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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第十五章血战湘江,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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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第十五章血战湘江,第五章

  一个要保存实力,一个要顾全大局,破围部队军政首长展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风头正劲的学生对老师,既不服管,又不服软。

  长征,是人类史上的伟大创举。但当时它却是红军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谋取生存的大规模战略转移,最初的目标是跨过湘江,与湘鄂西的二、六军团会师,去开展新局面。行动仓促,也出于保密,为什么转移,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没有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动员。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及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油榨坪。路上,当聂荣臻登上越城岭的峰巅时,举目西望,呵!一层山接一层山,像大海的波涛,一浪一浪地铺向天际,西斜的夕阳给一眼望不到边的群山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色,让人真有一种置身于海边的感觉。他不禁惊叹了一声:呵呀,怎么这么多的山呀!自己的家乡也有山,江西也有山,可是都比不上这里的山海。

  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他玩了个新花样,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下令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诱惑并消灭红军于湘江之畔。薛岳和周浑元正率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尾追红军。这样,何键就辖有16个师约30万兵力。蒋介石还命令广西和广东军阀部队共9个师,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的全州、兴安和灌阳地区予以歼灭。

近来,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林彪的书刊开始大量增加,人们对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曾几何时成为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林副统帅”,到头来落了个折戟沉沙命运的人物充满好奇。复杂的历史背景必然造就复杂的历史性格,历史上看,林彪几次在重大紧要关头表现出游移、骑墙和摇摆,但也许是由于他善于见风使舵,也许是毛泽东对他的宽容与厚爱,总之,他都偷偷地滑了过去,竟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从一个角度展现了他的另面人生。

  红一军团指挥部险些被包饺子。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用驳壳枪顶着耿飚的脑袋:“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一军团10月17日以后陆续离开瑞金以西地区,跨过了于都河。出发前,军委拨给两个补训团,军团总兵力达1.98万人。

  在以后的一段时日里,他是在担架上度过的。由于过九峰山时脚被刺破感染化脓,经过血战湘江以后,就再也无法走路骑马了。如今钻进山里,就在一个壮族老乡家里,由戴济民医生为他开了刀。他躺在担架上,有时和部队一起,有时在中央纵队。那担架是用两根竹竿作骨架,中间结上绳网,他躺在里边,不是上山,就是下山,难得走那么一点点直路。天上的云朵在他的眼里晃荡着,看着看着,他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更多的时间,他在焦心地思索着,思索着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思索着红军今后的命运。在这段行军中,聂荣臻有机会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起。

  蒋介石的这个部署是很费一番心思的,让地方军阀来统一指挥他的嫡系部队还是头一次。所以,何键在湘江之战上是很卖力气的。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 毛泽东与林彪

  湘江苦战,血流漂杵。负责阻击湘军的红一军团伤亡惨重,林聂第一次不敢打包票。朱德向全军发出最后的动员令:“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第十五章血战湘江,第五章破围先锋。  夕阳西斜,聂荣臻缓步走出军团指挥部。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面前,他也不慌不忙,来到于都河畔。部队一队队从桥上走过,攀上对面馒头形的山包,多少人在频频回首。他走上桥。河水哗哗地从桥下淌过,蜿蜒远去。他感到,干都河里流淌着苏区乡亲们的乳汁,抚育和壮大了红军。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被敌机炸伤,伤口未愈,一直在担架上随队长征。聂荣臻初到苏区时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与王稼祥一起共事。王稼祥虽与王明、博古是莫斯科的同窗,但他来苏区较早,有与毛泽东合作的经历。他从切身经验体会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正确。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不同意排斥毛泽东。现在,他与聂荣臻不约而同地思索着同一个问题。白天晚上,两副担架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时常在一起。他们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长谈,全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11月14日,何键下令:第一路刘建绪约4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第二路薛岳5个师由茶陵、衡阳插零陵,这两路是堵截红军去湘西;第三路周浑元4个师,第四路李云杰2个师在红军后面追击;第五路李韫珩1个师在红军南侧,配合粤军行动,粤军4个师在粤湘桂边截击红军。桂军5个师已先期占领全州、灌阳、兴安等地。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会理会议前后的林彪,表现出明显的摇摆不定。

  骨岳血渊换来黎明的曙光,毛泽东重掌中枢。遵义会议后,下台的李德想起了“友好”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结果被气得半死。

