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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毛子任亲点的大旨副主席李德生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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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毛子任亲点的大旨副主席李德生为啥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被毛泽东指定为党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是因为清查“九·一三”事件有功当上副主席的,他哪里想到自己后来也会成为“林彪分子”,成为四人帮围攻的对象。最终,李德生被迫辞去了中央副主席一职。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①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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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李德生成为批判重点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1973年7月10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上送。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这个报告。但是,毛泽东没有批示“同意”,因为专案组并未找到太多林彪的罪行。中央专案组两个负责人李德生、纪登奎不行!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同年12月,毛泽东认为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他在中南海驻地召开四天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十天之内,清查“九·一三”事件的两员大将,李德生被调离北京,纪登奎则到了农业部,当了一名农业研究员。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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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②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1974年9月,毛泽东认为:“批林批孔”中贴出的关于几位军区司令员的大字报,没什么新内容,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谈就行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放心,又改变主张,由政治局召集大军区负责人开会,“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问题。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④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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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⑥”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四人帮”攻击李德生搞“政变”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⑦”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从8月26日起,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⑧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江青攻击1973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⑨追查所谓“蜗牛事件”,⑩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⑾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是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在这以后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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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⑿“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⒀”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李德生只好沉默不语。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七0、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9 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他们虽然作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⒁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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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16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⒂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①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讲得多好啊!这是叶剑英对李德生的信任,是对李德生的亲切嘱咐。李德生理解叶剑英此时的处境和话中的寓意,也不便向叶剑英做任何表白,提任何要求。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②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争的艰巨。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④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⑤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李德生平fan,说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牵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1985年,历经风风雨雨的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XLW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⑥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李德生是十二军军长,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可是毛主席却为何却独独提拔他为中央副主席了呢?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⑦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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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⑧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有4项议程:一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讨论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及当前形势问题,四是通过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扩大吸收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则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55%以上。这项会议的重要议程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将要召开的中共九大中央上层人事安排的一次预演。会上,林彪、江青等人对被认为是怀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陈毅、李富春、叶剑英等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也加上“一贯右倾”的罪名。这实际上是他们为排斥和打倒老同志造舆论,以便为自己在九大上占据重要权位做准备。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⑩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⑾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开幕式上,毛泽东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讲话。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⑿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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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⒀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原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所以,他十分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现在又听到与“李得胜”谐音的“李德生”,毛泽东自然感到分外亲切。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⒂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周恩来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他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了声:“到。”紧接着,他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①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③,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④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⑤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52岁。”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⑥”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⑦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⑧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⑨,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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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毛泽东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举行的,因而有着明显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色彩。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李德生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同志站起来,你把军帽摘下来让毛主席看看。”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他对布迈丁说: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李德生起立,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泽东仔细端详。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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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①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毛泽东眯起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李德生回答说:“53岁。”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问过李德生的年龄了,这次又问起他的年龄,可见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回到安徽后,李德生按原定部署,以更大的干劲抓省里的经济建设。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⑤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周恩来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身兼党政军数职,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开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抓生产问题。忽然,他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⑦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他又指出:

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来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⑧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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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周恩来在电话里答复道:“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⑩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李德生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各地市领导打了声招呼,便于7月28日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当天下午3时,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周恩来亲切地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李德生考虑到这两年自己在安徽抓经济建设有些效果,就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上的事。”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②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职务。”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③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李德生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便要亲自接见他。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兴奋中不免有些紧张。可是,当他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后,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时,毛泽东随手拿起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李德生感到亲切。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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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④”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⑤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是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肯定的,他的才干和品质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应该说,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才的推荐更为重要。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⑥”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⑦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⑧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他接下来说: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势,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⑨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⑩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①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外交部少数人谈话记录,1974年4月4日。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③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年3月27日。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4日。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传,毛子任亲点的大旨副主席李德生为啥被迫辞职。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⑤据法新社北京1974年4月2日、6日、7日电。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党政军数职,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工作,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⑥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关于安徽的工作,李德生把全省重大工作向省委常委们作了交代和部署,要求省委的同志加强集体领导,大胆抓工作,重大问题要及时与他联系。接着,他又到一些地市检查了工作,对同志们进行嘱咐。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⑦“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

