖山庙。

  朱德对进军广东原来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这年四月十五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他又说: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26)但这次福建省委说是中央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而且两广军阀混战的爆发看起来似乎确是一个机会。

  林彪视察地形后,更加胸有成竹。他将指挥所设在敖山庙内,命令三个连分作两路,一路埋伏在敖山河的桥头,一路埋伏在敖山圩,耒阳农军也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油茶山上。

  这样,他们虽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16日下午五时许,敌先头部队陈壁虎一个团逶迤而来,陆续进入伏击圈。陈壁虎见一路上风平浪静,远望敖山圩除了三五个农夫犁田点种外,没有任何异常,遂下令部队休息待命,自己带着几个卫兵向敖山庙走来。林彪见时机已到,朝天一枪,两路设伏部队从桥头和山圩包抄过来,子弹像喷射的火龙朝敌群倾泻,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敌人。陈壁虎慌忙命令部队向两旁山上撤退,抢占制高点。没等爬上山坡,李天佑帅旗一挥,几百门松树炮迎面将敌人轰得人仰马翻,八千余名农军刀枪并举,从丛林中杀出。陈团调头向山下跑,又与林彪率领的起义军迎面相撞,双方杀作一团。只用一个多小时,陈团一千余人悉数被歼。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来巡视的谢汉秋抵达上杭。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前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陈毅去中央未返回四军,而毛泽东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红四军领导力量单薄,希望中央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27)从十月十五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跟着陈团后面的李力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以为陈团遇上了小股农军,督促后续团往前赶,等他们来到战场,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着的都是陈团士兵的尸体。而战场上,除了地上的死尸,竟然没有一人。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刚进入粤东,有着较强战斗力的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就从潮汕开往韩江上游堵截。红军在广东的第一仗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后,获悉刘安恭指挥的第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人闽以来未有之损失。”(28)在失利的情况下,红四军改变原有计划,转攻梅县松口。这时,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军不得不取道蕉岭,转平顺、五华,以便引诱粤军到赤色区域内加以消灭。

  正在李力诧异时,突然间,松树炮像一阵骤风,喷射到面前,数不清的士兵从道路两旁和丛林之中钻出来,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力以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队,急忙下令敌军撤退。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

  耒阳是林彪的福地。他在这里一战出名,不仅令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还赢得了朱德的青睐。他像一枝钻出水面的小荷,虽然甫露头角,但给人以新鲜灵动的印象。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可惜,对于发现他的“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对红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间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朱毛会师后,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在次日抵达蕉岭,经侦察得知梅县城内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队。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春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龙江书院。

  二十五日,红四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红军人城后,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前委与县委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但第二天粤军三个团突然句梅县猛烈反扑,红军碎不及防,被迫撤至丰顺边界。这时,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东江地区原来留有蒋光鼐部两旅,陈济棠又将蔡廷锴部从梧州调回东江,力量对比红四军日渐不利。

  1928年4月28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但前委那时又接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于是又决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事实上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红军“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大紧,敌遂凭城死守”,(29)加上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任务,使第三纵队陷入孤军作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小时,仍不能攻破梅县县城。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两双巨手握在了一起。

  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原来在上杭收编的俘虏兵大部分逃走了。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失败,首先是由于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想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朱德后来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

  对于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作为毛泽东身边联络员的何长工记得十分清楚。他回忆会师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

  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书院时,朱德连忙偕同陈毅到门外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30)他还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31)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孤军深入,缺乏群众配合,并没有弄清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快走进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样热烈,那么深情。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红四军大队撤离东江地区,经赣南的寻乌回师闽西。十八日,到达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

  当毛泽东、朱德的两双大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绘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后,前委写信给毛泽东并告诉他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口头指示的精神,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5月4日,两支革命武装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远近山坡上杜鹃花开得一片火红,砻溪河两岸的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一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演讲。陈毅宣布两支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毛泽东的健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此时的林彪,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32)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信向中央报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是星星,总有闪亮的时候。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和东江特委代表也赶来参加。这次扩大会议除同意官庄会议的决议外,更深一层地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认为如不加紧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会议认为:“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定能“打破会剿局面”,求得“出路”。(33)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八月失败”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红四军中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会议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还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在新泉的望云草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

  毛泽东、陈毅为了解部队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到连队座谈,同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内情况的调查,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各级党代表的会议。

  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他还带领一些干部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力起草红四军“九大”的决议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中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他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在新泉整训期间,前委得知国民党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十二月中旬,金汉鼎部再占长汀,向连城新泉一带逼近。前委为了集中力量开好“九大”,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来犯的敌军,其余部队向苏区中心后退一步,以便安全地举行“九大”。