  干部河,苏区的河,连结着苏区乡亲们的心,也连结着聂荣臻对苏区人民的无限眷恋之情。他开始爬山,又不断回首,终于到了山顶。再往前,还是苏区的土地,但看不到瑞金了。他在山顶上伫立良久,怀着激动的心,眺望那熟悉的景物。于都河在如血的夕照中变成一条金线,村庄披上灰色的雾霭。

  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严重决战!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林彪和聂荣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毛泽东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村头,河边,乡亲们目送着子弟兵远去。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过了第三道封锁线后,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还将是在前面开路。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一向对林彪青睐有加的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聂荣臻想起进苏区时的情景。那心情与眼下的心情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单骑,明月,静谧的村庄,留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他是那样兴奋,急不可待,一鼓作气从闽西跑到瑞金。他想起率领着一军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转战于纵横数十个县的广大地区,多少次跨过于都河,两年又10个月的峥嵘岁月,这一切都将变成往事了。很快这里将变成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群众将会遭到什么劫难,他感到忧虑和痛心!

  聂荣臻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①他们谈了很多很多。这一段行军,他们是没齿难忘的。在壮族的茅屋里,在荒无人烟的山岭上,他们遥对星空,推心置腹,商讨着拯救全党全军的大事。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1月20日,林、聂命令二师长途奔袭占领道县,阻止零陵的薛岳部队向道县前进。道县位于潇水西岸,是一个大渡口,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必须在第二天早晨拿下来。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消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这年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疟疾折磨后,体质十分虚弱。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憔悴不堪,看上去很令人难受。但是,比疟疾更为难受的是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表面上平静自如,内心却忧心如焚。

  他策马向前。嗒嗒的马蹄声,把落日的残照,群山环抱的小平原,还有小平原对面一座山头上的古塔全部留在背后了。

  王稼祥在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是有特殊功勋的。陈毅曾经把他比做楚汉相争中的韩信:在楚则楚胜,归汉则汉兴。王稼祥是从“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他说话更有说服力。聂荣臻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特意提到担架上倾心相谈那段经历,谈到王稼祥不可磨灭的功勋。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9月27日聂荣臻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说:“王稼祥那个时候的确是拥护(毛)主席的。”聂荣臻的谈话,使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危难之中深受感动,十年动乱结束后王稼祥还专程登门向聂荣臻致意。

  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四团、五团。四团正面攻击,五团迂回。四团和五团接到命令时,离道县还有100多公里路。

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战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金秋十月,温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林彪、聂荣臻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老师。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虽然大家心情沉重,但红军的行军队伍是整齐的,一个个全背着江西的斗笠。可如果搞一个高空投影,那就不难发现,总体队形是多么笨重。它仿佛是一乘“轿子”,红一军团从左翼伸出,后面跟着红九军团,红三军团从右翼伸出,后面跟着红八军团,4个军团从四面护卫着中央和军委纵队。红五军团作全军的后卫。中央纵队是整个队伍的中枢神经,显得那样累赘,连印纸币的笨重机器都带上了,行动难免过于迟缓。林、聂曾议论过,这样笨重的行军纵队,于军事行动十分不利,为此感到忧虑。

  12月10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红军在通道休息了一天,继续西进,目标还是企图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人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已在湘西陈兵几十万,布置好了又一个口袋,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西入贵州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没能说服博古、李德等人。

  他们经一昼夜急行军,于22日拂晓时刻赶到了道县敌人的鼻子底下。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则坐守防御,基本闲置。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呀。”

  10月21日,林、聂派一师袭占新田,二师六团袭占金鸡,又于次日占领版石圩,突破了敌人的堡垒线,粤军一师退守安西,红一军团乘胜追击,与在右翼行动的三军团同时追至安西城下,顺利地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一道封锁线的胜利突破,与过去和粤军签订的秘密协议有关。粤军将领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①,没有作认真的堵截。

  12月14日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

  部队组织了精干的夺船小组,在晨雾掩护下,凫水过河,从河对岸夺得船只,搭起浮桥,迅速抢占东北两门。这时,二团从潇水上游过河。他们完全控制了道县,抢在薛岳部队的前面占领了咽喉要地。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林彪腼腆地一笑:“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红军突过第一道封锁线,便是陌生的“白”区了。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243页。