  不尽长江滚滚流。

关于中央的工作,李德生采取边学习,边调研,边工作的方法。活动顺序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军委办事组。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⑧“梁效”成员的揭发材料,1977年12月14日。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是在国务院各部委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成立的总理工作班子。一直到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选举、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之后,才告结束。在近8年时间里,国务院业务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履行国务院基本职能的历史任务。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⑨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记录,1974年5月30日。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李德生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参加讨论过大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国务院机构的调整、精简整编,小到一些具体事项的工作,并从中得到了不小的锻炼。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⑩[美]李政道:《我同毛泽东的会见――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见《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6页。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在审定中央军委办事组增选人员名单时,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周恩来说:“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①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中央军委办事组是于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的,是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此后,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会,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②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林彪重兵在握很是担忧,也很警惕,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太好找: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挨林彪的整。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要不会和林彪一伙搞到一块儿去,并且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开始酝酿增选人员名单时,林彪一伙并没有提李德生的名字。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李德生等几个人当作候选人。最后,在审定名单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9年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除原有人员外,新增加了李德生、刘贤权、李天佑、温玉成、谢富治。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李德生从来没有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过,所以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跟他说;重一点则把他当敌人,想法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李德生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不同他交换看法,李德生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谁都会有压抑感、陌生感和被排斥感。可是,李德生却默默承受了这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只对中央负责,只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烟云,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困难。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③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当时,按政治局的意见,李德生分管军队政治工作。1970年,总政治部恢复职能后,李德生担任了总政主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了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李德生等人谈话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他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让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却没有说。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毛泽东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林彪携妻带子乘机叛逃。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⑩

飞机一飞,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了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不然林彪也不会有这样便利的外逃机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①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4月23日。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白内障是眼球内透明晶体发生浑浊现象,当时没有快速有效的治愈方法,需要等成熟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九一三”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许多高级将领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又有了新的局面,焕发出新的活力。受冷落多年的叶剑英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李德生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③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给李德生记了一笔账:不支持她江青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并进行了“批林整风”之后召开的,本应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极佳时机。但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又加上江青一伙的干扰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大会不仅未能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全面肯定、继承了九大的错误方针,致使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得以延续。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④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图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当中的“中”的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李德生不负众望,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是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信号。十大结束时,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⑤”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⑥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至此,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这是李德生政治生涯的顶点。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中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此前,江青一伙和林彪集团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拆台。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持反对态度,成了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后,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从此便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十大上,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而不是常委,她对此非常不满。不过,王、江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当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还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大会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他们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企图全面篡党夺权。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⑦

  ⑨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李德生对江青一伙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自从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当她和李德生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时,她便想借机安插亲信夺八一厂的权。但李德生并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反而取消了八一厂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委负责制。这是总政党委研究决定并获得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支持的。江青气坏了,她认为李德生不把她放在眼里。另外,在拍摄“样板戏”电影问题上,江青无中生有地说,八一厂拍“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胶卷质量也有问题,导演、摄影师故意拍坏,不保证质量等等,这是拆“样板戏”的台,并暗中在这个问题上给李德生记了一笔账:不支持她江青。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⑩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⑧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⑨”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李德生不像一些人喜欢随风倒,而是以是非曲直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谁知通知刚发出,就有人汇报给江青,这不是在和她江青唱对台戏吗!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⑩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江青立即大嚷道:“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①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江青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非常不满,认为叶帅不买她的账,没有把王洪文安排到军委,反而建议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确,十大之后,叶剑英鉴于“九一三”事件的教训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请邓小平继续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说部队对“批林批孔”运动响应不及时,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对叶剑英、李德生产生了不满。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③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毛泽东风趣地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同时,他还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并让叶剑英拿出具体意见。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⑤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参加工作,当军委委员。”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接着,他又补充说:“邓小平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指示,并研究了贯彻实施的办法。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1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并请周恩来参加。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实施方案。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⑧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14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他提议,这件事各省都要做工作,都要打招呼,要开欢迎会、见面会。最后,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让他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⑨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15日,李德生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问题。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⑩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会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等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征求各位司令员对调动的意见。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①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李德生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首先问到他。李德生态度很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关于贺龙,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对张春桥讲过:“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引者注),贺把他杀了。”并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事后,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更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②一九七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③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的努力下,终于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稿。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列举林彪一伙蓄意捏造罪状诬陷贺龙的事实后,《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虽然《通知》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澄清了基本事实,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罪名”。④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李德生开了个好头,所以毛泽东再问到其他司令员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上海是“全面夺权”开始的地方。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时仍在“隔离审查”中。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陈丕显的来信上批道:“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⑤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接着,毛泽东又向到会人员介绍邓小平:“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毛泽东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⑥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⑦二十九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⑧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随后几天,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具体商议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并就与对调司令员谈话等事宜,作出安排。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九月三十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⑦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17日,各大军区司令员全部到京。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⑨”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⑧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通报了几天来政治局成员分别做各大军区司令员工作的情况。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⑩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①《传达毛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8月18日印。