  革命的力量来之不易。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这时移驻上杭的古田镇。古田是上杭县北部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三条大道与外界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矗前委选择在这里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比较理想的。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王尔琢当场牺牲。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会议地点在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还作了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个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最后,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决议案等。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34)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有毛泽东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红四军“七大”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会前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人们常说的“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35)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导下,红四军内部消除了意见分歧,统一了思想。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这支军队,踏上新的征途。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当古田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步步进逼。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十四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形势非常严峻。朱德、毛泽东决定利用三省军队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打破这次“三省会剿”。

  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王尔琢的倒下,换来了林彪的升起;王尔琢不死,林彪的历史或许是另外的写法。

  这时,红四军面对一个严重问题:给养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敌人“过年后,即开始分道向赤色区域进攻,红军已定了计划,于最近分别来破敌人,但有一当前人问题,即是全军给养,业己告罄,当此敌情吃紧之际,若不能等数日内筹得一笔款子,??则在闽西久顿,将生困难。”(36)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由古田北进连城,准备在这里筹款。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他附近诱敌,掩护主力北进。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到距古田五十里的庙前时,获悉国民党军队已步步进逼:在长汀和上杭的赣军金汉鼎部准备进攻庙前、新泉;在龙岩的闽军刘和鼎部已向西进至小池和大池附近,准备进攻古田;粤军陈维远部已北进至永定、武平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朱德从容不迫地仍按原定计划率部在一月六日赶到连城,立即着手筹款。两天后,赣军从新泉跟踪追到连城县境,切断了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同暂留古田的毛泽东部之间的联系。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和红四军其他领导干部对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如果红四军在这时离开闽西转入江西,可以迫使这次“会剿”主力的赣军金汉鼎部回援江西。这样,闽西受到的敌军压力便会大大减轻,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可以得到巩固和扩大,对闽西的工作是有利的。而红四军进入江西后,又可以打通闽西、粤北、赣南三角地区的联系,扩大革命根据地。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根据这个分析,朱德在同毛泽东联系后,果断地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移师江西,威胁金汉鼎部后方,调动赣军回援赣南。一月九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宁化向江西急进。次日到达宁化。从缴获的金汉鼎命令中得知,国民党军队这次“三省会剿”计划原来准备分七路围攻新泉,并约定在一月四日同时出动。由于红四军已离开新泉,结果扑了个空。

  一、上门板;

  由于军情紧迫,红四军主力在宁化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向西翻越武夷山,冒着严寒,日夜兼程,进入江西石城县境。在石城,朱德宣传红四军在闽西开辟的大好革命局面,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一月十六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广昌县城。攻占广昌后,已有可能继续向北推进,再克南丰、南城、临川(抚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红四军的目标是尽快打通闽、赣、粤三省的联系,并同中共赣西特委、江西红军第二和第四团会合,朱德决定不北上进攻南丰、南城、抚州,而是向西开赴宁都的东韶地区,准备在这里小憩两日后,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这时,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北进,经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县境,西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在一月二十四日来到东韶地区,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二、捆铺草;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后,参加“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顿时失去了目标。闽军发生内江,纷纷撤离闽西;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把主力撤回赣南;粤军见闽军和赣军都已撤走,也随着撤离闽西。闽西的地方红军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县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就一无所获地被粉碎了。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东韶地区会合后,立刻决定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预定分兵十五天。这是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分兵,各纵队都按照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开展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和第三纵队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先后攻克乐安、永丰。第四纵队发起宁都战役,歼敌三百多人,占领宁都县城,并帮助中共宁都县委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发展苏区。

  四、借东西要还;

  这时,蒋介石同控制着晋、察、冀、绥和平、津六省市的阎锡山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原大战已一触即发,因而将第七师由江西调往皖北,在江西境内只留下第十二师、第八师两个旅和第五十师一个旅,兵力大大减弱。而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却发展壮大了。一九三0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等地方武装,在东固地区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同年七月改称第三军),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不久改为陈毅)为政治委员,在吉安到泰和一线的赣江两岸活动。红五军主力也由湘鄂赣地区开到赣西南的吉安、泰和一带活动。

  五、损坏东西要赔;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促进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在吉安的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朱德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三项任务:“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37)为了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原由中央任命的指导红四军及它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的任务,统一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湘鄂赣、闽西、东江地区的工作。同时,调整了前委的组织,由十六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星源五人为常委。红四军成立军委。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由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全面展开分田运动。