  再往前便是汹涌的湘江了。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因为如陈云所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军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设了第二道封锁线。林、聂命令二师六团以长途奔袭,一举夺得广东省仁化县城口。在右翼行动的三军团则包围监视了汝城。这样,红军便在城口到汝城之间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离开通道城以后,聂荣臻归队了,仍旧坐在担架上。他不放心部队。在新的进军中,一军团走右翼,进入贵州境内。12月15日,林、聂指挥六团与三团抢占贵州黎平,敌王家烈部一个团望风披靡。

  国民党军的20个师正在缩小包围圈。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①《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89年3月第1版。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人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西进乌江、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这样,就使敌人在湘西集结重兵,阴谋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落空。

  湘江对岸,有一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国民党军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的丘陵地上修建了140多座碉堡。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沉默了一会,聂荣臻忍不住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就不那么容易了。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时,红一军团继续前进。12月18日,在往剑河前进的途中,林、聂接到军委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不久,收到了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决定。红一军团集合师以上干部,由聂荣臻传达这个决定。

  11月25日前,出现了一个对红军十分有利的契机:桂系军阀白崇禧害怕红军夺取桂林,突然将扼守湘江北岸全州、兴安一线的桂军撤防。而湖南军阀何键也怕红军深入湘南,不愿湘军主力前往接防。这样,湘江防线便出现一个缺口。虽然中革军委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但仍为坛坛罐罐所拖累,行动迟缓,丧失了这个稍纵即逝的良机。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这时,蒋介石己窥知红军的去向,命令在江西、福建的嫡系部队尾追,命令粤军、湘军从南北两翼向红军压迫。

  从此,红军改变进军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了的口袋里钻,而是向遵义挺进。

  林、聂率领二师从道县向湘江前进,留下一师守住潇水西岸,等待后卫部队红五军团。27日,一军团先头部队先从左翼渡过湘江,抢占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28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湘江,一军团把界首移交给红三军团。29日,一军团大部队也渡过湘江,拟前出抢占右翼要点全州。

对于林彪此举,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曾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他的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转移的方向和地点连军团一级的首长也不知道,所有计划都放在李德的行囊里。10月中旬,中央红军近十万人马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含泪辞别赤都瑞金,向谁也不熟悉的地域行进。

  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在执行任务中,聂荣臻坚决执行命令,率部占领制高点九峰山。

  去遵义,要先渡乌江。红一军团奉命突破乌江天险。

  抢占全州,晚了一步。侦察科长刘忠带领便衣侦察队在主力行动之前,来到全州城下时,还是一座空城,而五团赶到时湘军刘建绪的部队已抢先占领。红军首脑机关的迟缓,使部队失去了很珍贵的时间。倘若五团先期占领全州,则可凭城据守,对红军有利,不致在刘建绪的进攻面前那样吃力。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

  国民党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吹嘘它为“钢铁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封锁,最最要紧的是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命令部队成甬道式队形前进,其中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左、右双翼,五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

  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出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红军发动袭击,以掩护中央纵队在九峰山至五指峰之间通过。林彪则不想占领九峰山,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如乐昌得手,自然可以防止粤敌从那里对中央纵队进攻。对于林彪只顾本部队不顾中央和其他部队安全的侥幸心理,聂荣臻坚决反对。他对林彪说:“那可不行!我也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和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也有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跑过乐昌就算完。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坚持按中革军委的命令行事。

  在尔后的行动中,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取道江界河渡口;一师由林、聂率领,取道回龙场渡口。

  林彪、聂荣臻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着即将展开一场恶战的战场:远处,相隔8公里是被敌人刚刚占领的全州。这是江边唯一能够设防的县城,连接全州的桂黄公路,穿过他们所在山头的脚下,往南延伸而去。一座座山岭连成的丘陵线与这条公路成“十”字相交,交会点就是他们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名叫脚山铺。在公路两侧,有几个小山头形成的两公里长的山岭。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300米),其余山头全都200来米,山上长着稀疏的小松林。从这一道山林到全州之间全是开阔地。他们决定,就利用这约4公里长的山冈线作为军团的阻击阵地,并立即召集干部看地形,先把二师部署在公路两翼的山上。

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建议派二师师长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荣臻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部队按既定路线前进了。聂荣臻忠实地履行了一个政治委员的职责。

  12月底,红一师进抵回龙场渡口。新年到了,倘若在往年,总要举行联欢,而今年过年,林、聂给指战员们出了个题目: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叫大家讨论。