  ⑩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手稿,1975年10月16日。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32页。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④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撤销1974年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毛泽东传,毛子任亲点的大旨副主席李德生为啥被迫辞职。  ⑤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4年9月17日。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②”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③”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④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⑥国民党元老人士,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反动统治,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来大陆参观访问。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⑦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⑧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⑥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⑨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圈阅的原件,1974年10月4日。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⑩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页。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①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⑦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②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⑧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从武汉到长沙有三百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②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6月30日。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秋风万里芙蓉国”。十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住在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宾馆九所。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③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9月9日。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十月十二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③很明显,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⑤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④

  ⑦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7月14日。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十八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⑤

  ⑧毛泽东在王洪文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⑥王洪文在信中说“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⑦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⑨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7月18日。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⑧

  ⑩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1975年4月8日。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⑨”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①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十月二十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⑩”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⑾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②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⑿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③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①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②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1974年10月14日、26日。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④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94页。

  毛泽东倚枕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⑤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

  1975,6,27”④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⑥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120页。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⑦据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4、95页。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⑧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年11月6日。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汇报信的批示,手稿,1974年11月6日。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⑿毛泽东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几天后,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十月十七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毛:好!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⑧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⑨”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毛:我赞成你!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⑾”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⑿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①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毛:这个好。

  ②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5日。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③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①

  ④毛泽东致加蓬总统邦戈的信,手稿,1975年6月27日。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同一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②”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太清,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⑤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页。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③”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④”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⑤”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⑥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四日,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四次泳。到十二月五日,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气,使陈长江感到震惊。⑥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⑧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十二月十七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⑦

  ⑨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但到他感觉到邓小平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这仍然反映出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⑩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十二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纪登奎回忆道:“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在三0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他还交代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⑧”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⑾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周恩来强撑着重病之身,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⑨”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⑿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年8月。据刘庆棠1977年3月5日揭发材料。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他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问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⑩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①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12日。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12日。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①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④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20日。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⑤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4年11月。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3、227、228页。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③”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④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⑦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⑧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4日。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⑤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⑩周恩来起草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①”谈话到此结束。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三十六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讲,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引者注),暇时可以一阅。③”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毛泽东的谈话,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⑦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十月十九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⑧”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⑨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⑩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

  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②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已表示,从明年(一九七五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毛泽东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同在武汉时一样,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仍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四人帮”的成员连一次都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④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这位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不少是他所喜爱的传统剧目。看过被江青一伙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园丁之歌》后,他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5、369页。

  一九七四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鉴于“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扩建江青所说的“第二武装”、煽动派性斗争,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

  ⑥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至11月。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⑦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初。

  一月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⑤”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⑥

  ⑧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9日。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⑨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0月28日。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⑦”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⑩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2日。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⑨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①

  对这个结果,“四人帮”感到格外沮丧。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⑩”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②

  这年一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⑾”江青一无所获而归。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③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①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7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②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2月30日。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④

  ③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月4日。

  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⑤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

  后来,毛泽东又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⑤唐闻生、王海容所写的书面材料,1974年3月14日。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⑦”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⑧”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⑥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原军事学院院长、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⑨”

  ⑦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⑧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⑩”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⑾”“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⑿”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⒀”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⒁”

  ⑨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2月1日。

  给江青写“以不见为好”这个批示的前一天,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

  ⑩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据王、唐写的追记材料(1976年10月17日)。

  ①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3日。

  ⑾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2页。

  ②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4日。

  ③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④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26、427页。

  ⑤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3日。

  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11月21日。

  ⑦毛泽东在邓小平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22日。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5年11月23日。

  ⑨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3、54页。

  ⑩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⑾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⑿毛泽东同毛远新的文稿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2月10日。

  ⒀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12月27日。

  ⒁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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