  七、买东西要付钱;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次联席会议时说:“一九三0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38)根据“二七会议”的精神,在军事行动方面,前委计划集中兵力夺取吉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二七会议”刚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四军由藤田地区向吉安推进,同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会合,准备先占吉水,后取吉安。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蒋介石得知朱毛红军逼近吉安,急忙命令成光耀旅死守吉安,金汉鼎部伺机占领宁都,湘军朱耀华旅开至乐安,戴岳旅在南丰、乐安之间集结。同时,急调湖北的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匆匆赶到江西,在二月二十日到达吉水县城至乌江镇一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形成包围圈,形势骤见严重。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朱德、毛泽东分析了这一态势后,认为红军不宜继续向北推进。吉水地处乌江北岸,不易涉渡。这一带又是当地地主掌握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活跃的地区,红军不便在此作战。于是决定放弃原来攻占吉水的计划,改为诱敌深入、相机歼敌,将全军撤至富田休养待机。唐云山部发现红军向富田撤退,不知是诱兵之计,当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还在原地未动时,便孤军深入,分三路向富田冒进。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开始投入战斗。他们以一部兵力从侧后迂回,牵制右路和中路敌军,集中兵力向进至水南的左路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役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大部,旅长唐云山被击伤,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武器很多。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这是古田会议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后来,朱德在谈到这次战役时说,“蒋介石派唐云山一个旅二十四个连,还附有炮兵来攻我们这样多的人,我们先诱他到了吉安的富田,然后拿一部分兵力;由左面绕包直夏,正面一打就缴了枪了。正在需要枪的时候,又阔起来了,人也得到了补充,迫击炮什么都有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会合,一方面又有人送来这么多财富。”(39)这一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打垮唐云山部以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水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联席会议决定,红军经广昌入福建建宁,取得给养补充后,再看事态变化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根据这一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三月十日到达东固,准备向广昌开进。这时,获悉兴国和雩都(今于都)一带没有敌军。雩都北乡群众正准备攻打上围子里的靖卫团。朱德、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去广昌,而乘兴国、雩都一带空虚之机移师兴国。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到兴国后,又得悉原驻赣州的金汉鼎部已全部调往福建去打地方军阀卢兴邦,赣州空虚。朱德、毛泽东于是决定留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兴国发动群众,红四军准备“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乘虚攻打赣州。但进攻赣州的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本来,“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40)守军数千人,凭险闭门拒守。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三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从东门、南门、西门三面发起攻击。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由于守军顽强抵御,加上城周围有二十余里大河环绕,无法靠近城墙,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只得撤围。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指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又指出:“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卢兴邦部——作者注)进占福州。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41)鉴于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一时无力顾及南方,金汉鼎部主力又已入闽。《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势后,提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以三个月力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赣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时实行分兵的意义:“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犯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42)朱德、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经验教训的训令,从这次没有能攻下赣州城的原因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准确;二是对地形未预先观察;三是事先未充分准备;四是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是战场报告不确实;六是不按时实行总攻;七是部分指挥官指挥不适当。训令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召开军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报告司令部。(43)为了实现第三号《前委通告》的分兵计划,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南康县的唐江镇等地,第三纵队回宁都发动群众并开展游击战争。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唐江镇以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并发布《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要求“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强调:“凡违犯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44)这时,赣军金汉鼎部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来进攻红四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经过激战后,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在大庾,朱德、毛泽东先后召开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庾、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六县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朱德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并建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四月一日,红四军在赣粤边境的梅岭关同粤军一个团遭遇,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于当天攻克粤北重镇南雄。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朱德、毛泽东在南雄得知赣军金汉鼎部发生兵变,认为这是打击敌人、扩大赤色区域的有利时机,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后进驻信丰和会昌。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到会昌后,朱德除指挥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参加在会昌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会见雩都盘古山矿工和靖石的农民三百余人,指示他们组织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会昌县的筠门岭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为了打通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联系,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和寻乌县的红十团,攻克寻乌的澄江,俘敌一千余人。接着又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通往闽西的道路。以后,以寻乌为中心,在江西安远和广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由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提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45)从此,朱德除指挥红四军外,还指挥红五军和红六军作战。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到五月间,古田会议召开已近半年。为了总结近半年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出红军管理教育的六条原则:第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二,干部要深入群众;第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六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三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分田运动,赣西南的农村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都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没有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变化。闽西的分田运动早已开始,当红四军回师赣南、迫使国民党军队结束对闽西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于恢担任主席;组建了红十二军,由伍中豪(后改罗炳辉)任军长,邓子恢(后改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一九三0年五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六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妇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46)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历时半年的转战,扩大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同时,在转战中,发展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为以后实现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28年5月,林彪自从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如同山中湿雾在井冈山蔓延散开。有的干部们就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

  1968年,林彪重返井冈山,远眺竹林云海,近聆流水潺潺,一时兴起,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并送呈毛泽东阅: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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