  这样,红一、三军团就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30公里地的湘江两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面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日趋严重的局面,李德的瞎指挥使红军继续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湘江一役,使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人。红军广大官兵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达到顶点。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对博古、李德也是颇有怨言。

  由于大量辎重物资随军行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四五十里路。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二道封锁线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红军面临绝境。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展开,在湖南境内良田至宜章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阻遏红军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经判定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急令其嫡系部队长途追击,同时,广东敌军也利用铁路之便超前堵截。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红一军团的两位军政首脑之间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

  二师师长侦察回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了敌人。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在红军后面,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尾追进入贵州,到达黄平、施秉、镇远一带。迅速强渡乌江,成了红军的紧迫任务。

  这一区域,有4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纵队也已于27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地,轻装急进一昼夜可至,但中央纵队仍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80公里的行程竞走了4天。为了这4天,红军广大指战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5年1月2日,红军占领遵义城,它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中等城市。在此之前,我党高层包括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已达成共识,认为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红军军事领导问题。会议是在遵义城召开的,史称遵义会议。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根据情报,广东敌军正兼程赶往乐昌。林彪于是决定,带领红一军团不占九峰山,拣平原地区走,一下子冲过乐昌。

  11月6日下午3时,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亲自侦察敌情,在电话上他假装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附近的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话。敌人的民团团长当然想不到和他通话的是红军,还问林彪红军到了何处,说前天粤军邓龙光部3个团到了乐昌,1个团今天开往九峰山去了。林彪放下电话,赶紧命令二师四团,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四团深夜奔袭,一鼓作气抢占九峰山,时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他们在九峰山激战一天,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的任务。

  聂荣臻由人抬到江边隐蔽地点,和林彪一起组织干部看地形。

  左翼,白崇禧在判明红军意图后,指挥他的5个师回过头来,占领灌阳和兴安。自11月27日起,红三军团在左翼与桂军激战几天几夜。

遵义会议是1月15日晚饭后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内宣布开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军政主要首长参加会议。博古是会议的主持者,又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与他相反,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很快便获得了与会者的谅解。

  “那怎么行呢?”林彪的决定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除了派四团占领九峰山,林、聂还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西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1935年1月1日,白茫茫的云气笼罩着水流湍急的乌江,笼罩着两岸的竹林,风在山谷中呼啸。一师一团组织火力压制对岸敌人,指挥8名勇士乘竹筏偷渡,没有成功,以后趁夜幕从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先渡江的勇士掩护全师及红九军团,至1月4日全部渡过了乌江。

  右翼, 29日,刘建绪以其4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红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双方激战正酣时,红一师渡过湘江,部队疲劳极了,但林、聂为了完成掩护红军渡江的任务,不得不命令他们立即投入战斗。

毛泽东一改过去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作了发言。他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毛泽东十分策略地避开政治路线,不提政治错误,只提军事错误。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见聂荣臻反对,便陈述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你放心。我估计敌人还没到达乐昌。”

  山路崎岖,大雨滂沱,饥饿寒冷,军情紧迫,整个行军十分艰苦。

  1月2日,在军委先遣队队长张云逸指挥下,二师四团在江界河渡口也强渡成功,并架起了俘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部队由此渡过乌江。

  南北两翼的敌人企图占领一、三军团已经控制的30公里宽的走廊,封闭包围圈。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但是,我们的两条腿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速度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后面的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没有让步。

  聂荣臻有马,但像许多部队领导人一样,把马让给病员骑,他经常徒步行军。

  1月6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

  30日,红一军团展开了全面阻击。一师二、三两团阻击,一团作预备队;二师四、五两团阻击,六团作预备队。敌人前锋是十六、十九两个师,拂晓即对尖峰岭和美女梳头岭进行第一次冲锋,被击退,立即又组织第二次冲锋。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要诀。我是军事首长,可以机断行事。”林彪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部队在山路上拥挤不堪,速度缓慢,而国民党的尾追部队迫近,湘军和粤军从南北夹击过来。

  同一天,二师六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向遵义进军。六团先歼灭城外1个营的敌军,然后化装成敌人出现在城下,诈开城门,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3个团的黔军溃逃。次日凌晨,二师全师进入遵义。

  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在10几架飞机掩护下攻势越来越猛。战至下午,一师米花山防线被突破,接着又失去美女梳头岭,只剩下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迂回进攻,一师向西南水头、夏壁田一线退守。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不行。”聂荣臻加重了语气。作为政治委员,他深知这一行动执行后的严重后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

  红一师完成了抢占白石渡的任务。

  遵义城披着金灿灿的霞光,迎接它的客人。聂荣臻陪同总参谋长刘伯承进了城门。硝烟刚刚熄灭,有些店铺就开始营业了,柜台上摆着桔子、蛋糕、云烟、茅台酒。近一个时期老在人烟稀少的山中行军,乍一走进贵州第二大城市,他们确实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师五团尖峰岭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用警卫员的枪对着自己的头颅抠动了扳机。二师主力为了守住黄帝岭,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夜色悄悄地来到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为了避免遭敌包围,二师也后撤了。一、二两师又于湘江西岸构成了第二道阻击阵地。

遵义会议之后,在会上遭到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参谋长左权提议暂不行动,先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再定。

  在右翼行动的红三军团先后占领湖南省郴州的宜章、良田。

  刘伯承、聂荣臻来到二师师部。这支攻克遵义的部队正在解背包,准备休息。

  红一、三军团从两翼艰苦阻击,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且战且退,红军赖以西进的走廊越来越窄。可是,红军首脑机关过江的行动仍十分迟缓。

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聂荣臻同意了:“派人侦察是可以的,但是部队必须按照军委命令向九峰山推进。”

  11月14日,主力红军在宜章、良田之间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转入广西,向湘江挺进。一军团因执行掩护任务,成了后卫,于15日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眼下还不能休息。”刘伯承参谋长说。“需要立即派出部队追击从遵义逃出的黔军3个团,占领娄山关、桐梓,以屏障遵义。”

  30日入夜,红一军团军团部在脚山铺南面的一个小山上布置了指挥所。

遵义会议红军虽然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但军事形势仍不容乐观。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40万兵力,组成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

  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侦察连前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看见大批敌军。正在这时,麻坑圩敌军逃跑时没来得急撤走的电话响了,林彪习惯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事?”

  经与二师领导人商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四团。

  四周的枪声不像白天那样激烈了,但还是不时地响着,显得十分凄厉。红一、三军团指战员为掩护红军抢渡湘江,几天来人不解甲,马不卸鞍,连日苦战,已经十分疲劳。可此时此刻人人都担心党中央、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无法入睡。对着摇曳的马灯,聂荣臻和林彪、左权冷静地分析着当前的形势,探讨了几个小时之后,决定给中革军委拍发一份电报。

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你们发现赤匪了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头脑灵活的林彪用一副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接防,没有发现‘赤匪’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赤匪’的?”

  当刘伯承向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交待任务时,耿、杨面带难色。

  朱主席: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但他对毛泽东灵活多变的指挥作风十分不满,对翻来复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电话是乐昌附近一个叫赖田的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听电话的是“赤匪”军团长林彪,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开抵乐昌,一个团的部队开往九峰山。

  聂荣臻知道,他们觉得部队的思想工作难做。他理解他们的难处。指战员们一路过封锁线,钻连绵的大山,进入这样的城市,多想吃顿饱饭,饱饱眼福,可是进了城屁股还没坐热又得出发。聂荣臻对杨成武说:“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我军如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须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之起伏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聂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听到这里,林彪的脑门上沁出了几滴冷汗。听罢电话,他急令二师第四团立即行动,奔赴九峰山,拼死抢占阵地,他自己也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

  耿、杨二人思想通了。经过做思想工作,他们集合起队伍出发了。

  报务员就在旁边,立即发出嘀嘀嗒嗒的响声。发报声打破了深夜的沉静。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了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将领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怪石兀立,古树独生,悬崖陡壁,洞深路险。被林彪命令前往抢占九峰山的红四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

  在危机面前,在困难面前,靠什么鼓舞士气?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明白奋斗的目标并为之赴汤蹈火。聂荣臻从切身经验里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枪声暂歇之后,发报声显得那样响,那样有力,一声声敲击在聂荣臻、林彪和所有在场人的心头。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报发出去了,他们焦急地等待着。

  由于红四团动作神速,加上红三军团右翼钳制了粤军的行动,一场难以避免的恶仗得以幸免,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会议是在王家烈部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一座豪华的住宅里召开的。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走廊,四周有围墙,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株古槐。会场设在楼上一间长方形的客厅里。红木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因为天冷,地板上还烧着一盆炭火。

  聂荣臻翘首东望。东边,由于矮树林的遮挡,看不到湘江,但却听得到从远方传来一阵阵的枪炮声。五军团的指战员在阻击敌人。他想象着渡口的情形。渡口,红军生命之所系,牵动着所有指战员的心。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红一军团由左翼改走右翼,沿天堂圩向道县前进。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整个突围过程中,红一军团始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历尽艰辛,过关斩将。在行进中,红一军团代号“南昌”。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聂荣臻和林彪。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为他作翻译。在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不少工作,使一些人思想通了。周恩来、王稼祥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30多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12月1日1时半,收到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电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在湘粤边界地区,有两条南北流向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之间,相距五十公里左右。道县旧名道州,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1934年初冬,蒋介石企图利用潇水和湘江这两道天然屏障,将红军全歼。于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大厮杀。

  会议由博古作主报告。他首先谈了第五次反“围剿”,对战争的失利强调了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

  3点30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发来了电报: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代号“红星”)安全渡过潇水,红一军团决定先敌抢占道县。11月20日,林彪、聂荣臻令红二师奔袭道县。22日,红二师占领道县,中央纵队于此顺利越过潇水。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李德进行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与湘江平行,有一条桂黄公路。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赶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有二十多个师的敌军布防在全州、界首、灌阳之间的“铁三角”地区,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部分。

  李德连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瞎指挥,让聂荣臻很恼火。

  其他电报多是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而这份电报,却用了最高权力机关联合的名义,其份量可想而知了。

  11月16日,红一军团攻占临武,向江华、永明方向推进。此时,桂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刘建绪部还未赶至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正是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但是,在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却迟至11月25日才下达命令,决定兵分两路强渡湘江。

  与会者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承认博古、李德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会前和会中,凯丰三番五次找聂荣臻谈话,要他支持博古,被聂荣臻坚决拒绝。

  在红一军团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严峻的情况。一军团与三军团一起,肩负着全军安危的命运。林彪、聂荣臻,政工人员,参谋人员,战勤人员,全部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决心死战。聂荣臻立即组织政工人员全部到连队,提出明确的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这时,敌人各路部队均已到位,湘江已被敌人堵得插翅难飞。

  聂荣臻从来不在大是大非面前搞折衷或者妥协。

  12月1日,战斗比前一天更趋激烈。10多公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到处部在拼杀。敌人攻击三团阵地受挫,转攻一、二师结合部。

  中央军委将渡江地点选在界首与凤凰嘴之间。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防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

  关于尔后的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的发言都建议打过长江去,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贵州人烟稀少,又毫无工作基础,建立根据地实属困难。而四川比较富裕,人又多又有第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四川军阀搞得民不聊生,只要发动群众就能站稳脚跟,大有作为;且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聂、刘的建议。后来因敌人堵截,张国焘又放弃了川陕根据地,这项建议未能实现。

  结合部被敌军突破,二师被迫后撤。

  红一军团的司令部就设在界首的一幢旧房内。红一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奉命前来接防。林彪问:“彭总呢?”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行军途中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近午,聂荣臻得悉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他和几个军团领导人都为之舒了一口气。保住了党中央,就是保住了革命,损失再大,有党中央在,革命就有希望。湘江边,枪炮声更加激烈。显然,敌人正对未过江的红军实施攻击。

  黄克诚说:“正率三军团主力在灌阳与桂军作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从此,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林、聂命令一,二师交叉掩护,边打边撤。

  林彪又问:“中央纵队呢?军委呢?”

  遵义会议进行了3天。追兵在即,会议精神来不及向部队传达。1月19日,滚滚铁流又向前奔腾而去。

  此时,军团指挥所本身已经变成了前线,因为敌人正在侧面迂回,下决心把窄窄的一道走廊切断,与粤军会合。作为高级指挥员,林彪和聂荣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临危不乱。他们冷静地观察着疯狂的敌军,适时地给部队下达后撤的命令。他们没注意到,敌人已经插到他们的脚下。警卫员邱文熙突然报告:“敌人爬上来了!”聂荣臻忙问:“你看错了吧?我们的部队正在调动。”“没错,是敌人。”聂荣臻到前面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正向山上爬,已经快到跟前了。聂荣臻并没有惊慌,他首先想到的是指挥所后面的二师政治部。他叫警卫排长刘辉山下山,通知二师政治部赶快转移。刘辉山向山下跑时,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脚板心。敌人已经快扑到跟前了,军团指挥所匆忙后撤。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警卫人员全都拿起了武器。尽管这个指挥机构领导着千军万马,但它非常精干,在硝烟和丛林的波涛里,转瞬之间便消逝了。但摆脱国民党军的飞机却不容易。

  “还未赶到。”黄克诚报告。他看见林彪嘴角动了一下,听见林彪轻声咕哝了一句,于是问道:“我们是否也在湘江北岸布防?”

  飞机在他们头上散发要红军投降的传单。飞机贴着树梢飞,投弹,扫射,连飞行员的身影、机翼上的字码都清晰可辨。有的人停住脚仰望,脸上带着惊惧。

  林彪拒绝了:“不行。守江先守岸,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过江。”

  “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的敌人!”聂荣臻督促着。

  黄克诚接受任务后,立即率四师行动。红一军团也由界首北移至全州,全力阻击湘敌。

  他的沉着给指战员很大鼓舞。在渡口,部队、机关,打乱了建制的零散人员、挑夫、减轻了负荷的辎重队伍、抬着伤员的担架队、没有人管的四散乱逃的战马等等全部拥挤在一起,一片混乱。有些部队最终还是没有过江,他们多是新成立的部队,缺乏骨干,缺少训练,最终遭受了严重损失。三十四师以及八军团被打散的部队等,全没有过江。在这里,聂荣臻碰到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几天的时间,博古苍老了许多。他的眼睛失去那种熠熠生辉的眼神。他显得那样疲惫。在他旁边站着李德。李德一直是神气活现,动辄骂人的,但此时也是垂头丧气。有人向博古建议,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有秩序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渡江。博古有气无力地说:“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过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几个就算不错了!”

  由于湘敌刘建绪部四个师先期占领全州,红一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鲁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飞机发出尖厉的呼啸,向渡口轰炸,炸弹落在水里,炸起几丈高的水柱,两侧掩护的山头上枪炮齐鸣。博古在湘江边拿着手枪乱比划,显得手足无措。

  11月28日凌晨,一弯明月仍高悬天下,银辉遍地,寒气逼人。连夜赶到觉山的林彪、聂荣臻召集师团以上干部查看地形。觉山,北距全州十五公里,南离渡口二十五公里,一条公路与江并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岗。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要地,守住了它,就卡住了敌人进入湘江西岸的咽喉。受命主守觉山的是红二师四团。林彪、聂荣臻反复叮嘱耿飙和杨成武说:“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聂荣臻拦住严肃地说:“你是领导者,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越是紧张时刻,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29日,敌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过湘江,即以四师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空前激烈。

  越过湘江封锁线的红军部队,终于进入三千界一带的大山。进山有一个很窄的隘口,名叫梅子冲,各支部队都往口子上挤。聂荣臻下了马,站在口子边上,就像一个执勤的交通警,指挥部队有计划地通过。他两手习惯地叉着腰,指挥着望不到头的长龙从他身边走过。

  杨成武事后回忆这场战斗时,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

  罗炳辉和蔡树藩带着九军团上来了,眼看部队将要在隘口上发生“挤车”现象。聂荣臻向罗、蔡说明,九军团需要稍稍绕路,走另一个口子。罗、蔡高高兴兴地带着部队绕道而去,避免了混乱。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上来了。聂荣臻和罗荣桓是老战友了。他一眼就看出,罗荣桓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八军团的部队被敌人切断了。聂荣臻安慰罗荣桓说:“现在过来多少算多少,先安置宿营。”

  30日,红一军团展开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敌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相继攻占米花山、尖峰岭、美女梳头等阵地。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红一军团被迫退至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组成第二道阻击线。

  黄昏,在红军匆匆行进的脚步声中降临了。聂荣臻还站在那里。天渐渐黑了,北边的湘军停止了攻击南边的桂军也停止了攻击。聂荣臻仍在等待着后续部队。第二天,当他得悉少共国际师还没有过江,便和林彪商量,派出一支部队重渡湘江,去接应少共师。少共师是新部队,在这样严重的关头十分需要老部队的援助。他们终于把少共国际师接过了湘江。

  林彪一下阵地,就问:“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了没有?”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这时,红军由出征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它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为革命的转折提供了契机。

  “没有。后续部队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还没到江边哩。”聂荣臻告诉他。

  参谋长左权没好气地说:“怎么这么慢?”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抬着那么多破家当,怎么快得了?唉!”

  30日深夜,月光再度升起。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一军团首长彻夜未眠。他们冷静分析了战场上的敌我态势,给中央军委拍去一封火急电报:

  ……由觉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挥,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兵力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凌晨,朱德下达紧急作战令,命令红一军团坚持原地抗击来自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两小时后,为保证前一命令的完成,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打电报给红一、三军团:

  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12月1日,林彪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誓死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于是,红一军团在江岸,二十多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起伏的树林间,尸身狼藉,杀声阵阵。时近中午,一股敌人迂回到了军团指挥部门口。警卫员邱文熙跑进来大声报告:“敌人摸上来了!”

  正在吃饭的林彪和左权吃了一惊,连忙放下饭碗。聂荣臻有些不相信,问道:“你没看错吧?”

  邱文熙急得直摇头:“你看嘛!”

  聂荣臻顺着他的手势向远处一望,果然是一股敌人,手端着清一色的奉天造刺刀,明晃晃地直逼过来。“快撤!”林彪、聂荣臻、左权等赶紧分头向山隘口转移。

  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林彪雷霆大怒,“妈的,这是拿兵团首长的性命开玩笑,要追究责任,查一查,看这股敌人是从哪个缺口进来的?”

  “是西城。”作战参谋回答。“西城”是红一师四团的代号。

  “大军突围,要严守纪律,”林彪那泛青的脸冷森森地对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说,“你亲自到四团查明原因,要是他们临阵退缩或有意纵敌,就执行军法,提着耿飙的头来见我。”

  罗瑞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怒气冲冲地带着执行小组来到四团阵地,耿飙一见,心中暗叫,“糟”。“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谁在作战中弯一下腰,也会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耿飙面前,用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得?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罗瑞卿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留下块很醒目的疤痕,加上说话时严厉的神情,显得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耿飙委屈地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战场,结合部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好,我相信你一次。”罗瑞卿态度稍稍缓和,又问:“指挥打仗为什么要披毯子,这像什么样子?”

  耿飙的警卫员跟罗瑞卿很熟,忙解释,“罗局长,你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哦,”罗瑞卿这才收起驳壳枪,有些后悔,温和地说,“刚才有股敌人从你们这儿冲过,直插军团指挥部,林彪军团长和聂政委险些当俘虏,你们说玄不玄?”

  耿飙听了伸伸舌头,“哎呀,差点闯大祸。我们将功补过。”他亲自组织突击队堵住缺口,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兜击突进来的那股敌人,防线才恢复稳定。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三军团和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激战五天五夜,损失惨重。1日正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被剥夺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望着满江血水和两岸堆积的红军尸首,喃喃自语道:“罪过,罪过!”

  湘江一役,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红军广大官兵中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经此次失败更加激烈,达到了极点。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进入湘南山地。饥饿与疲乏,无停顿的行军,长距离的奔走征战,使红军官兵怨声载道。一场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着。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免被正在等待红军北上的敌军一口吃掉。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并确定以遵义为这一新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

  毛泽东被冷落两年后,第一次受到尊敬和信任,这标志着博古、李德时代进入尾声。

  博古本人对于日趋严峻的局面一筹莫展,他整天拿一把手枪在脑门上比划,嘴里呢喃着:“这样一下,就完了,就好了。”当时广大的红军将士都在迫切要求撤换现有领导,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因为湘江一役使红一军团受损过重而对博古、李德颇有怨言。

  黎平会议后,一军团奉命抢渡乌江天险,林彪、聂荣臻率一师,军委率二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渡过。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来到一师,恰巧军团司令部刚宰了一口猪。大家一起“打牙祭”,这是长征途中难得的享受。吃完饭后,毛泽东等人正要出门,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往里一指,告诉李德说:“里面有饭,进去吃吧!”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却很快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流传到各军中。

  1935年1月2日,红一、二两师渡江成功,接着打开遵义城。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汉、苗、黎各族商贾云集,市面十分热闹。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从1月14日开始,林彪、聂荣臻奉军委指示,将部队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5日晚饭后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内宣布开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军政主要首长参加会议。他们围坐在一个小铁火炉周围,正中三把椅子上坐着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博古很高很瘦很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一个“黑面木偶”。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与他相反,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很快便获得了与会者的谅解。

  毛泽东一改过去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毛泽东十分策略地避开政治路线,不提政治错误,只提军事错误。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

  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

  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摔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遵义会议红军虽然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但军事形势仍不乐观。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四十万兵力,组成了“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

  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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